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桓温和他的职业圈

撰文/程章灿   2017-02-10 23:33:19

桓温是东晋政界名人,他的职业圈也就是政治圈。桓温在政治圈内的朋友,大多是世族名士。他结交这些世族名士,为的是制造社会舆论。尽管桓氏家族可以追溯到东汉,历史悠久,但因为他是领兵打仗的,当时的一流世族还是不大看得起桓温。桓温要融入这个“豪门”世族的圈子,就要和这些人交朋友。桓温的朋友中,有刘惔这样的清谈界名人,也有孙绰这样的清谈界兼文学界名人。这些人对桓温的评价,会影响整个社会对桓温的看法。桓温刻意交纳、容忍这些人,别有用心。刘惔是当时清谈界的第一流名士,口才特别好。他捉弄过桓温,也公开称赞过桓温,影响不小。

桓温一开始做荆州刺史,后来官越做越大,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他招揽了大批人才,出自王谢家族的,就有王坦之、王珣和谢安、谢奕、谢玄等,此外还有郗超、袁宏、伏滔、顾恺之这些名士。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是谢安。谢安和桓温的关系很特殊,二人可谓一时瑜亮。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桓温年长八岁。谢安最初隐居东山,对时局冷眼旁观。桓温知道他是个人才,就向朝廷提议征聘谢安,软硬兼施,迫使谢安出山,做了桓温手下的幕僚。这一事件标志着桓温把谢家的人也收拢了。不过,谢安和桓温一直在暗中角力。桓温的“革命”事业功败垂成,最终一步就坏在谢安手里,当然,也是坏在自己的身体上。桓温要是多活几年,谢安的命运就不好说了。总的来说,桓温碍于谢安的家世名望,言行有所顾忌,多所容忍。

说到待人接物,桓温很有一套。他对属下说话,也很好听。比如他夸王珣“必为黑头公”,就是夸王珣年轻有为,头发乌黑就能做到三公。王珣和郗超都是一时奇才,二人都被桓温收入幕府,做秘书。郗超大胡子,美须髯,被人称为“髯参军”。王珣个子矮小,被人称为“短主簿”,就是“矮主簿”。当时桓温的幕府中,流传一段顺口溜:“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两个秘书是桓温的左膀右臂,甚至可以左右桓温的喜怒。他们说个什么事,桓温可能就会很开心;再说个别的事,桓温可能就要发怒。

郗超是桓温的高参,足智多谋。他跟桓温很贴心,跟自己的父亲郗愔政治立场相左。郗愔是北府兵的统帅之一,部队驻扎在镇江一线,是东晋国防军中最重要也是实力最强劲的一支。那一年桓温准备北伐,假意邀请郗愔参加,内心其实不希望郗愔在旁边碍手碍脚。郗愔不明就里,回信慷慨激昂,表示愿和桓温共同北伐,一起建功立业。郗超半路上把父亲的信截住,果断撕掉,然后按自己的意思,重新写了一封信,内容改为:“我身体不好,做不成什么事了。只希望有个清闲的职位,好好颐养天年。”桓温阅信后大为高兴,马上让朝廷安排郗愔回家养老。这是郗超做的手脚,桓温不知道,郗愔也不知情。郗超死得早,死前预见他父亲一定会非常伤心,就设好锦囊妙计,对家里人说:“如果父亲很伤心,你就把我这个抽屉里的信拿去给他看。”果然不出所料,郗超死后,郗愔悲痛欲绝,家里人劝不住,就把那些信拿出来。郗愔看了,火冒三丈,瞬间就不伤心了。原来,一看那些信,就知道郗超如何帮助桓温篡权,如何加害东晋皇帝。郗愔气得大骂:“这浑小子怎么不早点死呢!”郗超足智多谋,往往如此。

在当时的大家族里,新野庾家实力很强,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皆数上上之选。庾家有个庾翼,字稚恭,和桓温很要好,两人都有“宁济宇宙”的远大理想,有北伐中原之志。桓温与庾家有矛盾,有冲突,但十分认同庾翼的志向。对同一世族中人,他是区别对待的,有亲有疏,有合有分。对待郗家父子,他也是这样。

桓温不仅结交这些大家族,他和皇室人士也多有来往。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未上台前,是会稽王,就与桓温有来往。桓温会做人。有一次,他和司马昱一同上朝,两人互相礼让,都要请对方走在前面。从表面上看,这只是礼仪,可能还有点虚假,但是这个小细节反映出桓温能屈能伸,是做大事业的人。桓温坚持请司马昱走在前面,司马昱执意不肯,他知道桓温掌握实际兵权,论实力,桓温才是强者。最后,桓温无奈走在了前面,但他灵机一动,引用《诗经 》里的句子:“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大意是说:“我走在前面,扛枪举旗,是给您带路的,就像是您的仪仗队一样。”司马昱哪里敢当,引用另外一句《诗经 》:“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谦称自己是桓温的随从。桓温《诗经 》读得很熟,熟到能够活学活用,这不容易。

桓温和庾翼关系很好,与司马昱关系也好。庾翼死后,司马昱就推荐桓温做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和扬州刺史是当时最关键的两个地方大员,分别掌控长江中游和下游。掌管了荆州的桓温,在仕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桓温和世族处得好,有助于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舆论,赢得世族力量的支持。当时有个名流叫做袁耽 ,字彦道。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殷浩,一个嫁给了谢尚,都是当时非同一般的名流。谢尚出身陈郡谢氏,家世清贵,桓温自愧不如。有一次,桓温派手下罗含去检查工作。罗含到了谢尚那里,整天只和谢尚喝酒,根本不提检查的事。待罗含回来,桓温责问道:“我让你检查工作,怎么不查谢尚,怎么回事?”罗含反问:“您觉得谢尚怎么样?”桓温答道:“谢尚当然比我强。”罗含就说:“他都比你强了,那还有什么可查的呢?”桓温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不追究此事了。

殷浩和桓温同时,殷浩是扬州刺史,桓温是荆州刺史,彼此都想压过对方,暗地里早就摽上劲儿了。殷浩是清谈的一流高手,桓温也不甘示弱。有一次,桓温问殷浩,明显带着挑衅的语气:“说说看,你和我比怎么样?”殷浩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个回答只有九个字,却需细细体会。“我和自己混得太久了,我很了解我自己,所以宁愿做我。”言下之意,你怎么可能了解我呢?这个回答不直接顶撞对方,但缺少气势,一张嘴就输了一截。在《晋书》中,这九个字变成了“我与尔周旋久,宁作我”,既“我和你混得久了,太了解你,相比之下,宁可做我”。这样回答就显得咄咄逼人,尽管绵里藏针,但反击之势仍然看得出来。总之,《世说新语》与《晋书》只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大相径庭。《世说新语》的记载,明显扬桓抑殷,而《晋书》却回护殷浩。

看来,袁耽这两个妹夫都不简单,但是,袁耽格外喜欢的是桓温,甚至说:“可惜我只有两个妹妹,要是再多一个妹妹,那一定要嫁给桓温。”这足以说明桓温也不是一般人。不过,即使袁耽再多个妹妹,也未必能嫁到桓温,像桓温这样的人才,早就是东晋皇室公主的“禁脔”,别的家族看看还可以,是吃不到碗里的。

桓温的政治圈里,不仅有当时的皇族和世族,也有一些非世族出身的名士学者。他的幕府人才多,习凿齿、伏滔、顾恺之、袁宏四人经常被相提并论。习凿齿和伏滔都不是门阀世族子弟,却是当时的大学者,学问好,文章也出色。顾恺之和袁宏都是世族出身,但他们与习、伏相处得不错。顾恺之对桓温的感情最深。桓温去世后,顾恺之曾去谒墓,并且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被《世说新语》引录:“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在顾恺之心中,桓温的去世,犹如高山崩塌,沧海枯竭,他自己好比是山中的鸟,海底的鱼,从此失去了凭依。诗写得真挚,表达了深沉的怀念。

顾恺之是文学家、艺术家,是魏晋时代典型的性情中人,桓温能赢得他的心,可见两人性情投合,桓温也是性情中人。在荆州时,手下有犯错误要受罚的,桓温总是很宽容,杖罚之时,“上捎云根,下拂地足”,做做样子,根本不是真打。就这样,桓温还嫌太重。那时的他着意笼络下属,以德服人。桓温从荆州开始经营,第二步就是长江下游。后来,他把南州(今安徽当涂)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南州的老百姓也认为他治理得很好。

桓温一直重视招徕人才,名气大了以后,就有人来投奔他,比如很有心机的名士范汪。桓温当然很高兴,觉得是自己有了社会声誉,才吸引外面的人才来归附。范汪来时,他亲自出门迎接,范汪却扭扭捏捏,怕别人说他趋炎附势,假意编了一个说辞:“我是有心要投靠您,不过,我这次来,也是因为我儿子葬在这里,我其实是来给儿子扫墓的。”桓温脸色旋即由晴转阴,很是失望。

荆州时代的桓温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西征成汉。当时成都地区,是李势为首的成汉政权。桓温决心西征,消灭成汉政权。可是蜀道难行,逆流穿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道路异常艰险,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好说。桓温却说:“既然要做忠臣,就顾不上当孝子了。”于是,他决定带着七千多人去讨伐成汉,大多数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成功。桓温却毅然决然上表皇帝,不等批准,就发兵上路了。这是先斩后奏的做法。结果他真的把成汉打了下来,攻占了李势的皇宫,在那里开庆祝大会。他邀请巴蜀地区的绅士跟自己的部下一起喝酒,酒兴上来,大讲古往今来的兴衰成败之道,有理有据,娓娓动听,展示了他的政治眼光和历史见识。

西平成汉成功之后,他打算进而北伐中原。很多人认为他的北伐别有用心,只是为个人积攒声望,不管怎样,他的北伐客观上收复了北方很大一片国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他的北伐最终成功,并且取司马氏政权而代之,恐怕就没有人质疑他的动机了。《世说新语》这种书的意义在于告诉世人,除了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历史,即由民间传闻佚事叙述的历史。

桓温三次北伐,前两次获胜,最后一次失败。第一次打到洛阳,第二次打到长安,第三次受挫之后,就退回南州。他经营南州,把这里打造成自己的势力核心。在桓温主持下,南州城建得很好,街道笔直,整齐划一。有人拿它和建康城比较,认为建康城的规划还不如南州,因为建康街道弯弯曲曲,横斜不平直。建康城是王导主持修建的,王导的孙子王珣当时恰好在桓温幕府中,很不服气,逢人就解释:“我祖父那是因地制宜。北方一马平川,可以直来直去。南京城有山,有湖,有河,街道设计贴合地形,横斜弯曲,这正是我祖父的高明之处。”王导是东晋政权建立的头号功臣,南州城和建康城的优劣比较,实际上是桓温和王导的优劣比较。由此可以想见桓温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可惜,桓温的第三次北伐功败垂成,这次大败不仅损兵折将,也使桓温政治元气大伤。他的智囊郗超建议桓温行废立之事,杀鸡儆猴,进一步控制朝廷。于是,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这就是东晋的简文帝。司马昱早被桓温摸透了,吃定了,他上台后,深知自己是个傀儡,不敢与桓温作对。过了一年多,这个傀儡皇帝就去世了。桓温巴望着司马昱遗诏把皇位推让给自己,遗诏中却并无此意,他又一次失望。

大失所望的桓温只好退回当涂,让他的代理人传话,希望朝廷能颁给他九锡。所谓九锡,就是皇帝赐给一个人九样东西,这九样东西是礼仪象征,表示皇帝准备把皇位传给那个人。桓温假意推却,表示自己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就在这时候,他生病了,而且是重病,来势凶猛,他就着急了起来。九锡文是改朝换代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第一等大文豪撰写。谢安找来有当代“文宗”之誉的袁宏写九锡文,袁宏写了个草稿,交给王彪之。照理说,接下来就要颁授这个九锡文了,可是,王、谢等人心里其实是不乐意的。王彪之给谢安出主意:“桓温现在病得那么重,这事且拖拖看!”他们告诉桓温九锡文还没有改好,要再等等。桓温虽然疑惑,但也无可奈何,没拖多久,桓温就病故了。王彪之这一招,使东晋王朝多活了几十年。

在《晋书》里,桓温被描写成一个大奸臣,志在篡逆。假设桓温多撑三五个月,说不定就当上了皇帝。那时,东晋王朝气数早尽,桓温建政,开创新朝,史书的写法可就完全两样了。桓温代晋没有成功,让司马氏政权苟延残喘。司马氏运好,桓氏运差,晋室命长,桓温命短,相差就只那么一点点。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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