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何以居于《史记》列传之首?

撰文/曲利丽   2017-03-07 09:18:04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史记》中的一篇奇文,在全书中占有“文眼”地位,切不可轻易读过。

《伯夷列传》位居列传之首,并非仅仅是时间顺序上的安排。当时《诗经》学中有“四始”之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就记载了鲁诗的说法:“《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经》中每类诗的第一篇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如《毛诗大序》认为“四始”为“《诗》之至也”,齐诗更是在其中糅入阴阳五行、律历谶纬等内容。处于经学勃兴时代的司马迁,在安排《史记》篇目时,不能不对“始篇”格外重视。那么,为什么以《伯夷列传》作为列传之“始”呢?

从资料上来说,见诸经传的三代人物甚多,例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等,并“功烈尤显,事迹居多”(《史通·人物》)。但是,司马迁没有取那些人物而仅为伯夷作传,原因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交待:“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也就是说,司马迁痛慨时代奔竞扰攘、争名逐利之风,而取让国饿死者为传首,以标榜重义高让之德矫厉世俗。这与“嘉伯之让”而以《吴太伯世家》居于世家之首,用意相同。

《伯夷列传》在文风上令人称奇,是因其为传记之变体。文虽为传,但是记述伯夷、叔齐生平事实的仅215字,其比例不到全文的三分之一。文中大量的内容是议论咏叹,回环跌宕,纵横变化,如蛟龙不可捕捉。但是细究起来,全文实以六艺孔子之言贯穿始末。开篇表明“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史料取舍态度,因《尚书》见到的尧、舜、禹禅让之慎思熟虑,不同于诸子盛称的许由、卞随、务光之事,所以不敢轻信后者。后又记亲见许由冢,似有其人,却因不见称于孔子,即致疑而不敢载。由此引出孔子称夷、齐不怨,而自己睹佚诗分明感觉到悲怨。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接下来叙述夷、齐行事及佚诗,展开了“怨”与“不怨”的讨论,深感天道幽隐,不可捉摸。尽管如此,以孔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言来折衷于正道,以富贵为轻,而疾死后无名。最后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隐然以发愤著书表彰前贤、赓续孔子自命。总体来看,全文看似开阖无迹,文风奇肆,实则组织精严、线索分明。以六艺孔子之言为宗,亦可见出司马迁对经学的尊崇。

文中议论最可注意者有两处。一是关于伯夷、叔齐“怨”与“不怨”的讨论。孔子称伯夷、叔齐为贤人,论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背景是当年卫国发生了父子争为国君之战。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夫人南子,出逃晋国。灵公死,立孙子蒯辄为君,即卫出公。晋国的赵简子又把蒯聩送回,卫国抵御晋兵,从而发生了战争。事件发生后,冉有想探知孔子会不会帮助卫出公,子贡就以伯夷、叔齐发问,孔子赞美二人,自然就不会选择帮助卫君。对于孔子论夷、齐“不怨”的话语背景,司马迁当然清楚。但是,司马迁做了置换,他对“怨”的讨论针对的是天道。夷、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颜渊好学而早夭,与此对照的是盗跖暴戾恣睢、日杀不辜却以寿终,真有所谓的福善祸淫之天道吗?为何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达到了“仁”,实现了“正义”,似乎应该无怨了,但是对于因此遭遇的不公天道真能无怨吗?天人之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人的命运究竟是怎样被决定的?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追问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司马迁身世遭际的烙印与创伤,他是在借夷、齐之怨来写自己的满腹之怨。司马迁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史学家如此关注个体人物的命运,也从来没有人把命运的悲剧性表达得如此苍凉沉郁、悲慨淋漓!对人物命运的探索,是贯穿《史记》众多人物传记中的终极思考命题。

另一处要注意的议论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既然天道玄远蒙昧,或穷通数会、不由行事,那么个体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呢?难道就因此而放荡自恣、随俗沉沦吗?不,一任其运遇,从吾所好而已。对于志气慷慨的烈士来说,追求的是不朽声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于后”。名,代表了刚烈之士的生命理想,是超越社会遭际穷通否泰的精神支撑,是对不可把握的命运力量的抗争。而士人所成就的“名”,除了自己砥砺志行显于闾巷外,还需要附于青云之士才能传于后世,“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司马迁还曾在《孔子世家》中叙述过“名”:“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作《春秋》,为的是声名称于后、道义传于世,但同时也保存了志士仁人的行迹,使他们在历史烟云中达致不朽。所以,著作是一种“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行为,“圣人作而万物睹”,是对时或暗冥之天道的公平补偿。正因著作神圣,《史记》接下来的春秋人物除伍子胥外,其他人物皆以著作立言而得以列传。

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孔子著《春秋》的热情激扬,“盖亦欲微见己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索隐》注)。司马迁曾在《报任少卿书》中剖白心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也。”身遭厄运,局促当世,生命理想由著作得以伸展。生命因著作而不朽,著作亦因生命投入而永恒。著作兴,天道得以维持,而闾巷岩穴发愤之士亦皆有所托命矣!此为解读《史记》中列传的大关键,明乎此“述著作之本旨”,方能读懂司马迁为“扶义俶傥”之士作列传之用心,方能明白司马迁选择人物入传的标准。因此,章学诚说此篇“传虽以伯夷名篇,而文实兼七十篇之发凡起例”(《丙辰札记》)。沟通太史公和笔下人物的情感纽带是对生命不朽的共同追求,以富贵为念的庸俗寻常之人是不能入太史公法眼的。正因此,太史公在史学上第一次以人物为中心来展现历史,人物的风采、志气、情调被鲜活地表达了出来,人物的命运遭际受到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而不是像编年体或者国别体那样的史书重在关注事件的成败、邦国的兴衰。

至于此篇杂引经传、以论带传的行文之妙,前人早有评点,这里引录一二,以供参阅:“一篇之中,错综震荡,极文之变,而议论不诡于圣人,可谓良史也。”(《杨升庵文集》卷四七)“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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