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二)

讲授/邓小南   2017-02-10 23:33:23

说到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一方面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都领先于世界的时期,这点我们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应该说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宋代同时也是周边受到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一个历史阶段,当时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应该说它在战略格局和应对方式上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宋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很突出的。

如果回到经济文化的成就这个角度来讲,经济除了农业的绿色革命以外,当然也包括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张清人画的《清明上河图 》,古代所谓的临摹也不是照着原来画作非常拘谨地临摹,这张图中所画的虹桥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中的明显不同,张择端的版本上面,虹桥上并没有建筑,而清人版本上的建筑却是非常显眼的。我们知道,《清明上河图 》即便是张择端画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写实的,但是开封城里确实是有虹桥的,而这个虹桥的确是在关津要道的地方。那个时候的虹桥上确实有人摆摊卖东西,但是不会有固定的建筑。我们从现在的材料里面看到,宋代当年也有城管,城管也会说虹桥上不许卖东西,看见卖东西的人就要驱赶,这说明当年是有人在虹桥上摆摊卖东西的,但是恐怕不会有画里那种严严整整的商铺。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大城市、小的镇市以及地方上农村的墟市这样一种三级市场的结构已经形成了,另外一方面则表现在海外的贸易上。现在我们都在说“一带一路”,“一带”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一路”指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宋代才形成的。尽管我们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航海,也有航海方面相关的记录,但是这条道路真正繁荣起来,而且在国家经济里面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是在宋代才形成的。因为在唐代后期,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了,所以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就是仰仗海上。特别到了宋代,尤其到了南宋以后,对外的海上贸易在国家的财政收入里占了比较重要的份额。南海一号是前些年在广东阳江整体出水的,当年想在广东的阳江建立南海一号的博物馆,那个时候是把这个船整个淹没在海水里,希望它能够跟它近八百年来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因为南海一号是整体上下沉的,不是翻了的,所以船上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它当年的木头梆子、船沿都没有腐烂。所以原来是想在海水里面能够让它长期保存,但是后来实际上发现行不通,因为在打捞上岸的过程里已经不是原来的状态了,所以在阳江的博物馆里面那个木头一条一条都掉下来了,这样就把海水抽空了,抽空以后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在这个南海一号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量的主要出口的物品是瓷器,所以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不是说这条路上的贸易品没有丝绸,但是主体的货物已经不是丝绸了。南海一号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点,让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点看到当年贸易的繁华。

说到宋代,应该说它的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看似很矛盾的现象,怎样认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在经济文化上的辉煌;另一方面,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末日的苍凉。现在写宋代的著述也是,我们也会看到学者的观察角度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光有前面讲到的经济上的繁荣,在文化方面也确实有很繁华的一面。另外宋代也有酷爱艺术的君主,像宋徽宗画的《瑞鹤图》,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他不仅仅有对艺术的酷爱,而且他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对于当时所谓的太平盛世有一种明显的渲染。但是我想,宋代实际的情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是繁华和忧患并存的,始终存在着内外环境的压力和这种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环境之下,我们会看到,宋代是由当时的很多民庶和士人,由那些征战沙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自己的脊梁撑起来的一个时代。宋代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繁华,特别是在忧患的背景之下能有这样的经济文化成就,其实是靠很多人,包括当时的下层民庶和戍边将士撑起来的这种局面。我们知道宋代的岳飞写过一首《满江红》,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另一位将领韩世忠也写过一首《临江仙》。过去也有人提出过疑问,像岳飞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到后来征战沙场,他怎么能作出像《满江红》这样的词作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岳飞留下来的作品不仅仅是《满江红》,他的词作还有一首《小重山》。另外像韩世忠也有他的词作,还有岳飞在军队转战的过程中,他在他路过的一些地方,包括一些寺院的粉壁墙上,也留下了一些题词,那些题词一方面有很强烈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文辞、文采也是非常充溢的。这固然有可能是他旁边的一些文化人来帮他润色的,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英雄人物在当时有他们的一种生活寄托。一方面有他们征战过程里怒发冲冠的悲壮,另一方面也有承平的时候想到往事如梦如烟的感慨和闲情。所以,当时的这样一种英雄的志向,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现实生活里面,是会有多方面的反映和多方面的体现的。

这样,我们就对第一个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如何去认识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想,一方面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很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应该说这个时期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是宋代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的成就的,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它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段文明昌盛的辉煌的阶段。当我们说到宋代的历史时,也会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这些年在周边的一些国家访问时一直在强调的: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因为穷兵黩武,不是因为对外扩张,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有非常强大的感召力。我想我们对于宋代的历史以及宋代这个时期对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的认识,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重新考虑。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游于艺”的问题,我们着重要讲到的是士人的文化活动和当时的一些人际关系网络。宋代当然是一个帝制的国家,帝制时期原则上都是专制阶段,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这些严格意义上都说不上。但是专制时期专制的方式和专制的程度也还是有区别的,宋代的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最为开明的,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都曾经讲到过。沈括在他的《续笔谈 》里面讲到一件事,他说宋太祖曾经问赵普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我们都知道,宋太祖是一个大老粗出身,没什么文化,但是往往这种没文化的人提出来的问题文化人就很难回答。赵普当时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也算是一个读书人,但是赵普一时就回答不上来,太祖一直追问,最后赵普回答说道义最大,据说宋太祖就非常称赞这种说法。究竟这君臣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这么一次对话,我想这个是很难说的,但是至少宋人都相信有这么一次对话,而且在宋人的著作里面反复谈到这次对话,也就是说宋人心目中认为应该是道义最大。所以我们会看到,一方面我们前面说过,稳定至上是宋代政治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稳定至上,就统治者而言,警惕的是他们身边的那些有帝王梦或者说帝王癖的那样一些人,而不是基层的普通的士人。所以就一般的民间文化、一般的经济事业、一般的社会生活而言,宋代应该说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而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这样宽松、开放的氛围,才孕育出来宋代历史上的很多开创的精神。

宋代历史上有一些我们一眼看过去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比如说宋代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是一个职业军人,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面马上打天下的并不少,从前面的秦始皇、刘邦,到后面的朱元璋、努尔哈赤,都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但是这里面职业军人很少,像刘邦、朱元璋显然都不是职业军人,而这些帝王里面只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可是赵匡胤建立起来的这个王朝偏偏是军事上不振而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突出成果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宋代这个时期有很多看似非常矛盾的现象,而这些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留给我们很宽广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宋代之所以出现了很多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化上方方面面著名的人物,其实这样一种开创精神是和相对来说宽松开放的氛围是有关系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使得士人群体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而大师、精英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活力。那个时期因为很多出身于平民家庭的青年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这样的方式进入到官僚队伍里面,改变了个人的身份,成为当时的士人、士大夫,这些人其实对于天下,对于这个国家有一份认同感、有一份责任感。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可能反映着一代人的情操和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就是所谓的“士以天下为己任”。我们现在看到的张载的《横渠先生四句教 》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另外还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这是记载南宋前期的宋高宗和宋孝宗时期的政治活动的。方廷实是当时的一个八品官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官职一共是九品,八品其实是一个比较底层的官员,方廷实在见宋高宗的时候,当面跟宋高宗说了一段话,他说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祖宗的天下,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不是陛下您的天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的事情不能是陛下您一个人说了算的。当然这样一些说法前代也是有的,像我们看到《汉纪 》《后汉书》《旧唐书》里面都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显然就是高祖、太宗的天下,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却会认为是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一些士人,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主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家文化生活、文化活动的主体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我想宋人才会反复提到“游于艺”的问题。“游于艺”其实是在《论语》里面记载的孔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者应该说是一个整体,不能把“游于艺”从这四者里面切开,把它单独拎出来讨论。正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朱熹曾经说,游于艺是“至礼之所欲”,“游于艺”本身是一种活动的方式,而这种活动的方式里面所寄托的是当时的人对于道、德、仁的理解,是他们的体悟,也是他们的实践。这里面“艺”就像大家知道的,指的是多方面的技艺、多方面的才能,而这个“游”字,郑玄注《礼记 》和杨伯峻先生注《论语》时,都说到了“游”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想这个“游”,它所强调的就是一种从容的、涵泳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在当时其实是被士人所反复强调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必要的文化涵养。通过这样一种文化涵养,才能够达到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这个“游于艺”不仅仅是一种活动方式的问题,而是整个士人的精神的一种实践方式。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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