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态任天然(上)

撰文/杨秀清   2017-03-07 09:18:00

在中国社会,无论古今,好学上进都是人们心目中好孩子的标准, “弱不好弄”则是对好孩子的具体要求。有唐一代,专设“童子科”,明确规定“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在唐代仕途开放的背景下,把科举考试的对象扩大到儿童,对社会各阶层无疑更具诱惑力。于是,童年即得功名者,在有唐一代被树为典范,被视为儿童追随的目标。传世文献中,也留下了唐代一些知名人物出身童子科的记载,如《旧唐书·文苑上·杨炯传》载:“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旧唐书》卷一九〇上)《大唐新语》卷八云:“贾言忠数岁记讽书,一日万言,七岁神童擢第,事亲以孝闻,迁监察御史”(《大唐新语》卷八《聪敏》,中华书局,1984,119页)。《旧唐书·刘晏传》记刘晏七岁时被举为神童,授“秘书省正字”(《旧唐书》卷一二三)。读书勤学,不仅成为父母对儿童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成为少年儿童的自觉。敦煌晚唐五代以来的学郎诗中,就出现了立志读书的自勉诗。如天复二年(902) 敦煌州学学生翟奉达就写下如下诗句:“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艺堂堂世上无。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肥菜根尽枯。” P.2498《李陵苏武往还书》末亦有天成三年(928) 学郎李幸思的题记:“幸思比是老生儿,投师习业弃无知。父母偏怜昔(惜)爱子,日讽万幸(行)不滞迟。”BD03925号背有五言诗一首,似为学生口气,诗曰:“清清河边草,游若水中鱼。男儿不学问,如若壹头驴。”指责那些无所事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劝人努力学习。正因为读书学习与个人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好学上进自然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好孩子的标准,而游玩嬉戏则成为人们普遍斥责的行为方式。P.3883《孔子项托相问书》中有一段项托对博戏的看法,即可代表一种普遍观念:

小儿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

可见,唐宋时期的儿童教育及知识系统中对儿童游戏始终是排斥的。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有:

孩儿渐长成童子,慈母忧心不舍离;近火专忧红焰烧,临河恐坠清波死。捉蝴蝶,趁猧子,弄土拥泥向街里;盖为娇痴正是时,直缘

小方如此……婴孩渐长作童儿,两颊桃花色整辉;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猧儿。贪逐胡(蝴)蝶抛家远,为钓青苔忘却归。(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974页)。

表面上看,不仅讲到儿童时代的游戏种类,而且流露了父母呵护下儿童生活的快乐无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受到隐隐的批评之意,那就是儿童的贪玩,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全然不顾父母的担忧和辛劳,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然而,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出自本能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是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的价值观念尽管排斥儿童游戏,但不能无视儿童游戏的客观存在,更何况这种观念更多地来自成人的意愿,并非儿童心愿的表达;即使成人,也往往在一些特定情景中触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童年儿戏,这种成人对儿时游戏的追忆,在唐代诗文中多有流露,此不赘述。如此而言,儿童游戏更能反映儿童的生活世界。现代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指出:“当我们以民族学结论(这些结论或许是从它们之中得出来的)的观点来研究儿童和成人游戏的时候,在这游戏中,下面的这种情况首先使我们吃惊,即其中许多仅仅是重要生活事情的滑稽性的模仿。类似这样的,如现代孩子们玩的宴客、骑马和上教堂的游戏,在蒙昧人中主要的儿童娱乐是模仿那些孩子们在以后若干年将郑重从事的事情。由此可见,他们的游戏就是他们当前的功课。”(〔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彬、姜德顺校《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8页)从这一角度来看,儿童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人生过程,社会的价值观念对儿童游戏的有意排斥,并不能阻止儿童与游戏的天然联系。近年来,随着儿童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儿童游戏的关注也不断深入,对古代儿童游戏的了解也在不断增加。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古代图像资料中的儿童游戏资料则利用不够。特别是敦煌壁画中的儿童图像,除了少部分公开出版外,许多表现儿童游戏的图像资料并不为学者及大众所了解。如果我们结合传世文献、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文献中所记载的许多游戏,在敦煌壁画中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图像资料,使我们对古代儿童游戏有一个更具体而形象的认识。

前引敦煌文献《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对儿童游戏的种类作了简单的提示,笔者认为晚唐诗人路德延《小儿诗》所记各类游戏,是传世文献中记载唐代儿童游戏种类最多的诗歌(《全唐诗》卷七一九)。诗中反映的儿童生活,大体涵盖了当时儿童游戏的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儿童游戏,给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路德延诗歌中记载的儿童游戏活动,不少都得到图像资料的印证,但大多图像资料由于分散出土,显得零星而不系统,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儿童游戏资料,由于其保存的完整性,为我们提供了相对系统的图像资料,因而也弥足珍贵。下面分别介绍之。

骑竹马

以一根竹棍当马骑,是古代儿童简易而又方便的游戏,这种游戏方式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年间并州牧巡行时受到骑竹马儿童的欢迎,是最早关于骑竹马的记载。《后汉书·郭伋传》载,东汉初年,时任并州牧的郭伋外出巡行,“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这次别出心裁的欢迎活动,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游戏,赋予了具有礼义性质的仪式意义,因而得到了统治者的表彰与提倡,此故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屡被引用。由于这种简单易行的游戏工具和游戏方式,也最受儿童欢迎,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西晋时期画像砖中,有“母童嬉戏”砖一件(“标本M39:西2-2”),画面中间有“一束髻童子,上身穿无袖短衫,内着兜肚,下身裸,右手持一棍状物于胯下作骑马状”。专家认为“幼童胯下之物应系中国民间儿童常见的自娱性游戏‘骑竹马’” (戴春阳主编《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85页)。这一结论亦为学术界所接受。果如此,这应当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儿童骑竹马图像,也说明早在西晋时期,敦煌已有“骑竹马”的儿童游戏了。

到了唐代,骑竹马游戏更为普及,成为文人学士经常吟咏的题材,而最为有名的莫过于李白的《长干行》诗:“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正由于此,骑竹马游戏也得到唐朝帝王的提倡,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军攻下龟兹,捷报传至长安,唐太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饬金翠罗纨,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大夫乐也;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朕今乐矣!”(《新唐书·西域上》)唐太宗以“土城竹马”为儿童之乐,足见当时这种游戏的普及。这种有唐一代都在流行的游戏,曾出现在路德延诗中:“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作鞭”。

唐代骑竹马的图像,以敦煌莫高窟第9窟东壁门南的小儿骑竹马图像最具代表性(图1)。莫高窟第9窟绘于晚唐,其东壁门南的供养人行列中,在一贵族妇女供养像右侧,绘一身穿花袍服、内着襕裤、足蹬平头履的童子,童子胯下骑竹马,左手扶之,右手持竹梢,竹梢有竹叶,作赶马状,男童头部微侧,眼神与旁边的贵妇交流,既顽皮又可爱。如果我们注意到另一贵族妇女身后穿蓝袍之女童,就不难看出,一方面通过儿童随父母或长辈供养礼佛,向我们展示了儿童从小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景,另一方面骑竹马儿童的出现,又给庄严肃穆的礼佛场面增添了几许欢快的气息。骑竹马童子形象出现在供养人行列中,恰恰说明其在敦煌现实生活中的存在。而这又和敦煌藏经洞文献相印证。除前引《维摩诘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讲到儿童骑竹马外,S.6631《九相观诗一本》之《童子相》云:“状貌随年盛,形躯逐日红。三周离膝下,七岁育成童。竹马游闾巷,纸鹤戏云中。花容艳阳日,绮服弄春风。宠爱量难比,恩怜靡与同。那堪百年后,长奄夜台空。”(郑阿财《敦煌写本“九想观”诗歌新探》,《郑阿财敦煌佛教文献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78页)。骑竹马成了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方面使我们感受到童年时的快乐,另一方面则使我们看到这一游戏的普及程度。

图1 莫高窟第9窟东壁门南供养人之童子骑竹马(晚唐) 孙志军摄玩沙土

如同竹马一样,沙与土这两种与人类共存的自然物质,太容易成为儿童利用的游戏工具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中说:“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3页)足见早在战国时期,就存在以泥土为工具的儿童游戏,“尘饭涂羹”也成为一句成语为后世所引用。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六度集经》卷第二《须大拏经》中所记:须大拏太子将自己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施舍给一丑婆罗门,其妻子曼坻采果回来后,不见子女,便问太子曰:

吾儿如之而今独坐,儿常望睹吾以果归,奔走趣吾,躄地复起,跳踉喜笑,曰:“母归矣,饥儿饱矣。”今不睹之,将以惠人乎?吾坐,儿立各在左右,睹身有尘,竞共拂拭。今儿不来,又不睹处,卿以惠谁?可早相语。祷祀乾坤,情实难云,乃致良嗣。今儿戏具,泥象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吾且发狂,将为虎狼鬼魅盗贼吞乎?疾释斯结,吾必死矣!(《大正藏》第3册,No. 0152 《六度集经》,10页)

与此相类似的,在《贤愚经》卷第三《阿输迦施土品》中也有记载: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晨与阿难,入城乞食。见群小儿于道中戏,各聚地土,用作宫舍,及作仓藏财宝五谷。有一小儿,遥见佛来,见佛光相,敬心内发,欢喜踊跃,生布施心,即取仓中名为谷者,即以手掬,欲用施佛。身小不逮,语一小儿:“我登汝上,以谷布施。”小儿欢喜,报言:“可尔。”即蹑肩上,以土奉佛。佛即下钵,低头受土,受之已讫,授与阿难,语言:“持此涂污我房。”乞食既得,还诣祇洹,阿难以土,涂佛房地,齐污一边,其土便尽。污已,整衣服,具以白佛。佛告阿难:“向者小儿,欢喜施土,土足涂污佛房一边,缘斯功德,我般涅槃百岁之后,当作国王,字阿输迦。其次小儿,当作大臣,共领阎浮提一切国土,兴显三宝,广设供养,分布舍利,遍阎浮提,当为我起八万四千塔。”(《大正藏》第4册,No. 0202 《贤愚经》卷第三《阿输迦施土品》,368页)由经文中提及的“泥象泥牛、泥马泥猪”以及泥土做的宫舍、谷仓等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以泥土为玩具的游戏在古代印度同样存在。

相对于泥土,处于沙漠之中的敦煌,则为儿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游戏玩具——沙子。因此,玩沙子成为唐宋间敦煌儿童常见而又喜欢的游戏之一。检之敦煌文献,有关儿童玩沙游戏有如下记载:

S.2832《愿文等范本》之三三《妹三(亡)日》:

惟孩子禀乾坤而为质,承山岳已(以)作灵。惠和也,而(如)春花秀林;聪敏也,则秋霜并操。将谓宗枝永茂,冠盖重荣;岂期珠欲圆而忽碎,花正芳而□(凌)霜。致使聚沙之处,命伴无声;桃李园中,招花绝影。或者池边救蚁,或者林下聚沙。游戏寻常,不逾咫尺。岂谓春芳花果,横被霜霰之凋;掌上明珠,忽碎虎□之口。嗟孩子八岁之容华,变作九泉之灰;艳比红莲白玉,[化]作荒交(郊)之土。(录文据黄征、吴伟校注《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7,90-91页)这是一篇兄长哀悼早殁小妺的愿文范文,其中言及“林下聚沙”是其妺喜爱的游戏之一。而前引上海博物馆48(41379)《九相观》一卷“第二观”“作朣朦(童蒙)。骑竹马,逐游戏。或聚沙来作米粜,或时觉走趁游风”中所记,则是以沙子为米麦来堆积。至于P.4597《九想观诗》中的“童子想”则完全与佛教有关:“日月相嶊(催)成幼童,五五三三作一丛。虽解聚沙为佛塔,心中仍未辩(辨)西东。”可见,玩沙游戏也可以玩出多种花样。但敦煌儿童的玩沙游戏,由于受佛教功德思想的影响,不仅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游戏,而且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佛教仪式。《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言道:

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大正藏》第 09 册 ,No. 0262,《妙法莲华经》,7页)

此经说明聚沙作为一种功德,可为自身带来福报。唐宋时期,印沙、脱佛、脱塔被认为和诵经念佛具有同样的功德,成为敦煌地区每年都要进行的群众性功德活动。印沙是用刻有佛像或塔形的模范在沙滩上一按,即可完成。敦煌文献S.6417《印沙佛文》、P.3276背《社邑印沙佛文》(两篇)、S.5573《印沙佛文》、S.4458《印沙文》、P.4012《印沙佛文》等,即是印沙佛仪式开始时,请僧人念诵的印沙佛文。正因聚沙成塔,印沙佛都是能为自身带来福报的功德,因此在莫高窟第23窟(盛唐)北壁《法华经变》中,就依据方便品描绘了儿童“聚沙成塔”的画面。画面中四童子正在集中精力将一堆沙子聚成塔形,两童子坐地上,将地上的沙子往上堆积,另两童子站立,将沙子往更高处堆积。这个画面由于变色之故,如不亲临现场仔细辨别,很难从一般图录中看出沙子形状。画面虽然表现佛教内容,但所绘图像明显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儿童聚沙游戏,使我们通过画面,看到栩栩如生的儿童游戏场面。唐宋时期,玩沙土的儿童游戏并非敦煌一地,但莫高窟第23窟北壁的儿童“聚沙成塔”图(图2),却为我们保存了儿童玩沙游戏这一珍贵场面,其价值意义自不待言。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

图2 聚沙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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