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中西文化交流

撰文/彭鹏   2017-04-08 06:12:57

1833年,新教传教士在广州创办了一本名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的杂志,这是在中国境内发行的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的中文期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揭明办刊目标:“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3页)这本杂志为什么会定这样的目标,它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这还要从 19 世纪初的英国说起。

一 从伦敦到广州

1804年,伦敦传教会决定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赴华,并将掌握汉语和翻译《圣经 》定为首要目标,而宣道却并不在短期计划内(参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大象出版社,2008,25页)。1807年,马礼逊动身前往中国。临行前,伦敦会给了他一份《工作指示》和一份《基督徒告诫书》。前者再次将学习汉语、编纂汉语词典和翻译《圣经 》定为工作重心,而后者则希望他成为一名“和平使者”(参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8, 51-52页)。

伦敦会的务实态度为该会传教士的活动定下了基调。居住中国期间,马礼逊着汉服,吃中餐,能熟练使用筷子,甚至留起了辫子(参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31页),并为在澳门出生的二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味道十足的名字——“马儒翰”。在此期间,他也很好地完成了编词典和译书的工作。1812年,伦敦会派米怜(William Milne)到中国,协助马礼逊的工作。1814年,二人向伦敦会提交了一份决议书,其中包括十项内容,第四项是“在马六甲出版一种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中文杂志,以月刊或其他适当的期刊形式出版”(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65页)。次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简称《察世俗》)。尽管是一份宗教刊物,但《察世俗》并非一味传教,而是“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1822年,米怜病逝,刊物随即停办。次年,米怜的助手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简称《特选撮要》),这份杂志基本沿袭了《察世俗》的办刊方针。1826年,《特选撮要》停刊。两年后,同为伦敦会传教士的纪德(Samuel Kidd)在马六甲刊印《天下新闻》。与前两份期刊不同,《天下新闻》开始从宗教刊物向世俗刊物过渡,但大约只发行了一年。

之后接棒的就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简称《东西洋考》)。这份杂志的创办者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又译郭实猎,郭实腊等)。1803 年,郭士立出生在普鲁士的一座小镇,早年跟随一名铜匠学徒。18 岁进入柏林的教会学院学习。20岁前往鹿特丹,进入荷兰传道会。1827年,郭士立来到巴达维亚,与麦都思同住,并向其学习马来语和中文。两年后,他辞去荷兰会职务,开始为伦敦会服务,后于1831年前往中国。与马礼逊相似,郭士立积极融入中国文化,他穿中国服装,起中国名字,还为中国人看病(其生平参见伟烈亚力《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0-61页)。他甚至还认一郭姓华人为义父,以“归化华人”的身份进入广州(参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58页)。1833年,他创办的《东西洋考》在广州问世。这份刊物陆续发行到1838年前后。

郭士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创刊的缘起:“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用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12页)上文表明,郭士立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传播西学,另一方面是争取获得地方当局的认可。这种务实态度是刊物得以在中国立足和长期出版的必要条件。《东西洋考》是对之前三种刊物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血缘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封面版式上看。《察世俗》和《特选撮要》基本一致:封面中间是竖写的刊名,刊名右侧有一句中国警语,如“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左下方是编者的署名,上方是用中国年号计年法标注的出版时间;《东西洋考》的封面也是由刊名、警语、署名、时间四部分组成,只是把警语从刊名的右侧移到了左侧。

其次,从办刊方针看,《东西洋考》沿袭了“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的传统,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创刊号的序言为例,全“序”凡827字,共引述中国经典16处,其中孔子语10处,孟子语2处,朱熹语1处,另引《尚书》《诗经 》《礼记 》各1处。全部引文共344字(含“子曰”“诗云”等引导语),占全序篇幅的40%左右,“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的意味浓厚。在论理上,这些引文也使用得较为恰当。作者用孔孟之语来证明“鼎兴正道,黜斥异端,阐发艺文,是君子之专务”。什么是正道?“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仁义礼智”似乎成了中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之后,作者引用“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语来论述“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水源则一”。既然“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那么“善读者”自然应“不轻忽远人之文”(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3页)。

第三,《东西洋考》完成了《天下新闻》开启的转变,成为了一份世俗刊物。《东西洋考》涉及颇广,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宣教的内容,但宗教已经退到了次要位置。编辑《察世俗》时,米怜化名“博爱者”,宗教意味较浓;而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时所使用的化名是“爱汉者”。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察世俗》到《东西洋考》,宗教色彩在逐渐减弱,融入中国文化的意愿在逐渐增强。1838年,麦都思又在广州创办《各国消息》,这份杂志已经基本去除了宗教方面的内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综上所述,1840年之前的华文期刊基本上都是由伦敦会传教士创办的,伦敦-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六甲-广州是这些刊物发展的基本脉络。《东西洋考》是发展的关键节点,它实现了以下几个转变:从中国境外办刊向境内办刊的转变,从宗教刊物向世俗刊物的转变,以及从影响有限到影响较大的转变。那么,《东西洋考》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二 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鸦片战争之后,先进开明的中国人急需了解世界,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接触外界的机会有限。这时,《东西洋考》便成为他们开眼看世界的一扇窗。杂志最早刊登了拿破仑和华盛顿的传记,最早介绍了西式医院,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轮船、火车等西方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杂志刊登了许多介绍世界地理的文章,以及四幅带有精确经纬度和比例尺的地图:《东南洋并南洋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俄罗斯通天下全图》《北痕都斯坦全图》(印度北部地图)。《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是鸦片战争前后最精准的中国地图之一,其馀三幅图则展现了中国周边的政治格局。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东西洋考》所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成为魏源创作《海国图志》的重要参考。有学者进行过统计,魏源引《东西洋考》13期,文章共24篇,其中多数都是地理文章。从《东西洋考》看,它刊出的世界地理文章共35篇,其中18篇被魏源引述。从《海国图志》看,魏源引录西籍约 257处,其中有十分之一强引自《东西洋考》。又据统计,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也至少两次大段引述这份杂志。例如,卷四“欧罗巴”引录了《东西洋考》戊戌五月所载的《欧罗巴列国版图》一文(详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27-30页)。

除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梁廷枏(nán)的《海国四说 》也受到了《东西洋考》的影响。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广东顺德人。鸦片战争时期任职广东,是战争的亲历者。战争的失败触动了梁廷枏,促使他了解世界,《海国四说 》便是他开眼看世界的成果。《海国四说 》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 》《合省国说 》《兰仑偶说 》《粤道贡国说 》四部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 》的结尾分析了中西文化对历史长度的理解。依照中国典籍记载,“盖自万历九年……逆推至黄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年代可考而知者止此”。而西方则认为人类历史有六千馀年,此说得到《东西洋考》的佐证:“近日西人所纂《东西洋每月统记 》之称造天创地起,至道光十四年,为六千五百四十七年者同为据。”(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47-48页)《合省国说 》则谈到了中西对“洲”的不同理解,中国有“四大部洲”之说,而西方则分世界为“亚非欧美”四大洲,“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有《列国地方总论》一条……”,随后引用五百七十馀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四洲的情况(参梁廷枏《海国四说》,54页)。后文,梁廷枏还引《东西洋考》,讲欧洲人“扬帆偏西”发现美洲,掠夺当地贵金属,后“载银赴中国”进行贸易。这段材料初步理清了白银的全球流动,并将中国对外贸易纳入全球贸易网中。此外,《兰仑偶说 》也至少两次引用了《东西洋考》中的内容。

《东西洋考》所刊载的历史知识同样值得关注。中国重视历史,所以《东西洋考》也开辟了史学专栏,并通过多个栏目介绍了埃及、希腊等国的历史。在杂志刊登的历史类文章里,最重要的是《东西史记和合》。该文由麦都思所作,初刊于《天下新闻》,1829年在巴达维亚印成单行本。《东西洋考》从创刊号起连载这部著作,将其介绍到中国。此书英文名称为Comparative Chronology,即“比较历史年表”。全文分上下两栏,上栏介绍东方史,即中国史,下栏是与之相对应的西方史,即欧洲史。《东西史记和合》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和合”,即求中西历史之融通。首先,从理念上看,《东西洋考》刊载的《史记和合纲鉴》提到:“自盘古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挪亚,东西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盖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各族继私风俗,故史记也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联络,及通疏远焉……诚使并结四海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52页)这与《东西洋考》“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的办刊目标一脉相承。其次,从“比较历史年表”的书写形式上看,一方面,“表”是“纪传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史中不乏比较年表,如《金史 》卷六十的《交聘表 》,以时间为轴,分上中下三栏叙述了宋、夏、高丽的历史。另一方面,西方也有修编年史的传统。被誉为“教会史之父”的攸西比厄斯(Eusebius)曾作《编年史 》,这部书同样以时间为轴,左侧介绍“神圣”的历史,右侧介绍“世俗”的历史,两相对照。中西史学差异很大,而“比较历史年表”是它们为数不多的交集。换句话说,《东西史记和合》求到了中西史学的“最大公约数”。第三,从具体内容上看,“西汉纪”讲到明帝遣人去天竺求法,下栏对应的位置写耶稣道入印度,被当地人误传,弄出佛教来。这就成了西方版的“化胡说”,求同意味明显。此外,《史记和合》还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使用了“抬格”。

《东西史记和合》内文综上所述,《东西洋考》是先进中国人获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其中介绍的地理知识成为《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和《海国四说 》的重要参考资料,介绍的历史知识则为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历史视角。《东西史记和合》首次将中西史学置于同一框架中,既没有传统的“中国中心”,也没有日后泛滥的“欧洲中心”,是中西史学平等交流的一次尝试。无论哪方面的知识,都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三 东风西渐与西风东渐

中国文化以其独特魅力影响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许多地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皇帝是哲学家式的君主,中国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鉴。他还在《风俗论》中赞美了中国的法制、德治和礼仪(参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249-251页)。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对中国的“文人当政”很感兴趣。他认为,将文人培养成执政者,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可贵(参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2005,190-191页)。到中国之前,马礼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也谈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许多中国人都是举止文雅、知识广博之士,他们不亚于我们,甚至更胜一筹。”(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第1册,37页)

马礼逊的话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英国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是伦敦会采取务实态度的重要背景。而伦敦会的务实态度又为麦都思、郭士立等人的办刊活动定下了基调,所以《东西洋考》才有“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的办刊目标。尽管西学东渐是近代史的主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在文化交流上,并没有绝对的老师,也没有绝对的学生,都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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