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二三”事

撰文/果美侠   2017-04-08 06:12:54

明清两代,共有975位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地留下活动足迹(参荣振华《1552—1800 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转引自《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序言,7页),加上耶稣会以外的其他天主教传教士,人数早已过千。这其中,进入宫廷的也不在少数,考察他们的宫廷经历,会发现一些值得“琢磨”的趣事。

一 两个南怀仁

工部侍郎南怀仁

提及宫廷传教士,除利玛窦、汤若望,就要数南怀仁了。这位南怀仁原名Ferdnand Verbiest,比利时人,1622年出生,1659年来华,1688年于北京去世,在华二十九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参〔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340页)。

南怀仁初到中国后,被派往陕西传教,次年由汤若望推荐入顺治宫廷,参与修订历法。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等人发起中西历法之争,年事已高且患中风的汤若望身体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不清,幸好有南怀仁陪伴在侧,他代表汤若望与杨光先等人就中西历法的优劣展开了辩论。

与后来在宫廷里的荣耀不同,南怀仁这期间经历了在北京的监禁生活。他与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同时锒铛入狱①,史载“诸人负锁链,皆卧地不能兴。每人有十卒看守,中有数人系锁链于大木,故窘苦尤甚”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341页)。南怀仁在狱中边研读数学,边准备审讯时的辩论材料。1669 年历狱平反,南怀仁的境遇才有所改善。奉康熙之谕,他成为继汤若望之后清朝又一位外籍钦天监监正。

①利类思为意大利传教士,安文思为葡萄牙传教士,二人是北京东堂(即今王府井教堂)的兴建者。

与许多传教士一样,南怀仁对在清廷任职并无追求,他曾多次上疏恳辞,因为皇帝不准,才勉强答应。在宫廷服务期间,他的作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辅助修历。杨光先掀起的中西历法之争,使汤若望的西洋历法受到质疑并被废弃,但中国的传统历法却错误不断。历狱平反后,再次启用西洋历法被提上日程,南怀仁由此出任钦天监监正,再次以历算之长服务于宫廷,并指导相关人员编定《康熙永年历法》。

二是舆地测量。传教士受皇帝宠眷的表现之一即随驾出巡。1682年至1683年间,康熙先后巡行辽东、蒙古,南怀仁都跟随巡行。旅行中,南怀仁利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测量仪器,对中国的舆地情况进行了观测测量,积累了准确科学的舆地数据,编撰完成《坤舆全图》。

三是铸炮。康熙亲政后,国内频发战事。吴三桂引起的三藩之乱持续多年,这使武器的作用得以突显。南怀仁掌握西洋铸炮之法,于是康熙下令“着治理历法南怀仁制造火炮”。此后,南怀仁不仅改铸汤若望时重炮 150门,还奉命铸造小炮 320门,并撰写《进呈铸炮术》一书。史载,这些炮“经试放,百弹中的者九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347页)。康熙十分高兴,“释御服貂裘,赐南怀仁”(黄伯禄《正教奉褒》,辅仁大学宗教丛书之《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533页),并封其为工部侍郎。

四是制造天文仪器。中国历法落后,与天象观测的仪器落后有关。南怀仁就任钦天监职位后,为观象台制造了天球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等。这些仪器设计精美,做工精良,测量的准确度提高了很多。南怀仁因此被封为太常寺卿。他还著有《新灵台仪象志》,专门介绍这些仪器的结构及使用方法。康熙后来带太子到观象台时还说:“中国能有这样精致的仪器应当感谢南怀仁神父。”(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33页)

银镀金南怀仁款浑天仪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南怀仁“来自遐方,效力年久;综理历法,允合天度;监造炮器,有益戎行;奉职勤劳,恪恭匪懈;秉心质朴,终始不渝”(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165页)。后经礼部请旨,南怀仁得赐谥号“勤敏”,成为唯一获赐谥号的外国传教士。

北京主教南怀仁

这位北京主教南怀仁,原名Godefroid-Xavier de Limbeckhoven,来自奥地利,出身贵族家庭,葡萄牙王后为奥地利公主时,与其家族多有往来。比利时的南怀仁去世时,他还没出生。半个世纪后的1738年,他才来到中国江南传教,1787年殁于松江,在华四十九年(参《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790页)。

他本以天文历算之长要赴京修历的,但教会内部认为数学人才并不缺乏,便改派他前往湖广传教。传教期间,他经常遭遇各种危险,并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而疲惫不堪。教内同仁“劝其赴京,致力于历算,藉资休息”(《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793页),但他却多次拒绝,始终以传教为本。当时为乾隆年间,全国教难频发,南怀仁于江南、湖广巡历各省教务,经常为了躲避搜捕,潜伏藏匿于小舟之中漂流各地。教会内部对耶稣会中国传教策略的反对,使其传教经费难以保障,耶稣会传教士的穷困状况难以想象。

1757年,北京主教索智能去世。按教会规定,最近教区的南怀仁主教开始兼任北京主教,管理北京教务。1775 年,废止耶稣会的命令传至中国,南怀仁精神上承受了更多痛苦。后来由于澳门主教与南怀仁争夺北京管辖之权,南怀仁曾失权三年,流离失所,以乞食为生。在北京供职的传教士晁俊秀描述,南怀仁“德行、门阀、学识、热诚,皆出人头地。乃其境遇则实堪悲悯,身为主教,年达七十,衰老残废,所管主教区大逾意大利全国,不断往来于其间,服履如同乡民,戴草帽,服粗布短衣,履破鞋,辄藏伏于小渔舟中,受酷热之侵,诸虫咬嚼,时有被捕之虞,切愿登舟在一茅棚中休息两三日,然又恐累及居停。二十年来所受虐待,笔难尽述,但其热诚始终如故,不畏疲劳,七十岁时与三十岁时无异也”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799-800页)。

这位奥地利南怀仁神父在华期间,终其一生处于各种困苦之中。身为北京主教,却未在北京有诸多经历。虽不像比利时南怀仁神父那样,在康熙前获得恩宠并取得卓著成绩,却也在传教史上留下佳话。

二 两个闵明我

“举取进京 ”的闵明我

杨光先历狱期间,曾将全国所有传教士押解到广州看管。历狱平反后,这些传教士重获自由,其中几人直接被召进京,服务宫廷。其中就包括意大利传教士Philippe-Marie Grimaldi,中文名为闵明我。他1669年来华,初拘禁于广州,1671年获释后,在南怀仁的帮助下,以修历为名进京。1712 年殁于北京。

闵明我进京,场面颇为隆重。因是奉诏入京修历,仅官船就有五艘。据说他与同伴德理格乘坐的船最漂亮,上有“举取进京”的大字旗帜,其馀四艘船上,也有“奉旨回堂”四字旗帜。一路行来,沿途不仅有官吏护送、保证供给,所经之处的教堂也全部归还所管神父。

闵明我初入宫廷,倾尽所能研制新鲜玩意儿呈送,以博取皇帝好感。这些玩意儿中有一件水力机,上有喷水装置一套、报时钟一具、天体仪一具、报晓钟一具,结构颇为复杂。他还展现出西方绘画天分,曾在“园囿四壁上绘人面各一,壁高五十尺,面长如之。正面视之,只见山林游猎诸景,第若位在一定地点观之,则风景没有人面见焉”,“所绘一切图画,表面视之,似模糊不明,若在一定地点或用圆锥形、圆柱形、角柱形之镜视之,图画毕见,如是之类,举不胜举。朝中贵人见之者,咸惊羡不已”(《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370-371页)。闵明我这些特长,引起康熙皇帝的特别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通过西方技艺博取皇帝宠信的常用方式。1686年,他还作为专使出使俄国,交涉中俄有关问题。1694年才返回京城,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召见。教皇特使多罗来华时,闵明我在宫中作为翻译接待使团,极力为教会谋求相关待遇。

但这位在宫廷服务多年且作为康熙派往俄国出使的闵明我,居然是位“冒名顶替者”。

教禁逃兵闵明我

闵明我的冒名,要追溯到杨光先历狱事件。汤若望等北京传教士被拘禁后,康熙下令将全国传教士押解至京城问讯,之后便送往广州拘禁。拘禁者中有一位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Domingo Fernandes de Navarrete,中文名为闵明我。1667年康熙亲政,传教士的境况开始好转。1669年,闵明我不想继续在中国的拘禁生活,便私自出走澳门。然而,此时对传教士的拘禁虽有所放松,但清点人数等还是必要的程序。为了“凑数”,教会便派上文提到的Grimaldi前来冒名,补上由Navarrete出走而导致的空缺。这样,Navarrete的中文名闵明我,就归Grimaldi所有了。所以,西班牙的这位多明我会传教士,才是正牌的闵明我。他之后没有再回中国,而是从中国启程返回欧洲,经印度、里斯本、罗马,最终定居于马德里,1677年成为圣多明戈大主教,1686年去世。他回到西班牙后,写出了《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述 》一书,成为介绍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著作。

闵明我在中国期间,因历狱来过北京,沿途经历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书中不少篇幅正是闵明我在中国从南向北到达北京的经历,其中包括不少中国各地的官员情况、风土人情、生活细节等。例如初被告知要押解京城时,闵明我多次被提审,于是有了关于地方官员过堂审问的记载:

(官员)威风凛凛地坐着,面前摆着一张大桌子,铺着下垂至地的丝绸;他有供自己书写的笔和墨、红色墨汁。用红色签署和盖印。木漆盒内放着许多小棍,用来表示打罪犯板子的次数。每根小棍表示打五板,如果要打二十板,掷下四根,三十板则掷六根。(〔西〕闵明我著,何高济、吴翊楣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大象出版社,2009,124页)

闵明我还描述说打板子的刑罚很可怕,因此有人专门雇人代替受罚。地方上的有钱人有时会有十个或十二个这种替身。受完刑,受刑人会从有钱人那里得到好吃好穿和一笔费用。

他还提到中国人常吃的一种非常便宜的食品——豆腐,说这是全国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吃的美味。在京城,他也提到中国人使用筷子的习惯,说中国人“不用手接触肉食,而是使用长约一尺的小棍,干净地把食物送进口里”。京城里冰的消耗量也特别大,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每个街头都有售卖冰的冰车(参《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 129、140、141页)。

这位闵明我虽然未在中国传教事业上有显著成绩,甚至私自逃回欧洲,险些惹来麻烦,但对中国各种新鲜事物的记载,却也为我们留下了当时重要的社会生活资料。意大利传教士自愿前来顶替,冒用了闵明我的名字,既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麻烦,也使得前后相继的两位外国传教士,不同国籍,不同教会,却拥有了共同的中文名字——闵明我。

三 三次坠马

清时,出行主要靠舆轿或骑马,外国传教士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了传教士外出骑马的相关记述,但因技术不够娴熟,难免有坠马事件发生。南怀仁坠马而致身亡,马国贤坠马遇神奇骨科大夫“粗暴”手法治愈,白晋却因坠马耽搁了地理测绘而遭到康熙皇帝的质疑与责备。三次坠马,结果和影响完全不同。

南怀仁坠马:不幸的逝世

在宫廷中为康熙服务的南怀仁,为了传教事业的发展,写信给欧洲,希望多派传教士入宫,这才有了后来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国王的数学家”白晋、刘应、洪若翰、李明、张诚等人的入宫。遗憾的是,这几人于1688年2月7日抵京,南怀仁却于1月底去世,相差不到十天。尽管大部分文献对南怀仁去世并未有更多笔墨,但有资料显示,南怀仁去世之前身体状况糟糕,并与一次意外的坠马有直接关系。六十六岁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数年的牢狱生活,戴过沉重的枷锁,忍受过各种身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煎熬,身体基础本就不好,再加上从马上跌落,必然雪上加霜,久经治疗最终仍未能挽救其生命。洪若翰曾在信中描述,说南怀仁神父“拖着病弱之躯度过了数年”(〔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Ⅰ》,大象出版社,2001,265页),最终还是在他们到来前不久不幸地去世了。

关于坠马会在何种程度上对人的身体造成损伤,不妨来看一下传教士马国贤的描述。

马国贤坠马:高明的骨科医术

马国贤是意大利传教士,原名 Matteo Ripa,1707年受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派遣来华,同行的还有以音乐才艺供职清廷的德理格。马国贤正式进京为康熙四十九年冬,即1710年1月,以画家身份供奉宫廷,1723年雍正即位后离京回国。马国贤在中国十三年,著有《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他是罗马教廷传信部所属的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回国后创办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加以培养。康熙末年,教廷使节多罗和嘉乐两次来华觐见康熙,马国贤都有参与。曾将《热河行宫三十六景图》制成铜版画,对铜版画在中国的传播与推广多有贡献。康熙皇帝每年 5月至 9月要去热河避暑。一次,他要求马国贤与几位神父一同骑马前往。不料,还未出城马就滑倒了,马国贤摔落在地,头和身体受到重伤,人也昏迷不醒。据马国贤描述(〔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8-60页),他的这次摔伤相当严重,醒来时看所有东西都不清楚,为视觉受到影响所致。皇帝派了满族的骨科大夫为其治疗,马国贤生动地记录了下面这些“奇葩”疗法:

止血:让马国贤剥光衣服至腰部,把头颈伸直置于融化着冰的一大盆凉水上。不断用杯子舀水浇在其颈部。这个处置可以让神经从软脑脊膜中绷直,虽然很痛,但止血效果奇好。马国贤在神志恢复的同时,视力也变得清晰。

大脑复位:用绷带紧紧绑住马国贤的头,两个人握住绷带两端,再用一块木板敲击绷带,以使头震动,大夫说这是为了正脑,马国贤自己的感受是“承受了可怕的痛苦”,但“头脑感到自由了”。

肋骨复位:大夫认为马国贤的肋骨脱位了,于是采用了两种看似粗暴的处置方法。其一是让他把衣服脱到腰部,两个人扶着他在露天行走。然后冷不防地把一碗冰水泼在他的胸部。被这突如其来的冷水一激,马国贤本能地猛烈呼吸,就把肋骨恢复到了自然的位置。其二是让他坐在地上,在两个人协助下,用一块布塞住他的嘴巴和鼻子,直到他快要窒息。据说这个举措可以让人的胸腔强烈鼓起,迫使已经凹陷的肋骨复位。

以上这些措施过后,马国贤还被要求多走路,勿久坐,少进食,以防止血液淤积在胸腔导致感染。这些方法虽然“粗野而痛苦”,但仅仅七天,马国贤就神奇地恢复了。摔伤期间,曾有多名官员和医生来察看马国贤的伤情,反映出皇帝对马国贤的关心。

与马国贤相比,白晋也有过坠马经历,但皇帝的态度却出乎意料。

白晋坠马:皇帝的质疑

白晋为最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之一,曾为康熙的数学老师,将欧几里得之《几何原理 》译为满、汉文。1688年抵京,1730年殁于京。曾于1693年携康熙赠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回到法国,又于1699年返回中国。著有《康熙皇帝》一书,为白晋写给路易十四的关于中国皇帝及相关情况的报告。

1708年,康熙开始命传教士测绘全国各省地图。白晋的坠马,即发生在这期间。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留下了此事的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36 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94页。博津为白晋的异写)。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初四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向康熙皇帝上了一份“博津坠马受伤折”,全文如下:

窃博津于本月初三日至。初四日闵明鄂等来叩言①:我等自西洋至此,荷蒙皇上洪恩、圣训,不计其数,且皇上宽免我等过愆,亦不胜枚举。我等感激圣主恩德,报效无由,幸遇沿边丈地之事。不幸博津坠马,半途而还。我等众愧悚不已,又劳地方,备办沿途用轿马畜,每日饮食及时,传送到京城。圣主洪恩齐天,我等众人言不能述。等语。言毕谢恩,又言西洋消息仍未到,今也许已到。等语。看视博津,气色甚好,伤已痊愈。

为此谨并奉以闻。

朱批:博津起初不愿去。若其脸色照常,则装病而还矣。若返家后痊愈,则伊为传教之人,行如此不体面之事,可谓足矣。若是病愈之日自行赶回,则其罪虽大,尚可垂悯。对此众西洋人谢恩,朕有所不解。尔如此碌碌转奏,应即革职,执送慎刑司议罪。尔张口讲礼仪,不知此何书所载。

读此奏折,感觉此时之白晋,并不如早年进宫给皇帝讲授数学之白晋得到康熙信任。这与1705 年教皇特使多罗来华的礼仪之争有关。礼仪之争,已使传教士在宫中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事实上,1706 年冬,驻京传教士已被要求“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324页)。领取了此票,才能留在中国继续传教。1707年,康熙南巡中在苏州接见西洋传教士并发布谕旨:“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故宫博物院,1932)这样的背景下,传教士“报效无由,幸遇沿边丈地之事”。白晋在此关键时刻坠马,使众西洋人“愧悚不已”。这种“愧悚”,一方面或怕耽误测绘进度,另一方面恐与当时教会和朝廷的关系紧张有关。再看康熙,显然对白晋坠马有所怀疑,认为他“起初不愿去”,因此坠马有可能为“装病”。当然,很可能白晋的这次坠马,并无大碍,不像马国贤那么严重。但是,白晋的坠马事件,却透露出礼仪之争背景下传教士与皇帝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微妙。

①闵明鄂即前文之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从上述南怀仁、闵明我、马国贤及白晋的经历,不难看出17、18 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与清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传教需要,天主教会不断派出各种“技艺人”服务宫廷。工部侍郎南怀仁以天文历算、舆地军事等技能服务宫廷,而北京主教南怀仁虽也怀历算之长,却在数学人才不很匮乏的时代,优先开展传教工作;圈禁中的闵明我逃跑后,意大利的闵明我自愿顶替,仍然是为了传教大局;马国贤与白晋虽然都曾坠马,皇帝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这依然与事件背后教会与宫廷的关系有关。

总而言之,皇帝关注的是传教士服务宫廷的“技艺”本身,而传教士却希望以“技艺”取悦皇上而带来默许传教的效果。“以技艺服务宫廷”这一事实表象背后双方根本需求的不同,使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出现了不少反映时代特色的“趣事”。关注这些趣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明清中西交往的文化史意义。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康熙颁给传教士的红色谕旨(1937年8月阎宗临先生摄于罗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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