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文士”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

撰文/李华川   2017-04-08 06:12:56

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的众多欧洲修会和传教组织中,有一个一般中国人了解不多的,名叫巴黎外方会(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的传教团。与历史悠久的方济会、道明会、耶稣会等修会相比,巴黎外方会算是后起之秀,它1658年才在欧洲成立,其创始人是几位法国主教。当时法国正值路易十四统治初期,社会上弥漫着一股虔诚的宗教气氛。主张前往东方尤其是前往中国传教的巴黎外方会受到法国贵族的大力支持,不过短短二十年时间,巴黎外方会不但在东南亚的暹罗(今泰国)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也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传教。我们要讲的白日昇(Jean Basset,1662-1707)神父就是巴黎外方会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出生于里昂的官宦家庭,青年时期进入巴黎圣苏尔比斯(Saint-Sulpice)修院,长于人文科学和修辞学,获得神学业士学位之后,加入巴黎外方会。1685年,他乘坐法国帆船“飞鸟号”来到东方,抵达暹罗首都大城的外方会总修院。1689年末,27岁的白日昇终于得到机会前来中国,后来竟终老于中国。

白日昇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他一直有与外方会同仁通信的习惯,虽然前期的书信已经佚失,但最后六年的书信却被完整保存下来。作为“大西洋文士”,白日昇很喜欢与中国士大夫交往,在与中国士大夫的交游过程中,他对于中国的风俗人情和文化特征,有着深切的体认,也借助这些交游,为其在华传教提供了帮助。

17世纪90年代,康熙为了回报耶稣会士在宫廷中的服务,对于基督教持宽容态度,1692 年更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任意传教。外方会传教士登陆中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借助宗教宽容政策,他们的教务颇有进展,在粤、闽、浙、赣等省建有教堂。白日昇来华后不久,就被派往粤北韶州,管理一个四百人的教区。他在此地居住了五年,与当地教民相处愉快,为传教颇费心力。他曾急切地请求在欧洲的朋友募集经费,用以培养当地的男、女传道员,教育修生,设立药房及修建教堂。在此期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他与同为外方会士的阎珰(Charles Maigrot,1652-1730)主教产生了分歧。阎珰这位索邦大学的神学博士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持严苛态度,主张禁止中国教民参与祭祖、祭孔仪式,并且不准用“天”“上帝”等词语称呼“天主”。出于个人的传教经验和理论研究,白日昇并不赞同阎珰的意见,为此,他曾前往福建,与阎珰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但是后者坚持己见,身份又是主教,白日昇最后只能服从,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于中国传教问题的兴趣。1695 年,白日昇从韶州迁往广州,任外方会驻广州司库,负责管理派往内地各省的传教士财务、通信等事务,同时,还要照料广州为数不少的教民,涉及的工作相当繁杂,也因而得以与广州的各色人等结交往还。他既要去广州附近一座麻风病院探望病人,也要去拜访两广总督石琳。1697年,他就曾携带礼物去临近教堂的石琳官邸拜访,受到后者的友善接待。他也与广州的其他官员往还,有时还会为他们修理购自西人的钟表。由于广州是清朝海外贸易的门户,商贾云集,海舶蚁附,地方官员常与西方人交往,白日昇与他们之间关系较为友善。在中国生活十馀年之后,白日昇对于风俗人情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在1702年夏完成了一篇百馀页的长文《中国福传建议书》,以相当清晰、理智的语言,讨论中国传教面临的问题,提出他的解决方案。他在文中认为,虽然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但根基却并不牢固。教民人数不多,还经常有教民背教。他们的信仰完全依赖外国传教士的工作,“中国人不懂得怎么走上天之路,传教士必须要把他们背在肩上走”。基督教的影响力无法与儒、道、释等教相提并论。究其原因,首先,他认为不能归咎于中国人,而是欧洲传教士的偏见所致。他解释道,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国家的国民具有优势,体现在理智、宽容、重视学问、道德感强、善良稳重等十四个方面,而欧洲传教士却以傲慢的态度将其视为低等人民。其次,他认为是由于缺乏纪律。对于教民,传教士没有尽到精心培育的职责,很轻易地施洗入教者,而又对违背教规者不能严加惩戒。在揭示了症结所在之后,他给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允许用中文举行圣礼;二是用中文翻译圣经;三是尽力争取祝圣中国神父。然后他详细申论了上述建议的理由,并认为,给他们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中文《日课》,是最符合中国人天性的有效办法。

《中国福传建议书》充满了自我反省的精神和冷静理智的态度,行文也十分讲求逻辑,因而很有说服力。如果此文打动当时的罗马教廷,《圣经 》的中文全译本可能在18世纪就会问世了。可惜,白日昇的建议完全未被态度保守的教廷采纳,用中文翻译《圣经 》和举行圣礼仍被严禁。

白日昇在法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好学不倦,长于著述。从其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典雅畅达,条理明晰。这些特点与中国文人颇为相似。他平日身穿长袍,头戴儒巾,一副中国士人打扮,也很愿意与中国士大夫交往。

白日昇来华的前期主要在广东生活,后期被派往四川传教。1702 年,他受命与其他三位欧洲神父一同进入内地省份四川传教,行李中携带了四千册中外文书籍。他们打着“御前供奉”的招牌行至湖南境内时,当地的一些士大夫前来造访。其中一位博学之士与白日昇讨论起儒家观念中的“理”,白日昇认为理应该是明智的,得到前者的赞同。这位中国文士认为儒教因为受到宋儒的歪曲,而没有强调这一点。双方又进一步讨论了两个小时,尽管白日昇所操粤语与中国文士的湖南方言差异不小,造成理解上的一些困难,可是并没有妨碍双方进行学理上的讨论。

抵达四川后,白日昇很希望延揽文人入教。1704年,新入教者中有一位读书人,让白日昇相当高兴。这位读书人的归信过程颇不平凡。他本姓徐,是成都以南嘉定人氏,虽无功名,但天性好学,妻子去世之后,万念俱灰,将唯一的儿子托付兄弟照料,离家来到成都,本想要皈依佛门或成为道士。在出家之前,他想先了解寺庙和道观中的生活,可是这一了解令他十分失望,因他看到了某些僧、道生活中腐化堕落、玷辱清净之地的一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位于成都总府街的天主堂了解教理,成为慕道者。在认真读了几种教理书之后,他决定受洗。白日昇很愿意有这样一位士人基督徒,不只是因为教堂需要读书人做一些书写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翻译《圣经 》的计划亟需助手。这位徐姓士人的皈依,对于白日昇帮助甚巨。受洗时,白神父为其取教名若翰。此时,白日昇正在进行《四福音书》和某种教理书的翻译工作,欲将拉丁文译成白话中文,以便于中国传道员和教徒使用,徐若翰为他提供了及时而有力的帮助。在《圣经》汉译史上,白日昇的译本是最早的中译本,比英国伦敦会神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著名《圣经 》译本(1810 年)要早一百馀年,马礼逊正是在白日昇译本的基础上,从事其《圣经 》翻译的。在白日昇译本中,这位少为人知的徐若翰着实功不可没,他对于白日昇的帮助并不只限于文字的润色,因为他自己也热中研究教义,潜心研读了整部《新约》,还为《四福音书》做了一种“圣经用语索引”。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好几封信给耶稣会士,讨论礼仪问题。

白日昇与士大夫的交往更多的是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四川地处内陆,观念比广东保守,官员对外来宗教缺乏善意,底层役吏更是怀有敌意。又适逢清军在打箭炉(今康定)与番民作战,因此有谣言称西洋人来此是要传布白莲教,招兵买马,试图造反,这对于传教士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所以,传教之初,最为紧要的是获得官府的许可。幸好,与官员打交道,白日昇并不陌生。首先,他自己就出生于一个官员家庭,他父亲是里昂市的行政长官,对于如何与官员应对,从小耳濡目染。其次,走上层路线也是巴黎外方会的惯用手段。巴黎外方会在草创阶段,就善于利用上层人物的影响力,他们在罗马、巴黎如此,在暹罗也如此,在中国这个等级社会更是如此。

且看白日昇是如何与四川官员周旋,从而立足四川、开展教务的。

1702年,白日昇一行抵达成都。一个多月后,中文流利的白日昇就以大西洋文士的身份,遍访城内的官员。他乘着四人抬的轿子,携带礼物,一一拜望当地巡抚、布政使、知府、知县等,呈递“大西洋文士”名帖,可他几乎在每一处都吃了闭门羹。由于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他在成都定居、传教的计划受到当地保甲的刁难。为了打消敌意,他在严冬赶往西安,面见当时的川陕甘总督华显。经其他神父引荐,白日昇受到华显的接见。总督对其颇为友好,在较短时间内,与其见面四次,白日昇也馈赠了价值不菲的礼物。华显答应致信四川布政使,请其关照白日昇,还介绍路过西安的新任四川按察使与白日昇相识。1703 年 4月,当白日昇向华显辞行的时候,后者让神父放心,四川官员将不会再为难于他。

回到成都后,白日昇的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与成都官员的关系上。由于总督华显的关照,成都官员的态度此时已大有改变。四川布政使找来成都知府和华阳知县,商议之后,决定允许白日昇建堂传教,理由是既然康熙三十一年(1692)谕旨中已准许传教士在各省行走,其他省份也多建有教堂,更重要的是,总督大人对于传教士如此友善,成都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非得禁止这西洋教士居住、传教。商议妥当后,布政使将意见呈报四川巡抚贝和诺,贝虽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但已收到总督大人的信件,当然也就顺水推舟,批准传教士建堂传教的请求。得到准许建堂的消息之后,白、梁二人很快即在已购的总府街院落前竖起了大书“天主堂”三字的匾额,以壮观瞻。为了表示谢意,白日昇又一次携带礼物拜访各级官员,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均予接见,藩台、臬台还做了礼节性回拜,只有巡抚一直避而不见,这让他略感不安。幸运的是,这位反感天主教的贝和诺不久内迁兵部,继任者能泰对传教士们的态度却大为不同。新履职的能泰将白神父请去府邸,告知刚刚收到北京明珠大人的荐书,推荐白神父来川传教。明珠是康熙朝中期的权臣,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此时虽已遭罢黜多年,仅为内大臣,但仍颇有权势。明珠之愿推荐白日昇等,是受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神父(Jean 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之托,亦可见张诚对于白日昇的同胞情谊。正是因为明珠的推荐,能泰才会在收到荐书后马上召见白日昇。能泰对他相当友善,称其本人也是钦天监闵明我(P. M. Grimaldi,1639-1712)和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两位大人的朋友,又请白喝满洲茶。攀谈一小时后,白日昇告辞而去。传教士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白日昇在成都传教的最大障碍终于清除,得以一意致力于培育修生和管理、发展教务。

白日昇借助明珠的推荐,获得了新任巡抚能泰的礼遇,这对于他们在四川传教至关重要。1706年4月,能泰因事要暂离成都。按照惯例,布政使以下官员及亲朋都要去城郊送行。但此时临近阴历三月十八康熙之万寿节,白日昇等正在准备为期十天的祷告活动,到时将无法为巡抚送行,因而提前向能泰告假。后者听说此事后,对祷告相当感兴趣,不但自己前往经堂为康熙祈福,并且邀集各级文武官员同往。其他官员对此并无异议,只有四川提督岳升龙极感为难,因岳笃信藏传佛教,家中还供养着多位喇嘛,若去天主堂礼拜,则有违本愿,如若不去,违拗巡抚意愿不说,还可能被责不敬今上,踌躇再三,最后又不得不去。

三月十八那天,黎明时分,总府街便已布满兵丁和差役,白日昇等早已在门前恭候。先到的是藩台、臬台,之后是提督等武官,最后到的才是巡抚大人。巡抚寒暄之后,对白日昇说了不少赞赏的话语。大约一小时之后,众人又到经堂之中,两位神父站在祭坛两侧,众官员立于祭坛之下,神父念了几种祈祷文,之后,大家一同向天主像九叩首。礼毕,神父请众人回到客厅之中,享用二人准备的茶点。此时,岳提督送来满洲茶作礼物,巡抚能泰送给一起为康熙祝寿的教徒四坛水酒及相应的面粉。对于能泰的馈赠,白日昇表示十分感谢,但说我们不像和尚念经是为获得布施,我们天主徒虽然大多数都不富裕,但也不能收受布施,既然大家是为祝福皇上万寿无疆,我们很愿意替您将酒饭施给狱囚、医院中的病人和穷人,因为关怀这些贫苦之人是我们天主教的主要职责,去年,圣上也曾让在京传教士为饥民发放赈济物品。在场的教民听到白日昇的话语,都非常高兴,认为这么做可以消除巡抚对他们的偏见,因为提督曾对巡抚讲,天主教徒都是些穷人,入教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好处。

与成都各级官员的交往,不仅使传教士获得了某种安全庇护,也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对于传教有莫大的好处。1706年,白日昇收到一封来信,是僻处川西的雅州天全土司高一柱写来的,他在信中谦虚地表示了对天主教的好感和兴趣,邀请白日昇前去做客。白日昇跋涉多日,抵达天全土司府,最初受到热情接待。可当神父讲述教理之时,这位大人却并无兴味。见面数次之后,神父便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这位土司雅好道术,听人说北京钦天监南怀仁神父在京受到皇上重用,以为大西洋教士掌握炼金和长生之术,因此将白日昇请来,好好招待一番,希望能被传以法术。得知原委后,神父告以天主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信仰,并无黄白、长生之法。尽管天全之行收获不如预期,但也为未来在雅州传教做了准备。

白日昇神父是清初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法国传教士。他们一般都出身于法国中上层家庭,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文化水准较高,来华之后,好学不倦,努力学习中国典籍,勤于著述。由于这些特性,白日昇与中国士大夫颇有类似之处,平日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大西洋文士”,也喜欢与士大夫交游。这些交游也是出于传教的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历练风俗人情,加深对于中国文化的体认。而少数时候,与士人的精神沟通,更令白日昇感兴趣。他的《中国福传建议书》和《圣经 》翻译,是对中西文化交流颇有贡献的成绩,而二者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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