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泽南岳 和他的《和 陶饮 酒诗》

撰文/樊昕   2017-02-10 23:33:28

一 中日两国的和陶诗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在生前和谢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成就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直到梁昭明太子为其编纂文集并撰序、作传,才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到了宋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才真正建立起来。宋儒推崇陶渊明的气节,建立其人格典范的意义,特别是苏轼的鼓吹与模拟,揭开了文学史上模拟、追和陶诗的帷幕。苏辙就曾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引苏轼信中言:“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曾枣庄、马德富校点,苏辙著,《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02页)苏轼和陶诗共有一百零九首(参金甫暻《苏轼“和陶诗 ”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王永波《苏轼〈和陶诗〉版本考述》,《铜仁学院学报》2016 年第2 期),包括《和饮酒二十首》《和归园田居六首》《和止酒 》《和还旧居》《和连雨独饮 》等。他的和陶诗一经出现,便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关注,不仅其弟苏辙有继和,苏门学士们也各有继和之作,如晁补之、张耒和《饮酒 》,秦观、晁补之、张耒和《归去来兮辞》等。这种风气逐渐扩大至整个宋代诗坛。据袁行霈先生考证,宋代继续追和陶诗者有陈与义、李纲、吴芾、王质、陈造、陈起、朱熹、赵蕃、张栻、释觉范、张镃、刘黻、岳舒祥等人。以追和陶渊明的《饮酒 》二十首为例,宋代陈造《江湖长翁集 》有《和陶渊明饮酒 》二十首;元代方回有《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桐江续集》卷五),安熙有《和渊明饮酒 》(《默庵集》卷一);明代魏学伊有《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茅檐集》卷二),祝允明有《和陶饮酒诗》(《怀星堂集》卷三);清代郑珍有《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并序》(《巢经巢诗集》)(以上均参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6 期),可谓代不乏人。“和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文类,与苏轼的大力创作有很大的关系,在宋代甚至还出现了多部注释研究苏轼《和陶诗》的著作,如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 》以及蔡正孙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参卞东波《〈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宋代的注本》,《复旦学报》2015 年第3 期)。这都显示了“和陶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魅力。

而陶渊明高岸峻洁的人格、清新朴素的诗风,不仅成为一个“文学符号”,沾溉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也给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东邻日本以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中日两国间的诗人、学者代有学习,彼此唱和,自16 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更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如人见壹(1599-1670)、梁川孟纬(1789-1858)、林 鹅 峰(1618-1680)、本田种竹(1862—1907)、释月性(18171858)、源光囹(1628-1700)、林凤冈(1644-1732)、元政(1623-1668)等儒者、诗人均有模拟追和之作(参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江西社会科学》003 年第1 期)。而在这波和陶的风潮中,却有一个名字向为人们所忽略,他就是活跃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儒学家藤泽南岳(1842-1920)。

二 藤泽南岳与泊园学派

藤泽南岳,名恒,字君成,号南岳,别号醒狂子、七香斋、香翁、九九山人等。天保十三年(1842)九月九日生于赞岐国(今香川县)大川郡引田村母氏家,为高松藩儒者藤泽东畡长子,并随其在大阪长大。其父殁后,主持泊园书院教职,卒于大正九年(1920),享年七十九岁。著有《修身新语》《论语汇纂》《增补苏批孟子》《大学讲义 》《中庸讲义 》《周易辑疏 》《日本通史 》《日本袖史 》《七辑》《七香斋文隽》《探珠乐事》《探奇小录 》《训蒙绝句》等书(参〔日〕藤泽 黄坡《南岳先生行状》,载〔日〕吾妻重二编著《泊园书院历史资料集——泊园书院资料集成一》,关西大学出版部,平成二十二年〔2010〕。按:本文所引有关文献均出此书,恕不一一注明)。

南岳之父藤泽东畡名甫,字符发,又称昌藏,号泊园,宽政六年(1794)生于香川郡安原村,自幼好学,曾从儒者中山城先生受徂徕学。二十五岁曾游学长崎三年,学习唐音。学成后于文政七年(1824)辞别故乡,赴大阪平野町、天王寺等地假寓开讲授课,后定居淡路町五丁目开墅,是为泊园书院之开始(参〔日〕石滨纯太郎《藤泽东畡》)。从学统上言,泊园书院直绍荻生徂徕、菅甘谷、藤川东园、中山城山的徂徕学派一脉而下,为江户末期大阪地区最大规模的汉学私塾,且持续时间十分长久,其山长由藤泽家人世袭,继第一代藤泽东畡、第二代藤泽南岳后,继由南岳长子藤泽黄鹄(1874-1924)、次子藤泽黄坡(1876-1949)出任,遂有“三代四儒”之称(藤泽黄坡之后,泊园学统由石滨纯太郎、大庭脩等学者维系)。东畡殁后,藤泽南岳继承衣钵,被列为高松藩儒员。明治元年(1868),有幕末维新之役,时藩论发生“尊王”“佐幕”两派之争,南岳被召入高松藩任参谋之职,晓以利害,笃志勤王,力劝高松藩主归顺天皇,以拯救高松藩于危难之际。因护藩有功,被新政权赐号“南岳”,于明治五年返回大阪,明治十年重振泊园书院于东区淡路町一丁目,远近负笈从学者多达数十百人。南岳操守愈固,奖掖后进,谆谆教诲,孜孜不倦,郁为海内之重(参〔日〕越智宣哲《藤泽南岳墓碑》)。南岳尝有强烈的忧世用世志向,维新之初,新政府乃以东京帝国大学教职聘之,他上书时文部大臣井上毅,痛论学制弊病,认为时下教育“纤才片技之任多,而德义日薄,风气日降,学力日微”而“失本者验矣”,提出“立国教明伦理教德义三者其最大者 ”(《上梧阴井上公书》,《七香斋文隽》,泊园书院大正三年(1914)刊本),然终不见用,遂议不合,出仕之志亦熄,退居泊园讲学以终。

三 《和陶饮酒诗》的内容

笔者藏有藤泽南岳《和陶饮酒诗》一册,和刻本,书体19.5×12公分,书封有“和陶饮酒诗 全”签,书叶半框 9.6×5.7公分,四周双边,有界八行,行 21字,版心为向上单黑鱼尾,上有“和陶饮酒诗”,下有“不茍室藏”诸字。末叶有“越山书”、“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廿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发行”,“著者 藤泽南岳 大阪市东区淡路町壹丁目”、“发行者 横山顺 大阪市东区常盘町二丁目十三番邸”、“印刷者 笠原平助 大阪市东区淡路町壹丁目四十五番邸”诸版权字样。据书后小野湖山庚子批语,可知这组《和陶诗》当撰成于明治三十三年或稍前。

组诗前有短序:

三蕉叶辄醉,余与坡老同其量。既醉之后,题句自娱,又与陶老同其适。顷日,人赠醇酒一壶,酌之不尽,快畅旬馀,因有此和,亦言吾志,不遑问气格与陶老何如?而坡老所谓仿佛不可名者,在诗不在醉云尔。

由序可知南岳和陶本意乃在于瓣香渊明与东坡以言己志。共二十首,亦效仿苏轼,次韵渊明《饮酒二十首》而成。纵观组诗,虽出于步韵之作,却往往能跳出原诗的樊篱,别出心裁,间出己意。如第一首:

大道自分明,彷徨何所之。暮春春服成,咏归雨晴时。养神只在此,忘世亦在兹。荣枯不足惊,来去复奚疑。欲求终身安,只当慎所持。

陶诗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按:后引陶诗均出此本,不一一注明),言已参透天道与人道,故不以一己穷达为意,而能安贫守拙,躬耕自乐(参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三,中华书局,2011,169页);南岳和诗则感慨大道分明,无需彷徨 ,兼守养神自持之志。诗后小野湖山评曰:“先自大道说起,诗境自广。”司马湘则认为“起笔极超脱,末二句理语不腐”,可见南岳能把握住组诗的精髓,开始便定下了较高的立意与诗旨。

第三首强调的是南岳不愿矫饰本性而自甘淡泊的人生情志:不愿矫我性,不愿矫我情。何者矫情性,枉作高尚名。黄卷供我乐,浊酒养我生。区区宠与辱,宁使我心惊。所守在淡泊,所愿在集成。

小野湖山评此诗为“字字自然”,可谓得其中关窍。

第五首以渊明名作“结庐在人境”立意:

哑哑又啁啁,乌雀任其喧。厌喧求静处,无乃执心偏。阔可如东海,高可如富山。海潮任来去,山云付往还。此心谁会得,苍天又何言。

陶诗所谓“心远地自偏”,乃是一种理趣,心与地之关系即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关系,地之偏与喧,取决于心之远与近。南岳于此诗意更勘进一层:认为无论鸟雀喧闹,都任意为之,心不随所动;如果因厌恶喧闹而刻意追求寂静,则又陷入了偏执的境地。如能会得其心,则阔可如东海,高可如富士山,实委任于自然而已。诗后小野湖山认为此“和陶诗,诗格不类陶,尤觉佳妙”;晴江认为“心有所求,即是偏,此理宋儒所未发”;魏繇则赞曰:“汉魏以后,能转笔掉运者,厥唯陶公。作者起而继之,高过唐人矣。”

南岳和诗中,也有极贴近陶诗原旨而为方家赞赏为得陶诗原味者,如第七首:

东风吹万木,红紫花英英。爱此阳春景,养我物外情。樽中酒方满,好倚曲栏倾。黄鸟来侑酒,间关穿花鸣。不见天地德,所好是生生。

陶诗作“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南岳步步次韵,严丝合缝。山田永年评曰:“起处亦陶公。”司马晴江评曰:“‘爱此’二句,是真陶诗意趣。‘不见’二句造化机缄,一语道破。”

陶渊明以爱菊的形象定格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菊花成了他高洁人格的象征;而南岳则别出心裁,拈出“七香花”为自己人格代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七香花几树,红紫次第开。二十四番外,风信适吾怀。风月时来往,芳心不相乖。墙东迭嶂列,翠霞护幽栖。世事多胡涂,道义委污泥。苟能存真意,百事悉相谐。笑他名利客,憧憧心昏迷。大梦何时觉,万牛挽不回。

司马湘评曰:“‘七香’云云,自家得意之境,与陶公爱菊同。”

作为当时著名的儒学家,藤泽南岳对于汉籍经典亦十分熟稔,反映在和陶诗中,典故的运用得心应手,如第十七首:

滩酿三斗酒,杜康一卷经。青莲迹可慕,长短吟乍成。虚窗迎素月,颓然坐三更。露气沁心骨,落叶满空庭。唧唧又唧唧,蟋蟀绕壁鸣。似传唐风意,慰吾及时情。

作者挑选了杜康酿酒、李白吟诗及《诗经·唐风·蟋蟀》三个典故,表达了淡泊自处、及时行乐的愿景。小野湖山遂认为南岳“材料已富,故押韵愈出愈妙,无所穷也”。

全诗最后一首为总结之作,曰:

宙也实悠久,人心几假真。宇也亦渺茫,风俗几浇淳。非能知大中,争得悟日新。从来俊迈者,无一不仪秦。长短说不尽,遑遑老风尘。前哲夙悯之,垂训自殷勤。架书只可读,樽酒只可亲。醉里即仙洞,不复迷其津。晴天自赫赫,照临乌纱巾。一笑宇宙间,竟得吾何人。

也从陶诗“举世少复真”的意旨出发,然相较原诗“六籍无一亲”稍有激愤之语,南岳此处则显得悠然自得,“一笑宇宙间”与开篇“大道自分明”相呼应,显得首尾完足,圆融无碍。小野湖山评曰:“二十首结束,别不成结语,自有结意,是余所赏赞。”山田永年亦有“天衣无缝”之赏。

四 《和陶饮酒诗》的评点者们

藤泽南岳的每首和陶诗下及全诗后,附有中日两国学者的评点和批语。其中日人有小野湖山、山田钝(永年)、冈本抚山三位;中国人有司马湘(晴江)、魏繇(季词)、刘少卿、张通典、黄乾五位。这些评点涉及诗歌的意旨、技法、风格等诸多方面,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辞,然多贴切到位,诚为解人。如赞赏南岳诗得陶诗真味:“起处亦陶公”(山田永年)、“末二句陶公胜境”(魏季词)。司马晴江在组诗结束后,总评亦曰:“自来理境入诗,非腐即俚。邵康节《击壤吟》未能免此病也。唯陶泉明超超元箸,淡处弥旨,清处不枯,为二千年来之绝唱。尊作拟之,实能神似,由其胸襟高迈,学术湛深,故下笔之时,自由生气勃勃也。佩服佩服。”张通典更是以为南岳和作,凌迈东坡之上:“见道之言,忧世之志,思深旨远,得陶化境,东坡和作亦不及此神似也。”以上乃是从宏观处评点。从微观上着眼更是不少,如第十九首 “梦中犹卜梦,惑时岂知惑”, 刘少卿曰:“暮鼓晨钟之警,‘梦中’一联尤透快。”“身塞害犹微,恐他祸邦国”句,刘又曰:“‘祸邦国’四语,尤有远识,至言宜佩。”第十八首“虚窗迎素月,颓然坐三更。露气沁心骨,落叶满空庭。唧唧又唧唧,蟋蟀绕壁鸣。似传唐风意,慰吾及时情”,司马晴江评曰:“虚窗’以下,活泼泼地一片化机;‘唧唧’四句,枯寂者不得借口。”有的还从技法的角度,对诗歌的起结进行评论,如第十一首起句“大儿严子陵,小儿郭有道”,结句“仙鹤时一唳,高飞过云表”,司马晴江认为“起手雄快”,山田永年则以为“一结铿然有馀韵”。这些批点,无疑对于读者更好地领略南岳和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较高的文学批评价值。下面就评点者的情况作一初步考察。

小野湖山(1814-1910),名长愿,字士达,号湖山,别号玉池仙史、狂狂生、晏斋等。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东浅井郡田根村。曾师事梁川星严与藤森弘庵。因其任吉田藩儒臣,鼓吹尊王攘夷,安政年间曾入牢狱。维新后曾有短暂的东京之行,应征总裁局权参事等职。湖山乃日本幕末与明治时期的著名汉诗人,与大沼枕山、鲈松塘并称为“明治三诗宗”,有《湖山楼诗钞》二卷、《湖山楼十种》《湖山老后诗》等多种诗集行世。湖山长南岳二十八岁,与其父东畡过从甚密,曾为其《东畡先生诗存》作序,南岳则有《送湖山先生归东京序》一文,见《七香斋文隽》(参《泊园人物列传》)。因系世交,南岳对其尤为推重,故《和陶饮酒诗》的序、诗后即书末,均请湖山评点并作跋。

山田钝(1844-1913),字子静,号永年。其家世营蚕丝业及造酒业,为京都一代富商。酷爱古书字画,曾从杨守敬习书,精鉴赏,乃明治时期古书字画搜集名家。著有《过眼馀唱》《过眼馀笔》等书。永年亦好陶诗,除评点南岳和作外,尚为赖山阳(1780-1832)校订出版《陶诗钞》(明治三十四年),并撰引文及“陶诗钞正误”。

冈本抚山(1840-1904),出生于大阪幕府浪华铜座役,官僚、大阪史研究者。南岳友人。学成怀德堂后,出任大蔵省书记官、造币居会计部长等要职。编纂有《浪华人物史 》四卷、《浪华年代纪 》《大阪丛书》等。亦名列《泊园人物列传》。评南岳和陶诗一条。

司马湘,生卒年不详,字晴江,号冶城山人。江苏常州人。善书画。花仿南田,又工山水。曾作《蛟川送别图》,有咫尺千里之势(见龚方纬《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卷八,凤凰出版社,2014,568页)。民国龚方纬编《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 》有传。从评点南岳和陶诗的数量来看,居中国籍诗人第一。魏繇(?-1921),字季词,湖南韶阳人,乃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之孙。曾捐授中书衔。有《韶阳魏先生遗集 》十一卷(《文斤山民集 》六卷、《复初文录 》一卷、《金溪题跋 》一卷、《金溪词》一卷、《泳经堂丛书》二卷)。

刘少卿,生卒年不详,组诗后总批署“龙江酒徒”,俟考。

张 通典(1859-1915),字 伯纯,号天放楼主,晚号志学斋老人。1889年应曾国荃之邀,任奏牍兼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后在长沙倡办矿务。1898年与谭嗣同等创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 》《时务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司司长及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秘书处军事组组长。政府北迁后解职归沪上,后退隐湘中。著有《志学斋类稿》等书。

黄乾,生卒年不详,其跋语位列全书最后。待考。另外,司马湘、魏繇、张通典的评语,多题为“金陵寓斋”,或许南岳的《和陶诗》曾以钞本的形式流传到了当时的南京。

五 结语

以上对藤泽南岳及其《和陶饮酒诗》作了初步考察。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份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6 期)日本虽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国门洞开,西学昌盛,然仍有为数不少的传统儒士恪守儒学,精研汉籍,并与中国学者积极互动,酬唱频繁,藤泽南岳的这组和陶诗及和汉双方的评点,便是同处于东亚汉文化圈中文化交流的嘉话。南岳曾撰一联以自警,云:“请事斯语,仰不愧天,俯不耻人;未丧斯文,弘以济世,乐以忘老。”诚为其人其诗的最好代言。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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