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

撰文/彭玉平   2017-03-07 09:17:52

每年中秋前后前往杭州观赏钱塘江的江潮,已经成为很多人神往之事。关于钱塘潮的壮观之景和宏阔之势,唐代刘禹锡《浪淘沙》言之最为形象:“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用“吼地来”写出了钱塘潮从大海深处席卷而来的沉雄之气,又以“须臾”二字彰显出波涛来回的迅猛之势。

其他形容钱塘潮奔腾壮阔气象的诗词,也颇多佳制。如唐代罗隐《钱塘江潮》有“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狂抛巨浸疑倾底,猛过西陵似有头”等。本地人也许见怪不怪,而竭力铺张渲染钱塘潮奔涌之势的往往是“外乡人”。

对本地人而言,潮声几乎日日在耳,感觉自然平钝了。这种平钝是因为潮水已经融入了其生活和生命之中,变成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故可漠然对潮。但当生命中的感慨沉重来袭时,潮水的意蕴又会与这种感慨深度交融,难分彼此。

(一)

王国维便是这样的“本地人”。他家住浙江海宁盐官镇,离钱塘江边不过数百米之遥,自来便是观潮的最佳地点之一,尤其以独特的“一线潮”而闻名,即在盐官镇可以完整地展现涨潮时候,从听到轰轰的巨响,再到形成海浪一条白线,再到汹涌地扑向杭州湾的过程。

大概由于有意无意的观潮已经成为早年的生活内容,王国维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自序一》)的情况下,从事关于“人生之问题”的哲学研究时,这种从观潮中获得的人生感悟便自然地涌现于笔端。如其《蝶恋花》词: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终古(“终古”,后作“两岸”)越山 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关于这首词的系年,萧艾认为作于1898年秋(参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09页),并因此将此词列于王国维词的开篇位置,认为是王国维现存最早的词。陈永正、祖保泉都认为作于1905年(陈永正《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339页;祖保泉《王国维词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08页)。诸家系年虽有不同,但都认为作于海宁,只是有早年生活在海宁与后来返乡海宁时所作之不同。因为系年不同,对此词的主题解说,也就有差异。萧艾因为将此词系于1898年,故认为此词乃“有感于戊戌事变而填”(《王国维诗词笺校》,109页)。祖保泉则认为此词与其维护满清的基本立场有关,是关联“国是”之作(参《王国维词解说》,208-209页)。

因为诸家系年多系推测,所以据推测以落实到具体的史事,也难免让人心有未安。我觉得倒是陈永正所说:“细味词旨,仍是唐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之意。”(《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339页)可能更契合词意。因为王国维显然非写一时一地之景,也非抒一时一地之情,而是从中凝聚着深刻的人生感悟,这种感悟超越在具体的情景之上。如在《观堂长短句》中,王国维虽然一度将“终古”改为“两岸”,以契钱塘江的地貌特征,但此“终古”二字,又曾替换“辛苦”二字,终究不舍得“终古”二字,亦可见其跨越时空的立意特点,如果加上“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几换人间世”等句,皆在在可见王国维通贯历史的思想气度。

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曾说:“文学家观察人生,由于直觉,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其天才之表现,在乎描写之深刻生动。……静安所作诗词不多,而颇有特色,其中含有哲学意味,清邃渊永,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独树一帜。”(《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6-107页)在诗词中表达哲学意味,固非王国维首创,但其主观创作意愿确实于此为烈。故他眼中的春华秋柳、江海山川、潮来潮往等凡近之景中,其实都蕴含着“清邃渊永”的人生体悟。这也确实是王国维区别于当时词人的重要特征。

王国维此词描写之“深刻生动”自不待言。钱塘江的最大特点是江海相连,潮水涌来是由东向西,江流入海是由西向东。这种东西之间水流的顺与逆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日日”如此东西循环,钱塘江水之“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言水。

水流两岸是古越国属地,越地多丘陵,山势绵延,与钱塘江水的漫漫无际彼此相对。水永恒,山亦永恒,它们共同见证了历史风云的无穷变幻。这片土地上也曾演绎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你方唱罢我登场,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这种一时的荣与辱,虽此起彼伏,但从未消失,所以英雄之气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无法消磨掉的。然而代代英雄之作为,放到历史中看,却又是无谓之事。盖水是白辛苦,英雄之“辛苦”,同样是虚耗生命。

上阕将山、水、英雄放在“终古”的历史中来衡量,虽是眼前山水、心底英雄,但梗概历史的气度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王国维仿佛是俯视着这片山水以及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写景的开阔与思索的深远,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彰显在笔下。

正如缪钺所说,一般的文学家以感性触摸历史和现实,所以其笔下景象虽纷纭挥霍,而统贯于情感的驱使。这就是他所说的“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但对于将人生之哲学问题作为主攻对象的王国维来说,在作品中将“其然”背后的“所以然”揭出,才是其创作诗词的宗旨所在。

故下阕乃由上阕之种种“无谓”而表明态度。江流与潮水之无谓往返既如此,所以王国维就奉劝江潮其实不必在东西之间辛苦往还,因为它们的这种永恒并不能带来人世的永恒,事实上江潮终古未变,而人世早已沧桑巨变。则自然之有常与人世之无常,乃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末二句乃将上阕泛说之“英雄”具体化为伍子胥的故事。据《史记·伍子胥列传》,吴太宰嚭与伍子胥的矛盾由来已久,为了灭掉这个政敌,太宰嚭便在吴王面前告状说:“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太宰嚭把伍子胥的性格、德性全部做了否定,担心他对吴国的未来带来更大的灾祸。特别是伍子胥因为谋略未被吴王采用,甚至有“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的可能,如此则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了。

太宰嚭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还真取得了吴王的共鸣。结果吴王赐“属镂之剑”,让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想到此前为吴国所作的种种无私贡献,如今却为谗臣中伤,不禁悲从中来。自杀前,他对身边亲近之人说:“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个愿望发得确实狠,更是刺激了吴王,吴王在大怒之馀,用皮革裹了伍子胥的尸体,让其漂浮于江上。“灵胥抱愤终何是”即指伍子胥愤而自杀之事。

伍子胥这人确实有个性,他此前也曾劝诫吴王应该振作,否则亡国之日不远。他说,如果您再不振作,则“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汉书·伍被传》)。姑苏台乃是吴王夫差为追求奢侈享乐而在灵岩山所建之游乐场所。伍子胥的意思是,一旦吴国灭亡,姑苏台就荒芜了,只有麋鹿在其中生活了。

伍子胥希望吴王励精图治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但王国维根本不认为这是美谈,而是不知人世变幻无穷的道理,姑苏台固然荒芜不堪,即麋鹿也早已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伍子胥怀抱着那么大的“孤愤”,死前又发那么大的咒怨,最终的结果又怎样呢?如果说伍子胥的“英雄气”只能弥漫在“越山 洞里”,其他的英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由以上分析来看,伍子胥的故事贯穿此词的主题。大概是因为看多了人世纷纭,也便因此厌倦了纷纭人事。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人生其实是渺小而不足道的,王国维的悲剧人生观由此可见一斑,这与他受到叔本华悲剧哲学思想的影响应是有直接关联的。但王国维其实并未停在悲剧层面而要令人生黯然退场,既然在宇宙永恒之中,人生短暂,则孤愤之“英雄气”,也不过一缕轻烟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国维其实在对人生的悲剧感怀中,也不无超越悲剧的旷达之气。

(二)

如果说《蝶恋花》一词中的旷达之气尚比较含蓄的话,则其《虞美人》一词,同样是写潮水,也同样写到伍子胥,其中的旷达之气就要显豁得多了: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国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王国维虽然伴随着钱塘潮而长大,但其词中比较集中地写到钱塘潮的,也只有以上两首。而这两首的主题也非常接近,可见王国维的人生之思与潮落潮生之间的对应是颇为稳定的。

此词应作于1908年,地点在海宁。这里的“故国”应是故乡之意,一如杜甫《上白帝城》之“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周邦彦《兰陵王》之“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中的“故国”之意。所谓“春心断”,或与前一年妻子去世有关。所谓“海门”,即钱塘江口,江南之龛山与江北之赭山,并峙于江海相合之处,亦如海之门也。

当时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在晚清学部任职,故“千里”之说乃相对北京与海宁两地相隔遥远而言。首句即言思乡之情,因为杜鹃啼归,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集体认同意象。“春心断”既是合乎“春晚”之时令,也与妻子去世的寂寞之意相关。月夜见到波涛中似有浩荡的“素车白马”出乎其中,仿佛伍子胥的幽灵还在。这一节描写,正是对前阕《蝶恋花》末二句的呼应。而《虞美人》下阕“恩怨”“孤愤”云云,其实也是沿着伍子胥的故事而来。这是我将此二词并置一文来分析的原因所在。

但此词最重要的一句,我认为是“山川城郭都非故”。这一句暗藏的典故才是王国维用心所在。据《搜神后记》记载,在古代辽东,有个叫丁令威的人早年在灵虚山上学道,后变成了一只鹤飞回辽东,盘旋在空中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说完这诗,就直飞上天而去。这就是“山川城郭都非故”的典故出处。宋代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曾作《采桑子》词多首,其中就有一首说:“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欧阳修是表达二十馀年间,自己从到任颍州太守到归隐颍州,虽然“城郭人民”都已经变化了,感到陌生了,但“辽东鹤”的故事告诉我们,“学道”并超越现实世界,才是扩展、延伸人生意义的有效方式。其实欧阳修也不是真的要去学道,不过表示要远离这个充满着名利的世界而已。而王国维在这首词中不动声色地用“山川城郭都非故”一句,带出丁令威学道的故事,正将人生超脱、旷达之意表露出来,以此来消解人间的种种恩怨和孤愤。“人间孤愤最难平”,那是因为深陷人间的功名利禄之中,如果学仙学道,则孤愤不存,也就无所谓“平”的问题了。

(三)

20世纪初的王国维,从上海、南通到苏州、北京,大多数时间孤身一人求学求职,身体羸弱,独学无师,备尝种种孤独景况。这是王国维诗词中屡有“孤”字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的“愤”则与强烈的政治情怀密不可分。在王国维大力创作诗词的数年期间,中国正有被瓜分的危险,但大多数国人守旧因循,浑然不觉,王国维内心十分焦虑。“外患日逼,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致许家惺》)。王国维可不是一个只会钻故纸堆的学究,他对现实的关心程度完全超出大家的想象。

但这只是王国维曾经有过的情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怀更多地沉淀在王国维的心灵深处。作为曾将人生哲学作为自己学术主攻方向的王国维来说,如何平衡、调整或者消解这种情怀,也同样是王国维努力的方向。这使得我们在读王国维的词时,常常会不自觉地迷失在王国维自设的文学与哲学交替的情境之中。我虽然不赞成说,王国维用伍子胥的典故是因为“他早已作好为清王朝‘殉节’的打算”(《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440页),也不认为这两首词“都抒发了作者内心那种情与理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和愤懑”(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6,477页)。王国维心追神想的其实是他曾亲身感受到的士大夫文化。而这两首词虽然都表述了不平和愤懑,但王国维正是通过对勘自然永恒与人生短暂,希望能消解掉这种恩怨和孤愤。

在“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的人生感慨中,在王国维殷勤劝说“江潮应不至”的语境中,我们不能忽略王国维宏阔的历史眼界和哲人之思,这才是缪钺独赏的王国维词“清邃渊永”之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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