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代的“左”与“右”

撰文/于淼   2017-03-07 09:17:58

“左”与“右”原本是人们用来表示方位的名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人们不断赋予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将之与礼仪相结合,附有尊卑高低意味,从而逐渐形成了“尊左”或是“尚右”的观念。《老子》云:“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又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三十一章,中华书局,2014,119页)《礼记·王制》载:“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杨天宇《礼记译注·王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6页)由此可见,“左”“右”的文化内涵,因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对象而不尽相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们要针对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下文将简单谈一谈中国古代社会中那些约定俗成的“左”与“右”。

一 官阶序列

自周以来,历代官职均有“左右”之分,《礼记·玉藻》提到:“动辄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译注·玉藻》,362页)最初,官之左右并无等级高低之意,随着时代的推移,官制前冠有的“左”“右”字样开始有了区别上下尊卑、数量多寡、内外轻重的作用。《十驾斋养新录》云:“唐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为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则以右为上……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给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为上。”(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左右》,上海书店,1983,233页)可知,官职中的左右尊卑并非是简单的静态划分,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以后,制定了一套在全国推行的职官制度,在文献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但官职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却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学界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爵共分二十等,由低至高分别为“一级曰公士,二上造……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秦制,以赏功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韩非子·定法》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将以上文献结合来看,秦国的官与爵是相对应的,即有一定的军功爵位就可以担任相应的官职,两者配合使用。以此,我们可以推论秦代之官制应以“右”为尊。

汉代官制按文武不同,左右尊卑是有区别的。《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孝惠帝元年(前194),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高后时,王陵得罪了高后,免去右丞相之职。左丞相陈平徙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到孝文帝元年(前179),因太尉周勃诛诸吕有功,文帝便以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陈平为左丞相,位在周勃之次。时隔不久,周勃考虑到自己才能不及陈平,于是上书文帝,要求将右丞相职位让于陈平。以此来看,汉代文职官员应以“右”为尊,武职则恰恰相反。《汉书·王商传》:“(王)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为左将军。”《汉书·史丹传》:“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为长乐卫尉,迁右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给事中,后徙左将军、光禄大夫。鸿嘉元年,上遂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义也。左将军丹往时导朕以忠正,秉义醇一,旧德茂焉。其封丹为武阳侯,国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以《汉书》中这两则事例来看,因功从右将军迁升到左将军,显然是由下及上、从卑到尊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汉代的武职应以左为尊。

汉以降至唐宋皆以左为尊。《南齐书·百官》载:“左右仆射分道。无令,左仆射为台主,与令同。”《新唐书·百官》中规定:“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即尚书左丞于品级上高于右丞。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称:“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其中,房玄龄为左仆射,高士廉为右仆射,文中屡称“玄龄等”,可见房玄龄的职位高于高士廉,即左高于右。

元朝建立后,一改唐宋旧制,规定以“右”为尊。《元史·伯颜传》载,至元二年(1265)七月,伯颜官拜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各部官员向其禀报事务,有难以解决的,他往往用一两句话就决断了。众人都赞曰:“真宰辅也!”至元四年,伯颜被升为中书右丞相。可见元朝官制以右为上。元朝不但官职以右为大,考科取士也分左榜和右榜。右榜为社会地位高的蒙古人、色目人,左榜为地位较低的汉人、南人。

朱元璋在元末起义军时,因制度未备,礼仪仍沿用元朝旧制,以右为尊。据《明史》载,至正二十四(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建百官,故以文臣李善长为右相国,武将徐达为左相国。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令百官礼仪尚左”,明确了以“左”为尊的制度,遂改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明朝建立后,中央各部、院副职以及地方各级机构多同时并设左、右二职,如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及左右布政使,皆以左官居上。清承明制尚左。清代官员,一般以满人提任左职,汉人出任右职。

二 乘车座驾

车舆作为古代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用具,根据车辆形制和性质的不同,乘车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乘车之仪。因为古代车制车厢宽大,一般可乘坐一至三人。所以,当乘者多于两人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乘员的位次排序问题。

《史记·魏公子列传》:“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弊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文中“虚左”便是留下车上左边的尊位,等候侯嬴就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虚左以待”,表示自己礼贤下士。《法言》中记载:“茅焦历井干之死,使始皇奉虚左之乘。”《燕丹子》卷下燕太子丹迎请荆轲时,“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由此可见,古代乘车之礼中多以“左”为尊位,即尊贵长者居左而坐。

《周礼·冬官考工记》载:“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楗(楗:通“卷”,即“倦”的古字);行数千里,马不契需;终岁御,衣衽不敝。此唯辀之和也。”郑玄注:“辀和则久驰骋,载在左者不疲倦,故尊者在左。”《礼记·曲礼》:“祥车(谓死者生前所乘之车)旷左。”疏:“旷,空也。车上贵左,故仆在右,空左以拟神也。”《汉书·文帝纪》云:“乃令宋昌骖乘。”颜师古注:“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馀则曰骖乘。”至于为何在乘车时“尊左”,除了“载在左者不疲倦”的因素外,御车者在右,执鞭、执辔都较方便马车前行,可以避免碰撞到主人或客人,这一点也是乘车“尊左”的决定性因素。

三 习礼位次

在讲求规矩礼法的古代,不仅于官制及车位上讲究“左右”,日常生活习尚中也常用“左右”来区分长幼尊卑、宾主上下,比如宗庙神主的排序和席间宴饮的座次。

中国古代宗庙祭祀活动是对祖先崇拜的反映,是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所谓昭穆者,是指宗庙的建筑布局及祖先位次的排列。《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汉书·韦贤传》:“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五礼通考》载:“祖庙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五礼通考·宗庙制度》,江苏书局重刊刻本,光绪六年,6页)又“室中位太祖西方东向,太祖子为昭,北方南面。太祖之孙为穆,南方北面”(同上,9页)。也就是说,太庙中祭祀的布局应为太祖位次居中,坐西向东。后代按行辈秩序分列太祖两侧,面面相对。昭为父辈,坐北朝南,居左;穆为子辈,坐南朝北,居右。随着朝代的更迭,宗庙制度虽有变革,太祖神主的朝向由坐西向东改为坐北向南,但后辈神主的位序却仍遵循先祖居中、左昭右穆、以左为上的顺序进行排列。下面笔者将以清乾隆时期太庙时享神位排列为例,以资佐证。

乾隆二十一年(1756)钦定《大清通礼》载:“(太庙)前殿太祖高皇帝正中南向……太宗文皇帝东位西向……世祖章皇帝西位东向……圣祖仁皇帝东次西向……世宗宪皇帝西次东向。”(《钦定大清通礼·吉礼》,吉林出版集团,2005,74页)配合《大清五朝会典·乾隆会典》所绘《太庙前殿时享图》可知:乾隆时期,太庙前殿祭祀以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为始祖,其神位居正中,南向。其子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为昭辈,神位在努尔哈赤之左,即东位西向。其孙清世祖章皇帝福临是为穆辈,神位在努尔哈赤之右,即西位东向。清圣祖仁皇帝及清世宗宪皇帝皆以次左、次右排列。

古人在席间宴饮的座次,与宗庙祭祀神位的排序原则相仿,也是以左为尊。《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不惜笔墨地对“鸿门宴”的座次做了如下描述:“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言:“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东向坐》,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81页)项羽自恃兵力强大,刚愎自用,坐在了最尊贵的位置,而项伯作为长辈,与项羽并排而坐。亚父范增居次位,即坐于正位之左,南向。而刘邦虽是客,但在项羽看来不过是阶下囚罢了,故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将其安排在了第三等的位置上,即正位之右,北向坐。至于刘邦的谋士张良则只有“西向侍”的资格。项羽、项伯、范增处尊位上位,刘邦、张良处卑位下位。由此可见,主位之左尊于主位之右。

《红楼梦》第三回叙述贾府接待林黛玉的一次安席情况时,是这样描写的:“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6页)第七十五回写贾母等中秋夜在凸碧山庄赏月,“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首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首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同上,1052页)曹雪芹笔下每写座次必历历分明,礼法整肃,规矩严谨。以其描写便可看出端倪,前者黛玉乃是远到之客,后者贾赦为长子,贾政为次子。除贾母身为一家之主,坐于居中主位以外,二者皆遵循主位之左为最尊位,右为次位,然后左右穿插排序的原则分坐。古人如此重视座次的安排,这是区分长幼尊卑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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