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为什么与曾国藩翻脸?

撰文/眭达明   2017-03-07 09:17:54

一 曾国藩想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得罪过沈葆桢

同治三年(1864)初,正当金陵战事十分吃紧、粮饷极端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截留原本解送安庆湘军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十馀万两白银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而且于复奏中虚列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每月高达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四省协饷,让外人觉得曾国藩已经富得流油,使他背上了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

此事不仅在曾、沈之间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官司,闹得双方从此断绝往来,而且在曾国藩心中留下了一个永久之谜:沈葆桢为什么要与自己翻脸?以至于后来他跟亲朋好友通信,多次提出过这个疑问。如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给沈葆桢同科进士李鸿章写信时,曾国藩就写道:“幼丹(沈葆桢字)中丞与敝处私交已绝,自问数年以来,未尝挟权市德,稍有触犯,此心可质鬼神。”第二年五月十二日给沈葆桢另一同科进士郭嵩焘写信时,曾国藩再次大发感慨:“至幼丹则自问实无开罪之处,而其相逼已甚,迥出意外。”(《曾国藩全集·书信》)

在曾国藩看来,沈葆桢是不应该也不至于与自己翻脸的。为什么呢?一是他对沈葆桢有大恩情,这一点世人皆知。二是事后曾国藩反复自问过,实在想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得罪过沈葆桢,以至于他要这样“相逼已甚”。

说起曾国藩对沈葆桢有大恩情,还得回顾一下沈葆桢的为官经历。道光二十七年(1847),沈葆桢考取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迁都察院御史。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简放江西九江知府,却无法赴任,因九江当时尚在太平军手中。进退无依之际,曾国藩将其收入幕府,令其征收厘金、办理营务。一年后,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连续打退太平军七次进攻,确保城池万无一失,曾国藩对其倍加赏识,荐其才堪封疆之寄。咸丰七年(1857),沈葆桢升任广饶九南道道员,却因得罪了江西地方大员而负气回籍。这件事让曾国藩特别刮目相看。

原来沈葆侦升任广饶九南道道员后,广信府商民为了留住这个能保一方平安的“父母官”,不仅“士人罢考,河口罢市(广信府管辖的河口镇是江西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修房者停工,赁屋者退租”,而且大家主动筹集路费并成立一个临时机构,派出一批又一批人员到总督府和巡抚衙门以及曾国藩那儿上访,坚决不让沈葆桢离开。广信商民甚至对天发誓说:谁撑船送沈大人走,就把他的船只烧掉;谁抬轿送沈大人走,就把轿夫杀死。态度可谓十分蛮横。可是不管广信商民如何“汹汹如此”,江西巡抚耆龄仍“持前议颇坚”,非要沈葆桢赴任新职不可。双方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以沈葆桢负气辞职方告结束。沈葆桢虽然“丢”了官并得罪了江西地方大员,名气却更大,声望也更高了,所以曾国藩说沈葆桢“极精明,而其过人处在拙,故不可量耳”(《曾国藩全集·书信》咸丰九年四月十五日《复胡林翼》)。

咸丰十年(1860),沈葆桢被起用为吉南赣宁道道员后,仍然坚卧不起,已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屡荐其才并极力主张起用沈葆桢,清政府因此将他由道员超擢江西巡抚。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极为罕见,而且在曾国藩一生所荐举的官员当中,只有沈葆桢与李鸿章两人是由道员直接升为巡抚的。

而在沈葆桢超擢江西巡抚之前,曾国藩曾想让他担任援沪主将,进而推荐他出任江苏巡抚。薛福成《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一文对此有生动记载:“朝廷密令曾公荐能胜抚苏任者。曾公初欲荐沈文肃公葆桢,既念沈公虽精吏治,而军事阅历不甚深,乃荐幕僚延建邵遗缺道今伯相合肥李公,欲令创开淮军风气,以弥楚军之阙。”(《薛福成选集》)

原来咸丰十一年十月曾国藩做出援沪决定后,开始想用手下有兵的曾国荃或陈士杰做援沪主将,但曾国荃的眼睛只盯住金陵,其他地方全看不上;陈士杰则一心想在家乡办团练,严防石达开再入湖南。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另择人选,结果第一个被选中的是沈葆桢。后来之所以变成李鸿章,是因为曾国藩翻来覆去地考虑许久之后,觉得沈葆桢虽然精于吏治,军事上却没有多少阅历,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这才从沈葆桢身上收回,慢慢落到近在眼前且充满朝气和锐气的李鸿章头上。咸丰九年九月,在曾国藩保荐下,李鸿章即已获得福建延建邵道道员实缺,只是由于工作需要没有赴任,继续留在曾国藩幕府效力而已。

这充分说明,沈葆桢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原本是高于李鸿章的,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国藩才转而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

对于曾国藩这个一而再、再而三鼎力荐举过自己且对自己没有任何“开罪之处”的大恩人,沈葆桢哪能如此无情无义,说以怨报德就以怨报德,说恩将仇报就恩将仇报,说翻脸不认人就翻脸不认人?这就是沈葆桢与自己翻脸后,曾国藩始终迷惑不解的原因所在。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不知反省和不肯认错之人。上面提到的曾国藩写给郭嵩焘的那封信中,他除了觉得沈葆桢与自己翻脸“迥出意外”,对于当年与骆秉章、朱孙诒的“恼终隙末(彼此友谊不能保持始终,朋友变成了仇敌)”,就老实承认自己也有不是且“情状令人难堪”处,可谓痛心疾首,后悔莫及。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沈葆桢的不解和埋怨,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呐喊,而不是随便说说或无病呻吟。

也许是他对沈葆桢倾注的关心和关爱太多,很难消除情感上的痛觉吧!

二 曾国藩与江西巡抚之间的军饷之争

那么,沈葆桢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或者说有什么抛不开的利害关系非让他这样做不可呢?

在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的《能静居日记》里,赵烈文有一段详细记载和精辟论述,既介绍了曾、沈闹翻的前因后果,又指出了曾国藩与江西巡抚之间的军饷之争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也是事出有因:

见沈中丞二月二十六奏,请将江西茶厘牙税,归本省征收,钦定协济皖省征饷月额等语。缘中堂于咸丰十年受两江之任,由皖北移师皖南,其时因苏皖糜烂,征饷无出,奏请将江西全省茶厘牙税归督臣遣员设局征收济用,奉旨允准。逮今数年,每岁所入,不下百馀万,军需恃为正款。而江西旧设防军甚少,遇有警信,中堂辄派师千里驰援。咸丰十年、十一年之间,贼匪屡由皖、浙阑入江境,俱经中堂调派左帅、鲍帅截剿,驱贼使返,是秋遂报肃清。故虽用江西之饷,而历任抚臣皆视为当然,未生意见。沈中丞于同治元年春间受事,初亦不欲更张,后因中堂厘员干与公事,又九江道蔡锦青请提洋税协解皖台,未候中丞批示,及小人从中簸弄,遂日见龃龉。沈心地端纯,遇事敏练,而局面未免狭隘。本系中堂保荐升任,自以整顿地方,方为不负所举,不当顾恋私恩,引嫌推委,且薄前任各抚之拥位素餐,一无建白。故到任后,增募继果、韩字等营八千人,移调精毅、精捷等军万馀人,各府募守勇五百人,兵数日增,费用无出,始有此奏。平心论之,中堂荐列贤才,原期为国任事,沈之奋发有为,不可谓之越职。惟江西饷需虽迫,而皖台竭蹶尤甚。且中堂于江西军务未尝稍置膜(漠)视,则东征大局攸关,沈亦不当以距江省较远,遂生畛域。当此沧海横流,公私涂炭,体国大臣虽彼此如头目手足之相护,犹虑不济,而分崩如此,不能不为贤者责矣。

原来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已向朝廷奏明将江西厘金全部提取,充作军饷,从此成为曾国藩的主要饷源之一,江西防务则由湘军全部承担:“江西每遇警报,辄请分兵往援。”(《左宗棠全集·书信》咸丰十一年《与郭意城》)双方相依为命,关系一直这样维持。同治元年以后,曾国荃部移兵下游,进攻金陵,原在江西境内作战的左宗棠部进兵浙江,鲍超部转入皖南和苏南,江西一时无兵可守,防务出现空虚,而苏州尤其是杭州被湘军攻克之后,太平军溃勇大股逃入江西,曾国藩却无力分兵救援。为了保境安民,沈葆桢一面迅速建立了一支江西地方部队,一面将席宝田、江忠义、周宽世等军从贵州、湖南、安徽等地陆续奏调入赣,这样才勉强支撑了局面。可是军队是要钱来养的,沈葆桢又想不出别的筹款办法,只得将原来解往曾国藩大营的款项截留下来,这就是沈葆桢擅自截留江西厘金的主要原因。

三 搞窝里斗的人应该受到责备

曾国藩与江西巡抚之间的军饷之争虽然由来已久,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也是事出有因,但沈葆桢与曾国藩的关系毕竟非同寻常。其次是湘军集团内部有一条通行已久的原则,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先得内部商量好,统一了意见之后再向上奏请,否则会把事情弄得很糟。沈葆桢却未经协商,背着曾国藩向朝廷奏请截留江西厘金(大概是他担心与曾国藩商量不成,所以与其商量还不如不商量——笔者注),这等于从背后捅了曾国藩一刀,自然让曾伤心痛恨不已。

另外,读过《能静居日记》还可知道,赵烈文不仅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对沈的为人和办事能力十分称道,所以曾、沈之间厘金争夺战爆发之后,他虽然深感遗憾和痛心,在私人情感上很难站边,但最终还是将板子打在沈葆桢身上,说沈葆桢即使是贤者,既然搞了窝里斗,就应该受到责备。很显然,赵烈文是站在维护湘系集团的团结和利益这一角度看待这一事件的。

也就是说,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能说没有理由,但做法不妥。主要是沈葆桢站在江西的角度,认为江西之银自应用于江西,地方主义倾向压倒了全局观念,更不顾及和曾国藩的特殊私人感情。而赵烈文是站在湘军大局的角度:此时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主力,一方面要围攻金陵,一方面要与赶来救援的李秀成部十馀万大军作战,正处于腹背受敌、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不能断饷断粮,否则金陵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闹饷哗变,要么在战场上活活饿死,沈葆桢无论如何不能在这个时候出此损招。其次是沈葆桢违背了湘系集团通行已久的原则,即先内部商定妥当再向上奏请的一贯做法,从而为清政府的挑拨离间创造了可乘之机,这对曾国藩的伤害无疑是非常大的。

当时,赵烈文尚在金陵曾国荃幕府,并不在曾国藩身边,沈葆桢也是刚刚向朝廷上呈奏折,请求将江西省茶厘牙税即厘金统归本省征收,并请朝廷钦定江西每月协济安庆湘军大营的军饷数额。赵烈文看到沈葆桢这一奏折抄件后,就能一眼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并断定必将产生不良后果,说明这个“小诸葛”确实是一个洞察力特强的人。

四 曾国藩与江西地方官员的历史恩怨

除赵烈文叙说的原因之外,曾国藩与江西地方官员的历史恩怨,也是促使沈葆桢跟曾国藩翻脸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从咸丰四年底曾国藩带兵进入江西作战之后,整个江西官场就对他没有好印象。在江西人眼里,曾国藩根本就是一个只知横征暴敛而不管地方死活的人。

湘军初进江西时,江西巡抚陈启迈不仅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而且他们两人同年考取进士后又同在翰林院共事。更难得的是,时任江西按察使(简称臬司)的恽光宸也是他们的同科进士和翰林院同事。三人关系如此特殊,真是上天都难找。可他们在江西相遇后,偏偏斗得死去活来。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体制不顺。

原来曾国藩受命编练的湘军,完全属于地方部队,没有固定的军费来源,一应钱粮皆依赖地方政府供给。曾国藩带兵进入江西作战后,多次要求江西补充军饷,江西虽然给了一些,但都是需要湘军出力卖命的时候给钱就爽快,形势稍微宽松,给钱就不痛快了,跟讨债差不多。江西官员不仅把供应湘军钱粮视为额外负担,而且对湘军战胜不予奖励,战败则讥笑百端,且不时以停止供饷相要挟。后来曾国藩为保江西防务,与陈启迈面商,在江西重办水师,建造船只,以固本省鄱湖之门户,以作湘军后路之声援。陈启迈开始答应得好好的,后来却忽办忽止,无三日不改之号令,无前后相符之咨札,让人无所适从,难以忍受。不和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万般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江西地方的财政税收权和用人权。比如曾国藩要在江西抽厘筹饷,就不能不设立机构并聘用本地绅士和官员,就不能不与江西地方官员打交道,这在江西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了自己的权力,于是在陈启迈的带领或授意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寸权必争。陈启迈还联合负责一省刑狱诉讼事务的按察使恽光宸,对曾国藩委派的筹饷人员百般刁难,甚至严刑拷打。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奏弹劾陈启迈,结果不仅陈启迈丢了乌纱帽,连折内附带提到的恽光宸也被停职检查(参《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曾国藩并不好过。新任江西巡抚文俊到任后,江西官员明里不跟曾国藩斗,暗中却更加抱成一团,处处给他下绊子设障碍,斗争形式也变得隐蔽而捉摸不透。曾国藩在江西的艰难处境,并没有因为陈启迈的去职而得到改善。

就在江西官员与曾国藩内斗不休的时候,太平军大将石达开却于咸丰五年底回师江西,短短几个月,赣中、赣北地区尽为太平军所有。湘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曾国藩终日坐守危城。

咸丰七年二月,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如蒙大赦,不等朝廷同意,当即回籍奔丧,将江西的烂摊子丢下不管。

曾国藩远远逃离江西,历史却故意跟他开玩笑。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复出带兵后,名义上进兵浙江,实际上此后一年多都待在江西,直到咸丰九年八月以后才进兵安徽(本是进兵四川,后来朝廷再次改变了主意——笔者注)。为了与江西地方官员搞好关系,复出后仿佛变了一个人的曾国藩,再次进入江西之后和退出江西之前,分别于咸丰八年七月和咸丰九年七月专门绕道南昌拜访当地官员;与以前的陈启迈、文俊比起来,耆龄的态度也好得多,耆龄的继任者毓科,表现又比耆龄好,这便是曾国藩第二次进入江西后,能与当地官员融洽相处,以及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后,能向朝廷奏明提取江西全部厘金的原因所在。

可是,耆龄尤其是毓科的委曲求全、胆小怕事,并不代表江西其他官员对曾国藩的看法有了改变。咸丰十年六月,宦海沉浮多年的张集馨到江西担任布政使后,不仅对曾国藩提走江西全部厘金的做法多有不满,而且在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就曾大胆指出江西与曾国藩的决裂不可避免:“曾涤生不筹全局,决裂无疑。”又说:“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道咸宦海见闻录》附录《时晴斋主人年谱》)张集馨不久即遭曾国藩参劾免职。

继张集馨之后出任江西布政使的李桓(李桓之前为庆廉,但未到任),字叔虎,号黼堂,湖南湘阴人,其父李星沅曾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李桓原为江西粮道,咸丰十年五月奉曾国藩札委办理江西牙厘总局,兼理江西粮台,从此成为曾国藩幕僚。咸丰十一年下半年,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廉(并未到任)因办理江西防务不力为言官弹劾后,沈葆桢升任江西巡抚,李桓升任江西布政使。就是这个与曾国藩关系也算亲密和特殊的李桓,同治元年下半年即因工作消极导致江西厘金收入日减而被曾国藩弹劾,并夺去其掌管江西牙厘总局和江西粮台的实权。李桓落得这个结局,就是因为对曾国藩的做法越来越看不惯。曾国藩为此十分恼火,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江西藩司(布政使简称)有意掣肘,心为忿恚。”当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在《复沈葆桢》信中大发牢骚:“黼堂于前敌之事,太不关心,今年下游各军疾疫(同治元年夏秋以后,江南传染病流行,湘军官兵纷纷病倒并造成大批人员非战斗死亡,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也因此疫死于金陵前线——笔者注),实属非常灾变,始终无一字慰问。江西厘金,苟经理得宜,亦实不止此数。”(《曾国藩全集·书信》)

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曾国藩虽然强忍愤怒,告诫自己不要做权臣,而要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以磨砺自己的德性:“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砺)我之德性。”(《曾国藩全集·日记》)但不久还是露出权臣面目,毫不留情地将李桓弹劾。

李桓对曾国藩的态度都这样,则江西官场其他人对曾国藩是什么印象,就完全可以想象了。只是前两任江西巡抚都不敢得罪甚至有意讨好曾国藩,双方才暂时相安无事。

五 沈葆桢不得不替江西人民说话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沈葆桢被任命为江西巡抚后,事实上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上任后,如果像前任一样不敢得罪曾国藩,自己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势必得罪江西人民,他们就会像笑话他的前任一样笑话、轻视他,而沈葆桢恰恰是一个不愿尸位素餐、想在江西干出一番成绩的人。正因如此,沈葆桢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江西巡抚后,并没有“即行驰赴新任”,而是“迭经檄催,尚未到营”。直到清政府发文征询曾国藩意见,似有收回成命、改变赣抚人选之意时,曾国藩复奏担保沈葆桢“计可迅速赴任”(《曾国藩全集·奏稿》),他才不得已到江西任职。

所以说,沈葆桢如果想在江西站住脚且能够有所作为,除了得罪“贪得无厌”的曾国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性格强悍、敢作敢为且勇于任事的沈葆桢最后选择与曾国藩叫板,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

由此看来,曾国藩虽然没有得罪沈葆桢个人,但他得罪了江西官场和江西人民,作为江西的“父母官”,沈葆桢不得不出面替他们说话,所以与其说是沈葆桢与曾国藩翻脸,不如说是江西与曾国藩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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