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政治风潮中的幸与不幸

撰文/把梦阳   2017-04-08 06:13:00

公元229年,吴王孙权正式称帝,改元黄龙。作为硕果仅存的东吴开国元勋,老臣张昭却于此时“以老病,上还官位及所统领”(《三国志·张昭传》)。孙权并非心胸狭窄之主,也未曾如刘邦屠戮功臣;何况,张昭早就淡出东吴最高政治决策集团十馀年,对政权并无威胁。本传中的寥寥数语,并没有说明张昭辞官的真正原因,但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却道出了一个历史细节:

(孙)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

“张公之计”指的就是当年张昭劝孙权降曹操一事,二十年后,孙权仍对此耿耿于怀,张昭辞官,恐怕与此紧密相关。不过,尽管在百官之会上羞辱了张昭,孙权随后又拜其为“辅吴将军,班亚三司”,并封其“娄侯,食邑万户”,依旧给予这位老臣应有的体面。

以上这些记载,也是从古至今的史家论张昭、孙权以及东吴历史经常使用的材料依据。的确,张昭在赤壁之战前劝说孙权投降曹操,是其一生的“政治污点”,也直接导致其被孙权长期冷落,在东吴的政治地位急转直下,这也是历代史家的基本共识。但是,作为东吴早期独一无二的谋臣,张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原因恐怕不只在政治谋略的层面。结合汉魏之际士人普遍的思想、文化信仰的重建这一历史大势,张昭的士人角色始终左右着他的一次政治抉择。在汉晋之间风起云涌的政治变换中,张昭之一生,也经历了若干幸运或不幸。

张昭字子布,徐州彭城人,生于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据本传记载,张昭“少好学,善隶书”,并且“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此外,根据孙权以“张昭有师法”,命其子张休先“从昭受 读”《汉书》,再“还以授”太子的记载(《三国志·孙登传》),可知张昭亦有《汉书》学造诣。如果东汉王朝能够一直保持稳定统治的局面,张昭也许就如同东汉中前期的大多数士人一样,要么接受征举,进入州郡为掾吏,然后步步进取,专心于仕途;要么退居岩穴之间,精研典籍,著书立说,成为一代“通儒”。但是,东汉中期以降,混乱的政治秩序与严峻的统治危机,显然没有给予张昭这代士人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桓、灵之际,党锢之祸的阴影一直弥漫在士林之中,不仅阻断了诸多士人的仕进之路,更是激化了他们在思想文化层面与帝国的矛盾。

两汉以来,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进程不断深入,儒生士人日益活跃于参政议政。他们所希望的,是将经典中构建的“王道”景象,真实地付诸于政治现实。可以说,这一努力在东汉确实取得了较大成效,儒学成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并扩大了士人的社会基础。但不能忽视的是,两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中,“霸王道杂之”的因素也持续存在着。统治者固然希望借儒家经学实现思想统治,但在具体的行政治理与刑法运用上,仍需要借助强大的权力机器,这显然与儒学士人崇尚德教礼治的“王道”信仰发生了冲突。尽管在前半生并未参与任何政治集团,但精习《左传》《汉书》这两部推崇“王道”理想经典的经历,对张昭文化信仰的形成,则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献帝初年,“天子播越”,帝国的统治完全崩溃。乱局很快就蔓延到张昭所在的徐州,是时“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在这一时代风潮的裹挟下,张昭也南渡淮河,到扬州避难。此时扬州属于袁术的势力范围,但在士人眼里,袁术虽出自“四世三公”的高门大族,却是一个“素无纲纪”且有悖逆之心的纨绔子弟。尽管“汉道陵迟”,但士林舆论还是将希望寄托于那些有志于“匡扶” “兴复”汉室者。如同曹操早年就曾被桥玄目为能够安定“天下大乱”的“命世之才”(《三国志·武帝纪》),作为袁术“部曲”的孙策亦是如此。在士人眼中,孙策是“善于用人”,且士民莫不为之“尽心致死”的英雄人物(《三国志·孙策传》)。因此,张昭在兴平二年(195)成为了孙策的幕僚。如果说在脱离袁术后迅速占有吴、会,依靠的是军事实力,那么,张昭以及其他大批士人的加盟,则加强了孙策集团的政治实力。汉末群雄多为一时之雄,能持久者,莫不依靠幕僚士人的政治智慧,如曹操听从荀彧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刘备执行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相应的,孙策则执行了以“辅汉”旗号为核心思想的战略:

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

史载此为张纮之谋。结合张纮曾“入太学”,“治 京 氏《易》、欧阳《尚书》” 以 及“《韩 诗》 及《礼记 》《左氏 春 秋 》” 的经历(参《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可推测其与张昭有类似的学术背景与政治信仰。同时,孙策曾以张昭为“管仲”,且张纮与张昭常“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并为参谋”(《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可见此战略也应被张昭所认可,并在“二张”共同主持下进行。

张纮将孙策比作齐桓、晋文,视汉室为周室,把孙策以“诛除群秽,匡辅汉室”为目的的事业喻为超越齐、晋之功业。与之类似的,是沮授曾建议袁绍迎献帝,但被袁绍拒绝;反之,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建议,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控制了中原、河北大部分地区。沮授、荀彧、张纮以及张昭等人,都希望借助群雄的军事实力,以霸主之姿,振兴汉室,这反映出当时士人的普遍共识,是希望保全献帝正统,稳定局势,从而实现“王道”理想。从个人命运看,张昭等士人虽遭遇离乱,承担了时代造就之大不幸,但他们在“匡复汉室”的风潮中得遇明主,则又是一种幸运。

建安五年(200),孙策意外身故。在张昭、周瑜等人的维护下,孙权顺利继业,江东既有战略得以持续发展。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三国志·吴主传》),与周瑜“共掌众事”(《三国志·周瑜传》)。但是,曹操占领荆州大部后,随即挥师南征,针对重兵压境的局面,江东集团发生分歧:张昭等士人主张降曹,而周瑜、鲁肃等将领则力主抵抗。最终在后者的主导下,孙权击退曹操的军队,巩固了江东基业。有史书引孙权之语,说张昭等人劝降的目的是“各顾妻子,挟持私虑”(《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裴松之则认为张昭劝降之事“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其目的在于“上藩汉室,下保民物”,“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评语)。裴氏的观点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较为客观地解答了张昭劝降之内在原因,既为了维护东汉正统,也希望保全江东百姓,体现出宽仁爱民的用心。显然,这是由张昭的“王道”政治信仰所决定的。不过,“匡复汉室”的旧旗号,在鼎足之势日渐明朗的前提下,已不能满足军事霸主日益膨胀的野心。尽管江东战略由张纮、张昭主导,但二人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对战略指导思想的规划;但很快,豪族、游侠出身的将领就提出了更富进取的战略目的:鲁肃初见孙权,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更将孙权比作汉高祖刘邦,认为其目标应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志·鲁肃传》);甘宁认为“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孙权应“先取黄祖”,进而沿长江西进,“渐规巴蜀”(《三国志·甘宁传》)。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孙权的首肯,并在日后付诸实践。可见,江东战略在孙策时代,尚是以建立“匡复汉室”的“齐桓、晋文之业”为目的,但到了孙权时,则开始转向了“帝王之业”的建设。

对此,张昭的反应十分激烈。对于鲁肃,张昭以为其“谦下不足,颇訾毁之”,又说其“年少粗疏,未可用”;而对甘宁,张昭亦以“若军果行,恐必致乱”责问之。然而,在孙权的支持下,鲁肃的地位得以稳固;而甘宁更是反问张昭:“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其实,张昭对鲁肃的责备,或许有自恃功高而排挤新人之嫌,但恐怕深层原因还是对其“帝王之业”主张的排斥;其与甘宁的争论,也并非是单纯反对武力征伐。孙策在时,“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三国志·陆绩传》)。显然,在张昭等士人看来,“武治”是必要手段,目的仍是为了“匡复汉室”,这自然与日趋占据主导的“帝业”主张发生冲突。

有学者根据以上史料敏锐地指出,张昭与鲁肃之所以提出不同战略的根本原因,在于张昭等“儒学士大夫”,与孙权主导的豪族集团存在着“思想文化层面”的分歧,前者仍对东汉朝廷存在认同,后者则试图取而代之,这一矛盾在赤壁之战前就已经显现(参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2-178页)。从政治文化信仰的角度看,这一分析无疑是准确的。不过也应注意到,即便在士人内部,对于是否维护东汉正统,亦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此后成就了蜀汉与曹魏帝业的诸葛亮、许靖、华歆、王朗等人也都是士人,其中王朗还是昔日与张昭志同道合的好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有所分途。江东本土的儒学士人顾雍、张温等人,并未对东汉朝廷表示出誓死效忠的决心,最终也选择支持孙权。当然,根据田余庆先生经典的孙吴政权“江东化”趋势的分析看,孙权与江东士人的媾和是主要动因;但如果顾雍等人在观念上依旧以东汉为正统,以其本土世家的身份实力形成政治联盟,亦可阻碍鲁肃等人主导的“帝业”进程。因此,张昭属于在观念上依旧亲近于“汉统汉道”的士人,但在汉魏之际历史大势的碾压之下,张昭的主张注定无法实现。

然而历史终究是“唯胜利”论,赤壁之战的结果,想必也震撼了张昭的内心,其政治舞台在此战之后也就基本宣告谢幕。不过,与荀彧相比,张昭是幸运的:建安十七年,荀彧因反对曹操进魏公、加九锡而遭猜忌,最终以“饮药而卒”的方式实现了最后的抗争(《后汉书·荀彧传》,似本于《魏氏春秋》说)。《三国志》《后汉书》虽在叙述荀彧之死的原因时,笔法有所不同(《志》云荀彧“以忧薨”,赵翼以《志》为曹操避讳而《书》为直书,见《廿二史札记 》卷六),但均以“曹操遂为魏公”这一颇具微言大义的语句为荀彧生平作结。荀彧之死,对寄身于他处且仍旧心怀“汉室”的士人想必也是沉重的打击。根据江东与许都士人曾多有书信往来的记载,张昭很可能知道荀彧之死的真相,如若此,不知其作何感想?我们甚至可以大胆预测,即便孙权真的归降曹操,结合此后曹操建立魏王霸府,步步紧逼汉献帝的举动,张昭的命运,恐怕也将如同荀彧一样,在幻灭中走向死亡。当然,对历史的假设并无太大意义,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孙权如曹丕一样,最终自立为帝,那个寄托了张昭等汉末士人信仰与理想的东汉王朝,注定是要倾覆灭亡而不可再生了,这也是张昭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不幸。

荀彧死后二百馀年,南朝宋人范晔著《后汉书》,将其放入列传,从史家的视角,赋予了荀彧“汉臣”的哀荣。但更多如同张昭者,则以故汉士人之身份,分别迎来了魏、蜀汉、吴三个都自称“正统”的新政权。公元229 年,孙权称尊改元。这意味着东吴建国的“征战”年代已经终结,而正式进入了“帝国”时代。孙吴政治制度并未全面继承东汉,如不设三公,而给予丞相较大的权力(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58页)。由于张昭劝降曹操的“历史污点”,自然无缘此要职,后虽被任为“辅吴将军”,且“班亚三司”,但是,终究是“在里宅无事”,故而只能重拾起当年的学问,“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 》”(《三国志·张昭传》)。不过,在一些重大军事、政治问题上,孙权仍然会咨询张昭,通过张昭的答问或谏言,依旧能体会到其“王道”信仰的某种延续。

如在刑法问题上,孙权曾“咨问得失”于顾雍、张昭,后者因“陈听采闻”而“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孙权对此恐有不快,故先“默然”再问顾雍;不过,同样是士人出身的顾雍则答曰“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这才促使孙权“议狱轻刑”。不过,由于此段记载系于顾雍本传,目的在于彰显孙权对顾雍的信任,其史之笔法,似有以张昭反衬顾雍之嫌。但这也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张昭当时虽已“无事”,但犹“陈听采闻”,仍在关注朝政;再则,其主张“轻刑”的观点,符合其作为儒学士人秉持的“重德轻刑”的“王道”政治理想。

又如在使节问题上,曹丕篡汉后,孙权暂且对其称臣,魏遣使邢贞“拜权为吴王”。而“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引起了张昭、徐盛等江东臣将的愤怒,邢贞得知后,有“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之叹(参《三国志·徐盛传》)。此后吴蜀和解,蜀汉遣使来朝,张昭因“直言逆旨”而“中不进见”,但蜀汉使臣在会面中“称蜀德美”,孙吴方面却“群臣莫拒”,故孙权不禁叹道:“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第二天就“遣中使劳问”张昭,并将其邀请至朝中致歉(《三国志·张昭传》)。表面上看,这是史家对张昭“辞气壮厉,义形于色”之谏臣性格的表彰,但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则可看到,张昭对魏使邢贞“骄色”的不满,和孙吴群臣试图对抗称赞“蜀德”的蜀汉使臣,都是出于对孙吴“正统”的认同与维护。

因此,笔者猜测,张昭在晚年,其心态很可能又经历了一次转变,即接受了东汉灭亡的现实,而将其政治信仰寄托于已经形成帝国形态的东吴政权。进而,张昭又试图将孙权塑造为符合其“王道”理想的圣君。不过,根据史书中有关张昭几次激烈进谏触怒孙权的记载,不难看出,一贯以“意气”为尚的孙权,不仅不会接受张昭的劝谏,并且对来自士人的规劝与掣肘,想必也充满着警惕与防备。有学者认为,孙权的“意气”显然来自于家族熏陶:其父孙坚是勇猛、果决的“轻佼”之徒,其兄孙策则如傅玄所言“明果独断”(参方诗铭《方诗铭论三国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但“意气”毕竟只是一种相对鲜明的性格特征。理解历史人物,我们固然可以参考他们的个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但也应注意到,与其他集权帝王一样,孙权无法避免帝国体制对其“非人性”一面的塑造与强化,他的行为举动,实际已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强大的帝国意志。张昭对“王道”的追求,如触犯了孙权所追求的绝对权力,则是帝国体制所不能允许的。

不过,孙权终究对张昭保持了极大的宽容,张昭也没有过分地干预政治,二人彼此都给予对方一定的馀地,在多年之中,保持了相对和睦的关系。嘉禾五年(236),八十一岁的张昭寿终正寝,孙权“素服临吊”,并谥其“文侯”。但是,仅六年后,与历来集权帝王一样,孙权最终还是与孙吴士人在事关“王道”与“正统”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在以立嫡之争为矛盾焦点的政治斗争中,支持太子的儒学士人,以张昭之子张休以及顾谭、顾承、吾粲等人为核心,遭到孙权的残酷打压,非死即废。相比之下,张昭在孙吴建国后的七年当中,政权内部没有掀起较大的政治风波,士人与皇权的矛盾也并未爆发,这对于“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三国志·张昭传》陈寿评语)的张昭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大幸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上一篇回2017年4月第4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张昭:政治风潮中的幸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