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三)

讲授/邓小南   2017-03-07 09:18:03

《朱子语类》里面有很多条谈到“游于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集中在朱熹和学生读《论语》的部分。他对学生们讲到“道”的问题,讲到“德”的问题,讲到“仁”的问题,接下来他就解释什么是“游于艺”:“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他的意思是说,古人在礼、乐、射、御、书、数这样一些事情中,都寄寓了对于“理”的追求,在其中从容涵养,才能达到 “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这样一种人生境界。

对于宋代士人来说,包括对器物学、金石学这些技艺的研习,都不是纯粹的纸上学问,而都具有强烈的“回向三代”倾向,都反映着那个时候士人的追求与实践。所以,现在研究宋代仿古青铜器、金石学的一些学者,会说宋人是“在复古中创新”,通过所谓的复古来创新,这就体现着宋代文人的文化追求。2015年6月,台湾学者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士人的文化活动和人际网络,这一研究的核心议题他们概括为“游于艺”,实际上是关注士人的相关活动以及其中寄寓的精神内涵。

“游于艺”,或许可以说是宋代文人的存在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交游方式,也是他们自我表达的方式。朱熹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今只就册子上理会,所以每每不相似。正要‘克己’上做工夫。”“游于艺,似若无紧切底事,然能如此,则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朱熹强调“游于艺”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他也指出“游于艺”看起来不是什么紧切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肯定是下足了工夫的。什么工夫呢?是一种“克己”的工夫。也就是说,对“游于艺”不能只从册子上理会,不能只把它当成书面上的说法,而是要严以律己、切实努力,这样才能让“游于艺”真正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实践方式、实践途径。所以,“游于艺”和另外三者,应该说是一种彼此相依的存在状态,这种整体性、实践性一直都是被宋人所强调的。

我们会注意到,宋人无论是在活动、宴饮、交游的过程中,还是在个人独处的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氛围,在这些不同的场合里发展出丰富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出士人们多样的性情,包括他们公务中的刚果严毅,也包括生活中的旷达与雅趣。交流都会有特定的承载方式,正是在士人不同类型的群体活动里,形成了人际之间的交往脉络。宋代文人僚友之间有许多诗词唱和、往来信笺,也有许多专门记载诗文唱和的集子。这些文化活动在宋代蔚为风气。北宋前期著名的文人杨亿给宋白的唱和集写了一篇序文,说“视草之暇,含毫靡倦;形于风什,传于僚友;同声相应,发言成章”。通过彼此之间的心传意会,“同声相应”,士大夫之间发展出来一些共识,逐渐形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文化圈,包括一些关系网络。传说中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撰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描绘了北宋中期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这次雅集包括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像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批人,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他们汇聚在驸马王诜的宅邸西园,共同赋诗、题词、相互切磋,欣赏书画作品。这样的文化盛事,按米芾的话就叫做“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实这里面也就体现了他们共同的好尚、文化方面的兴味相投。

士人彼此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宋代是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所谓的真率会、耆英会、同乡会、同年会(指同一年考中科举进士者的聚会),还有五老会、九老会、十老会,等等。不仅在开封、洛阳这样的帝国核心地区,包括在苏州、福州这样一些地方,经常会有这一类的友人聚会。北宋早期的宰相范质曾经说,“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朱熹也说“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司马光曾经写过《洛阳耆英会序》,并且订下“序齿不序官”的《会约》。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过《洛阳名园记》,在跋文中他说:“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意思是说,观察天下治乱的征候,要看洛阳的盛衰,而洛阳盛衰的征候则在于园圃的兴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当年这些城市里面的园林苑圃是士人喜好的活动空间,他们经常到这里来聚会雅集,大家兴致勃勃、往来频繁的时候,芳林园苑显得很兴盛,洛阳也就因之而充满活力,这一定是天下安定的时期;反过来在国家政治紧张肃杀的年代里,士人的活动往往受到限制,园圃中也会气氛沉闷,政治动乱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所以李格非会说园圃的兴废可以标志洛阳的盛衰,由小见大,由点及面,可以看到整个天下治乱的征候。

当时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士聚集活动。我们知道宋代雕版印刷已经逐渐普及,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北宋中期苏轼曾经说,过去要读一本书很不容易,前辈先生都是从藏书者家里借,借来就拼命抄拼命背,而现在诸子百家之书都被转相摹刻,各类图书“多且易致”,读书人经常能够见到各类书籍。宋人会说“书板大备,儒者逢时”。当时也有很多活动是和印书、读书、晒书相关的。

晚唐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有一个宋代的刻印本,刻本后面有一行字,我们看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字样,这一带在当时就是一个刻书的中心,北宋的杭州,南宋的临安,在那个时候就是刻印书籍的中心之一,棚北这个区域就是书坊、书铺密集的地方。在书籍每卷文末刻上书铺的地点,就是一个广告,一个路线图,读者看到这部书印得不错,可以按图索骥到这个地方来购书。《东都事略》是南宋人王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当年刊行于四川眉山,成都地区,苏东坡的老家,现在藏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这部书目录结束的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牌记,上面写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先是说明了刻印者,后面这八个字很有意思:所谓“覆板”,是指照样翻印,牌记声明“不许覆板”,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版权保护的意识。当时刻印普遍,书籍数量大增,不管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府藏书的地方,包括宫廷里面的秘阁,都要定期晾晒图书,以便除湿防蛀。这类集中晾晒活动,被称之为“曝书会”,类似于图书展览会,这些时候往往英才尽至,冠盖云集。不仅在宫廷秘阁,当时有些士人家庭藏书丰富,他们曝晒图书的时候,也会有四面八方的友人前来共襄盛事。

金石学的出现,是宋代学术门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学者称它是“中国艺术复古风潮的考察标本”。对于金石学的切磋研习,在当时是士人“游于艺”的重要方面之一,李清照在《金石录》的后序中说,她和赵明诚积累了这么多材料,用心在这个方面,是为了“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游于艺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是玩赏意义上的雕虫小技,而是有它的寄寓,有它的目的。吕大临在《考古图记》里面也说到,他们对于考古图的关注“非敢以器为玩”,而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他把对于古器物的传摹图写,视为对于艺术、对于三代之风的追求。他也特别说到,《考古图》中收录的很多器物都是士大夫家里面收藏的,对于这些器物的搜讨、追求、欣赏,因而也成为士大夫交游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

台湾著名的宋史学家黄宽重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南宋中期士人对《兰亭序》的品题与鉴赏,讨论士人的“以艺会友”。对于《兰亭序》的鉴赏,成为当时士人藉休闲怡情交流情谊的重要媒介。他们通过这样的机会,扩展、深化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其实不仅是《兰亭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书籍曝展,包括器物把玩、书画赏析等等,都成为士人交游过程里的媒介。有的以经史图画分享互娱,有的是自我欣赏、自娱自乐,其中更多的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和游从。

南宋时有位苏州人王份,退休回到家乡,在松江之滨经营了一个园子,叫做“臞庵”。园子“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吸引了很多士人来游玩、题诗,臞庵因此成为“一时名胜”的喜游之地。像这样相互游从,“极文酒之乐”的活动,从开封、洛阳到临安、苏州,可以说活跃频繁。这些交游活动往往伴随着诗文雅集,是以“游于艺”作为依托来进行的。

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许雅惠老师曾根据吕大临《考古图记》中涉及的人物,绘制了一张士人人际网络的统计分析图。这张图背后有当代技术手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说是数字人文合作计划的成果(自2005年开始,哈佛大学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共同推进一个项目,即“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库”,简称为CBDB,项目把数十万历史人物的信息放到这个资料库里。这个资料库跟我们平常使用的数据库不一样,我们习惯利用的数据库是查字句、查段落的,而CBDB是个“关系型”资料库,重点在于查询人物之间的关系。)许老师导入了《考古图记》里面吕大临的相关记载,利用这一资料库进行数位分析,展示出以苏轼、司马光、程颐这三个人物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关系,从中观察相关士人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流关系。这张图所呈现的情形,让我们看到在个人关系圈、交游网络里面,有一些人物是居于核心点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士人交游的网络有一些“枢纽”,有一些关键性的核心人物。当然,我们还不能满足于这种平面的呈现方式,还要通过观察宋代士人的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进一步观察他们结成的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士人“游于艺”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各类交游活动中结成的人际网络。

下面我们讲一下第三个问题:“雅俗之间:对于意境的追求”。

上个世纪初期,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教授提出一种研究假说,即所谓“唐宋变革论”,认为从唐到宋这段历史时期的统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一说法立意鲜明,概括力很强,提出之后,有许多学者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学者大多认为,唐宋时期确实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观察到的变化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就社会的演变趋向而言,总体上讲,我想我们可以用“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予以概括。当我们说到什么“化”,我们指的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是处于进行时中,而不是完成时态。如果说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分了,但是如果说宋代走向平民化,我觉得这个概括应该说比较确当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

北京大学国学院在袁行霈先生主持下,出过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从唐代到宋代,就文学的角度来看,变化的主要趋势到底是什么?袁先生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我们知道词、曲、小说其实是出自市井的。二是创作的主体,过去的创作主体是士族文人,宋代很多庶族的文人参与创作,进而扩大到了市井文人。比如说《大宋宣和遗事》,本来是话本,其中讲梁山泊宋江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和话本的整理者同时也是文学的创作者,讲来讲去,内容不断丰富,逐渐积累,成为长篇小说《水浒传》的蓝本。第三,这些文学作品写给谁看?讲给谁听?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了市民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大众。这样一个整体趋势,可以说是文学重心的下移,这也使中国的文化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样貌。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东都事略》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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