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撰文/史金波   2017-03-27 20:14:15

编者按:西夏作为中国中古史上位于西北地区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创造了独特而灿烂辉煌的文明。公元1227年西夏的覆亡,使西夏文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西夏文物和文献不断被发现,西夏学也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西夏学是对消失八百年的神秘古文字西夏文的解读和研究。目前,对西夏文、西夏文明的研究在世界上方兴未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作为“绝学”和冷门学科的西夏学,正是打开“失落的”西夏文明的一把钥匙。本期“特别关注”,我们诚邀四位专家,为大家揭开“西夏文明与西夏学”的神秘面纱。

西夏王朝(1038-1227)因“正史”中无西夏史,显得资料匮乏,故往往被称为“神秘的西夏”。西夏原是宋朝管辖的地方政权,始由宋朝的肘腋之疾渐酿成心腹大患。西夏以武力为基础,辅以外交手段,忽而逞强,忽而臣属,在四面强敌环伺中,发展壮大,绳绳继继,延续两个世纪。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在西夏灭亡后,历经元、明逐渐融入邻近民族而消失。

西夏有辉煌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从其统辖范围、统治时间、国家实力、内部制度、文化特色看,西夏都是一个在中国文明史上有重要地位、有突出特色、有重要贡献的王朝。

一 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皇族原为拓拔氏,唐朝被赐李姓,宋朝被赐赵姓,后改姓嵬名氏。西夏当时作为中国第三大势力,称霸西北,对当时中国历史和各王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1 宁夏银川市西夏承天寺塔1.西夏使西北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得到高度发展

西夏领土辖今中国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自唐朝后期至五代、宋初一直处于多民族、多政权争夺之中,动乱不已,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9世纪末,党项族迁徙到这里,逐步形成了势力较大的夏州政权。至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在藩镇的斗争中势力更加强大。宋初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抗宋自立,进一步扩大势力,攻取了灵州。李继迁子李德明占领整个河西地区,确立了西夏的版图基础。

自李德明子李元昊正式建国后,在境内采取了积极措施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原来这一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升,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文化事业繁荣昌盛。这一地区的长足发展,确立了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夏统治者选择位于银川平原贺兰山下的怀远镇(今银川市)为都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西安以西最大的都会,成为党项族、汉族、吐蕃、回鹘等各民族共居的多民族城市。可以说,没有西夏就没有现在的西北重镇银川市。

2.西夏在中国中古时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西夏王朝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北宋、辽三足鼎立,第二阶段基本上是与南宋、金三分天下。

西夏前期为辽、宋属国,不时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向背,对宋和辽的进攻都进行过顽强抵抗。西夏能举全国之力与宋、辽抗衡,变劣势为优势,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宋康定元年(1040)后的三年时间,宋、夏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发生三次大战,都以宋朝惨败告终。不久,辽兴宗分兵三路攻夏,结果辽军溃败,辽兴宗仓皇逃遁。当时宋、辽都不得不与西夏和盟,承认西夏“自帝国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其实力与地位。

西夏虽统辖地域偏于西北,国力总体逊于宋、辽,但却在当时的三国格局中扮演着关键、制衡的角色。在当时各王朝的较量中,西夏这一颇具分量的砝码,对政治和军事的天平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西夏境内各民族交流、吸收和融汇较为突出

西夏境内各民族势力大体均衡。党项族位居主体,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优势;汉族人数很多,在经济、文化方面占有优势;藏族和回鹘虽势力较弱,但在宗教的传播和牧业上也有强项。这种格局使各民族的力量保持了相对均衡。

西夏法典承认多民族共存,实行了较为和缓的民族政策。在西夏境内,各族人皆可以担任官职,官职排序以职位高低为准,不以民族划线,只是在职位相同时才以党项族为先。西夏对各民族没有采取明显的压迫政策,更不像契丹、蒙古把各民族划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

西夏时期,各国之间也有相对和平时期,特别是西夏的仁宗朝,对外大体上保持和好,是对外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西夏法典规定,与沿边异国西番、回鹘、鞑靼、女真要“相和倚持”。西夏时期境外各民族的交流,使西夏经济、文化呈现出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融汇、共同发展的局面,使主体民族党项族在生产、生活上逐渐出现了汉化倾向。

图2 西夏陵园一、二号陵

二 西夏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特色

西夏的特殊位置和发展道路,使其文明带有突出的时代、民族和地域特色。

1.西夏文明是多元复合文化社会

西夏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既有河套平原、河西走廊盆地中的冲积平原,又有黄土高原,也有多山地和沙漠地区。西夏居住的民族多样,西夏社会的生产、生活形成了多元素、多类型、多层次的状况。西夏境内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了交织的混合状态,创造出有特色的多元复合型文化。比如,矗立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既继承了中原地区皇家陵园的传统,又体现出民族和地域特色。

世人瞩目的马雅文化和西夏文化有相似之处。但马雅文化似乎是一种较为孤立的文化,而西夏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内各民族文化融汇的典型之一。

2.西夏是儒学和宗教的中间过渡地带

从全国版图看,西夏差不多处于中央位置。从当时各王朝和民族政权的分布看,也处于中间地带。

西夏以儒治国,儒学是王朝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主流,主要表现在制度、法律和教育上。西夏儒学源于中原地区。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儒学布局,大体上是以东部宋朝为基础,辽、西夏和金跟进效法,西部回鹘、吐蕃则影响较小。儒学形成自东向西阶梯式传播的态势,西夏是中间过渡地带。

佛教是西夏宗教信仰的主流,由于皇室大力提倡,有些活动具有皇室或官方色彩。西夏的佛教源于中原,后又借鉴吐蕃。此时中国境内的宗教信仰分布,大体上是东部佛、道并存,西部回鹘、吐蕃、大理以佛教为主。中部西夏地区虽也兼容佛、道,但佛教强势,道教弱势,是中国宗教的过渡地带。

图3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3.西夏文明的消失与重生

西夏灭亡后,其文化遗存受到极大摧残,西夏陵园地面殿堂建筑荡然无存,连众多的石碑也被人为破坏成碎块。西夏典籍渐被湮没,西夏文成为死文字。而元朝又未修西夏史,使西夏文明从此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使人感到欣慰的是,20世纪初大批西夏文献、文物的陆续发现,特别是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文献和文物。此后,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又不断出土西夏文献、文物。

出土的西夏文献改变了中国中古时期文献的格局。近些年西夏文献、文物的相继出版和文献的成功解读,令西夏王朝文明得以闪亮再现。目前,过去知之甚少的西夏语言文字、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宗教方面都有了新的资料,学界取得了新的认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形成了新的亮点。消失的西夏文明似乎起死回生。

三 西夏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1.出现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足可称道的人物

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元昊,雄才大略,称帝立国,与宋辽抗衡,指挥与宋朝的三次大战役,被列入中国战史的典型。后来,他又审时度势,与宋朝和解,订立“庆历和盟”,使中国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三个皇帝。

第二代皇帝毅宗十五岁时不畏强臣,力挽狂澜,设计杀死阴谋篡国夺权的权臣没藏讹厖,亲自掌政,此时的他比康熙逮捕鳌拜时还小一岁。他也和康熙一样,倾慕汉文化,尊崇汉礼。他率兵打仗,亲冒矢石,后在战场上受伤,英年早逝。

西夏前期有三位皇太后先后主政:毅宗母没藏太后、惠宗母梁太后、崇宗母第二梁太后。她们主政时期约占西夏历史的五分之一。特别是第二梁太后能统率大军,运筹帷幄,甚至亲临前线,不惧锋镝,是英姿飒爽的女中豪杰。

西夏崇宗乾顺重视文教,大力发展儒学,建立学校,设立培养人才的养贤务,在文化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其子夏仁宗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一举诛杀企图分国篡权的权臣任得敬。他提倡文教,实行科举,修订律令,校印佛经。他重视以儒治国,尊孔子为文宣帝。自汉武帝至清康熙的一千七百多年间,西夏崇宗和仁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们都各自在位54年。而父子二人连续在位108年,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之最。这反映出当时西夏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大体安定。

西夏开国重臣野利仁荣学识渊博,元昊建国多赖其创制典章制度,特别是他奉旨创造了蕃书(即西夏文),建立蕃学,翻译汉文典籍,教授蕃、汉官僚子弟,贡献突出。他创制的西夏文为中国文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夏仁宗时重臣斡道冲,其家世代掌修夏国史,精通五经,译《论语》《周易》,以蕃字写成,流行夏境。后为蕃汉教授,抵制外戚任得敬的专权和分国。被擢为中书令、国相,辅佐仁宗稳定政局,发展文化。死后在学宫中从祀孔子。

西夏仁宗时期的高僧波罗显胜,是西夏的贤觉帝师,也是中国最早的帝师,比元代封八思巴为帝师要早一个世纪。他的宗教地位极高,译校重要藏传佛教经典时,与仁宗皇帝共同“再详勘”,对在西夏发展藏传佛教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2.在科学技术上有诸多新的创获

西夏因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吸收中原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有新的发展、创造。

西夏建筑业兴盛。文献记载,其皇宫、离宫等皆豪华、壮丽,现已不存。西夏陵集中反映了西夏建筑的特点。西夏陵存帝陵9座,陪葬墓253座,是关中以西最大规模的帝陵,西夏陵继承了唐、宋陵园的基本制度,又有创新和发展。比如布局紧凑,合成为相连的统一建筑群体;陵台、碑亭不在正中,为不对称形式;地面建筑丰富,碑亭、外城、角台等为唐、宋陵所无;特别是其陵台是装饰华丽的塔形建筑,成为中国陵园建筑中具有民族特点的景观。

西夏兴建了众多佛教塔寺。存世的佛塔形式多样,有秀丽挺拔的承天寺塔,有双刹并立的拜寺口双塔,有楼阁式和覆钵式复合形式的宏佛塔,有正方形空心方塔,有八角形康济寺塔,有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一百零八塔等,体现出西夏高超的建筑水平。

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这项发明在中原地区并未广泛流行,而在存世的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一批泥活字印本,证明西夏较为广泛地应用了泥活字印刷。这些泥活字印本可定为12世纪版本,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西夏文文献中有多种木活字本,证明西夏成功创制了木活字印刷,比元代王祯应用木活字约早1个世纪,又一次改写了印刷史。

在西夏文献中又有1211年汉文活字版历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填补了汉文早期活字印刷品的空白。

此外,西夏锻铁业发达。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有《锻铁图》,所绘锻铁炉鼓风用的竖式双木扇风箱,可连续鼓风,提高炉火温度,是当时颇为先进的鼓风设备。西夏制造最多、质量最好的铸造品是刀剑之类的铁制武器。宋朝太平老人著作的《袖中锦》中,明确列入夏国剑,甚至宋朝皇帝也随身佩戴夏国宝剑。西夏陵园出土有体型硕大的卧式鎏金铜牛,重188公斤,模制浇铸成型,外表通体鎏金,造型生动逼真,堪称稀见的艺术珍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西夏瓷器具有很高的水平,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出土了大量西夏陶瓷器,其中有不少是带有民族特色的精品。如类型多样的瓷扁壶,一面或两面有圈足,便于游牧外出穿绳携带,颇具特色。

西夏建筑构件中的琉璃瓦、瓦当和滴水,上绿色彩釉,晶莹光亮。琉璃大鸱吻,龙头鱼尾造型,显现出威猛的形态,装饰在建筑物上会增添威严肃穆、富丽堂皇的色彩。西夏陵园中的脊饰迦陵频伽、琉璃海狮、琉璃四足兽和琉璃立鸽等,皆为惟妙惟肖的精美制品,其中不少可列为陶器的代表作。

图4 宁夏贺兰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图5 西夏陵园出土鎏金大铜牛

3.创制西夏文形成大量文献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创制西夏文是西夏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党项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西夏文因文字性质与语言相互匹配,具有实用性,应用范围很宽,延续使用四百多年,文献存藏非常丰富,在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中占有突出地位。

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大量西夏文献的收获,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的文献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这些珍贵的文献成为解开神秘西夏王国的钥匙,促使西夏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

西夏翻译了很多儒学书籍,保存至今的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是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儒学经典著作,此外还有西夏文兵书《孙子兵法》、类书《类林》等。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工具书,其中每一词语都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相应的译音字,是一部蕃、汉民众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通俗著作,显示出颇具独创性的编辑能力和水平,在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西夏人编纂的《文海宝韵》,借鉴了《广韵》和《说文解字》,既是有韵目、有同音字组的西夏文韵书,又是每个字都有文字构造与字义解释的字书,这种体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此外,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书《音同》、有西夏文韵图和韵表的《五音切韵》等也达到了很高的编纂水平,与《文海宝韵》一起真实地记录了西夏文字和语言,使人们可依据这些宝贵资料了解西夏语的面貌。

西夏国家法典《天盛律令》吸纳了唐、宋等法典的法制思想,接受了“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内容,继承了在刑法、诉讼法方面丰富、严谨、细密的传统,同时又拓展了中国封建王朝法典的范围,成为了真正诸法合体的法典;在形式上,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也设有条外的令、格、式、敕;并且开创了分层次书写的条款形式。西夏对法典形式的改进,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次大胆、成功的革新。在近代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一千五百馀件,包括户籍、账籍、军籍、契约、告牒、书信等。同时代的宋、辽、金朝所遗留下来的这类文书极少。这些文书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珍贵原始档案,为研究西夏社会开辟了重要园地。

图6 莫高窟出土《番汉合时掌中珠》

4.西夏艺术达到很高水准

西夏是唐朝以外统治敦煌地区时间最长的王朝。西夏称莫高窟为“圣宫”“沙州神山”。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中有大量壁画,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如榆林窟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图》,显示出巧妙的构思、杰出的造型和精湛的画技。

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壁画中,有多幅带有玄奘和猴行者形象的玄奘取经图,反映了唐僧取经故事在西夏流传的情景,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玄奘取经图。

黑水城遗址所出土的大批精美卷轴画,反映出中原和藏族地区宗教和绘画的巨大影响。大量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密宗画浓墨重彩,色调深沉,布局紧凑,体现出藏传佛教密宗“唐卡”的风格和绘画特点。近些年,宁夏和甘肃等地也出土了多幅西夏卷轴画,也多是藏传佛教绘画的精品,证明藏传佛教在西夏广泛流行。这些唐卡应是存世最早的藏传佛教绘画。

西夏石雕中有很优秀的作品。西夏陵园出土有雕凿精细的雕龙栏柱,顶部为束腰莲花座,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是造型美观、刻工精良的珍贵艺术品。西夏陵园出土的多座石碑座更引人注目,有男性和女性两种。一男性石碑座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突出,獠牙外露,肘部后屈,双手抚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西夏佛教泥塑作品也显示出很高的水平。莫高窟的西夏彩塑女供养人,宛然如生,显示出少女的温柔、典雅和美丽。黑水城遗址附近的古庙中出土的25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化生童子像,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西夏彩塑艺术中的奇葩。黑水城出土的分身佛像,肩上有两佛头,肩下有四臂,两臂在胸前合十,另两臂向左右下方伸展,虽是双头四臂的特殊造型,但身形自然,显得可亲可近,是一件艺术珍品。

西夏各民族能歌善舞,党项民族素来爱好音乐。西夏政府中设有“蕃汉乐人院”。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演奏音乐的形象多是在优美的舞蹈动作下进行。仁宗时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修定乐律,使西夏音乐吸收了更多中原音乐的养分。宋朝著名词人柳永的歌词也传到了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明西夏民众爱好音乐的普遍程度。宋神宗曾召见投降的党项乐人,并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征用西夏旧乐”,称为河西乐,在宫廷演奏,并建昭和署管领河西乐人。西夏音乐为宋、元宫廷所欣赏,足证其有相当水平。

图7 榆林窟第2窟水月观音图

图8 西夏陵出土男性人像石碑座5.隆盛佛教,建树突出

西夏自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历经四朝,用五十三年译完汉文大藏经的主要经典,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称为西夏文大藏经。而中原地区由梵文译为汉文大藏经前后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速度堪称翻译史上惊人的创举。

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一幅西夏译经图,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图下部绘梁氏皇太后及惠宗皇帝像。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世上现存唯一的一幅译经图。

西夏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大量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经典。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中的一些西夏洞窟中,带有浓厚的藏传密宗色彩。西夏开创了藏族之外的民族接受藏传佛教的先例。西夏灭亡后,在西夏故地的蒙古皇子阔端接受了藏传佛教,印造西夏文、汉文、藏文佛经,后在武威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谈判,使西藏正式纳入元代的版图。

西夏封多位藏族佛教大师为帝师,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帝师。西夏帝师制度对西夏推行藏传佛教和以后元朝各代封藏族僧人为帝师都有重要影响。以前人们都认为封藏族高僧为帝师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封八思巴为帝师开始,但西夏改写了中国佛教史上封设帝师的记录。

从西夏历史可以看到,西夏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巨大贡献,党项族同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其他各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联系,并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图9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译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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