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四)

讲授/邓小南   2017-04-08 06:13:09

我们知道,唐代的都市文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在宫廷和寺院的,包括公共文化活动,很多是以寺院为中心举行。宋代则有各类展示在十字街头的文化活动,世俗的文化、市井的文化在这个时期经历着大放异彩的阶段,包括通衢路畔说书的、饮茶的、杂耍的,生动活泼。茶楼酒肆、巷陌街坊,都成为士人呼朋唤友往来的空间、交游的场所。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东京梦华录 》里读到的,都会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城市里面有很多士人民庶热络交往、相互会聚的公共空间。这也体现出一种市井化、平民化的氛围。

陶晋生先生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对于宋辽金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宋辽金元史新论》的序论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是理想,改革家则企图将理想付诸实现(偏被理学家反对);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在这样一个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下,“雅俗兼备”、精致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文化方面的这样一种特点,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持有一种平常心,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实际上和禅宗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 》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

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则说: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而“游于艺”,也是和君子的道、德、仁相关的,这也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的。也就是说,新儒家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艺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当时的一些艺术作品也在观照这种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宋代书画鉴赏方面,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观察,我们会觉得,宋代这些山水画可能呈现着当年画家们“观天下”的方式和感悟。曾经有学者指出,今人说到画卷的时候,通常是说“看”画,但是古人会说“观”。“观”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里说“观”是一种“谛视”,是指凝视、审视,不是写生意义上的透视,而是包含了内心体悟的凝视和洞察。山水画作的“高远”“深远”“平远”,其实是出自作画者、观画者内心对于山川的全景式体验。这种“观天下”的方式,反映着他们的“天下观”。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说到宋画意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画境、诗境、心境,这些是贯通彼此、浑然一体的。

宋代艺术有很多突出的特点,简约可能是众多特点之一。比如南宋画家梁楷的人物画,有工笔有简笔(减笔),其简笔画作体现 着“参禅”的兴味,率真简洁,所谓“萧萧数笔”“神气奕奕”。宋代的瓷器,也渗透着美学的简洁韵味。宋瓷多为纯色,不像后世的瓷器那么堂皇绚烂,但它带给我们一种淡雅自然的感觉。在宋代,不仅仅是一些艺术形式——像画作、瓷器——会体现简约风格,即便是官员跟皇帝讨论治国之道的时候,他们也会说“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方面,他们也认为简约是值得倡导的合理方式。当然,以瓷器为例,我们也会看到,和清绝雅致、隽永端庄的风范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对浅俗的风格,比如说一些瓷器上写着“忍”,或者“孝子”“贤妻”这类字样,这样的一些器物肯定也为世俗需求所喜爱。

通过许多实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当时雅和俗这两者是并存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融通的。宋人画作里有描写市井生活的画卷,文学中也有描写市井生活的作品。这就很生动地体现出贯通于两宋的文化风情或者说文化特质。

北宋名臣孙何在其奏疏《论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资,新旧参列”的原则,认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纲纪”的关键。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备,新制度旧传统吸纳互补,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子语类 》里面记载,南宋时朱熹跟他的学生谈话,说:

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

所以精和粗、理和气、雅和俗这些都应该是并列融通、相互发明的。韩淲是南宋中期的人物,韩元吉的儿子,他在诗作里也说道:“雅俗岂殊调 ,今古信一时。”意思也是说,自古至今雅和俗这两者是可以互相积聚滋养,可以互相会通的。宋代这样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趣味和活力。

宋人的生活中雅俗相依、一体多面的特征十分突出。两宋的社会环境是复杂多变而非凝滞稳定的,既有承平的时期也有战乱的时期,有困顿艰难的持续压力,也有相对繁荣兴盛的阶段。当时创作群体的类别不同,有士人作家,也有市井文人;艺术品味也是多元的,有雅骚之趣,也有郑卫之声;世俗匠画与文人画作相映成趣,市井作品中也洋溢着书卷气息。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弃疾为例,我们知道他的生活颇为坎坷,艰忧中曾有暂时的安宁,他个人的文学作品风格也是多元的,体现出征战沙场的激昂慷慨,也反映着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情怀。他有豪放悲凉的词作,抒写壮志与内心的愤懑,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也有婉约清丽的词作,勾勒民间生活场景,像“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等等。风格多样、雅俗互补,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养、相互补充的氛围。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游于艺”的题目上来。范祖禹是北宋中期的人物,在他当年写给宋哲宗的章奏里曾经说:“古之圣人莫不以好学为先,游艺为美”,这个“游艺”也是指我们反复谈到的“游于艺”。南宋中期的韩元吉,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也讲到他对“游于艺”的理解,他说:

昔夫子之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盖以教于门弟子之本旨也。所谓“志”者,勿忘之谓;“游”者,或出入焉;“据”,不可失;“依”,则不可离乎!

也就是说,这四者是孔夫子当年教育他的门人的根本性宗旨,士人的生活实践正是要依据这一套相互关联的原则。范祖禹将“游”解释为“出入于其中”,活动于其中。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会说“游于艺”是当时士人活动的方式,是他们从容、涵泳的生活态度,也是他们雅俗兼备的艺术追求。

我们要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前面讲到宋代立国的基本环境,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宋代的经济、文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与士人民庶的积极活动分不开。那个时候的士人对于他们自己文化活动的理解,其实是在“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这样的框架下认识的。“游于艺”反映着他们当时的生活态度,是雅俗兼备的实践活动与艺术追求。 (全文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上一篇回2017年4月第4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