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初为欧阳修赏识的科考之文

撰文/阮 忠   2017-02-10 23:33:15

欧阳修像

苏轼像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跟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走出来的苏轼,在当时北宋的都城洛阳参加了科举考试,一同参加考试的还有他弟弟苏辙、曾巩,三人都在后人所称道的北宋散文六大家或者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而那一年的科场主考官是欧阳修,还有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等人。苏轼师事欧阳修正缘于此。

这一年的考题“刑赏忠厚之至论”,说起来可以追溯到《尚书·大禹谟》。在这篇文章中,传说中的舜帝和大臣皋陶有一番对话。舜帝说用刑是期待有一天没有刑罚,皋陶提出了一个赏与罚的重要准则:“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后来,唐代的经学家孔安国为它作注,说是“罪疑附轻,功疑从重,忠厚之至”,表明他很推崇这一原则。所谓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弟弟苏辙二十岁。

年轻苏轼的不凡最早为蜀州太守张方平所知,张方平一见前来拜访的苏轼父子即称之为“国士”,即是明证。但苏轼真正崭露头角的是应进士第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或作《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这篇应试之文得到欧阳修、梅尧臣的高度赞赏,而他们最初并不知道作者是苏轼。苏辙在受哥哥苏轼之命为他写的《仁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提到这件事: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欧阳文忠即欧阳修,“文忠”是他死后的谥号,圣俞是梅尧臣的字,子固是曾巩的字。这话褒奖苏轼,人不以为过。其中透露出好韩愈古文的欧阳修和诡异时文“太学体”之间的冲突。苏轼早年的生活与欧阳修没有交集,受欧阳修文风影响的可能性不大,他的文风之所以与欧阳修的古文风气吻合,得力于《孟子》的笔法。曾在北宋做过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就说: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

《孟子》之文平易而畅快淋漓,苏轼早年是草野之民,不可能去作馆阁的“太学体”之文,而受孟子之文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苏轼说自己受了欧阳修影响。他在应试之后给梅尧臣的《上梅直讲书》中说自己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就知道天下有欧阳修,知道他继承的是孟子、韩愈的古文传统,“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当然,欧阳修对他的赏识,蕴含了对文体、文风革新的追求。苏辙说,苏轼在录取时受了一点委屈,本可名列第一的,因为欧阳修怀疑是自己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让这篇文章名列第二,谁知放榜不是曾巩而是他并不知名的眉山苏轼,这实为欧阳修之憾事。

苏轼榜上有名,内心是很自得的。他在《上梅直讲书》中说欧阳修、梅尧臣亲自考他,梅尧臣认为他的文章有孟子之风,欧阳修认为他能够不为世俗之文。而他自己十多年闻欧阳修之名而不得见,不想居然“一朝为知己”,并说:“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为其徒,则亦足恃矣。”很高兴能够就此居于欧阳修门下。何况“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这种自得之乐倒让人想起中唐的孟郊在金榜题名后写下的《登科后》中吟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似乎人生快意莫过于此了。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典型的命题作文,题意取之经传,顺其意而作文则是作者自家的本事。苏轼论“刑赏忠厚”,下笔叙史而说仁爱。所谓见于虞、夏、商、周之书的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的“爱民”与“忧民”,都本于仁爱,编选了《古文观止》的清人吴调侯、吴楚材很称道这个开头,说这“正是忠厚处,一篇主意,在此一句”。也是,刑赏忠厚还是不忠厚,取决于施刑赏者用心仁爱还是不仁爱。以此为基点,苏轼没有泛泛而论,而是紧扣赏与罚或者说是赏与刑,来说他们对于赏刑的基本立场。按理,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尧、舜、禹、汤等人的处理方法,但苏轼以自己不无想象的推断下了结论,说他们:“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这话很有意味。

赏善之后的“咏歌嗟叹”,追求乐始而勉终的社会效果,正是向善且普遍地劝善,希望行善者继续努力,号召他人见善思齐,这是人们乐见或者说期盼的事。而刑罚之后的“哀矜惩创”,又是在寄予同情中希望被刑罚者能够警醒,不再重犯过失,真正能够弃旧开新,重新做人。他人也能够见不善而内自省,仍然是要人做一个善人。苏轼虽说此后人生坎坷,仕途波折,但他对人生充满的善意贯穿于始终,以致他在叩击科举之门的时候,纵观史书,从先圣前贤或赞许或批评的喟叹声中,感受到的是“欢休惨戚”,快乐与忧伤同在。苏轼说这种情形在周成王、周康王之后变了,成、康之后,周道衰微,尽管如此,仍然是“祥刑”(即用刑详审谨慎),刑罚是不随便用的。虽则和以前满是仁爱的前辈略有不同,但仍然能够“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苏轼对其中的慈爱与哀怜是赞同的,因为刑赏的忠厚在,他还说孔子的仁爱忠厚之道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孔子没有直接说过“忠厚”,但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词“忠恕”。一次,孔子对弟子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说:“是。”后来有其他弟子问曾参,老师说的“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与“忠厚”之道有别,但“恕”中是包含着“为人宽厚”之意的。

苏轼这一段纵论历史上赏与刑的话是全文的基础,但他在论述刑赏忠厚的时候,虽说以经传之言为依据,但取证时实在有点率性而为。他解读《传》语“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时,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皋陶是尧的旧臣,后在舜的手下做司法官,正天下善恶。苏轼侃侃而谈,把欧阳修和梅尧臣都弄蒙了。上面提及的叶梦得《石林燕语》还说苏轼的这篇应试之文:

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这番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苏轼之文“已为他考官所落矣”,表明当时的考官里有不同的看法,梅尧臣赏识,欧阳修亦赏识,只代表了一派的立场,幸运的是欧阳修为主考官,不然的话,苏轼很有可能名落孙山。二是苏轼文中说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依据是什么?梅尧臣和欧阳修都是当时的博学之士,梅尧臣不知道,问苏轼,苏轼居然说:“想当然耳,何必要有出处?”这让梅尧臣惊讶不已。

这一疑惑,欧阳修也不能释怀,南宋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记载:苏轼考上进士之后,登门去感谢欧阳修,欧阳修也问他“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于何书?苏轼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苏轼离开后去查阅,却不见记载。改日欧阳修再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所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阳修也惊讶不已,并感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些话很有传奇的色彩,话虽这么说,但不实的依据很影响说理的力度,好在“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的道理甚明,人们在享受阅读快感时少有深究。苏轼又举了四岳和鲧的例子,他的话说得不是太透,司马迁《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尧之时天下洪水,四岳推举鲧治水,尧说鲧不可用,因为鲧“方命圮族”即抗命灭族。后来四岳坚持自己的意见,尧同意试用。结果鲧治洪水失败,后被杀于羽山脚下。苏轼说人们高兴尧用刑之宽,而尧又愿意用有毛病的鲧治水,都是“忠厚”之意,以见广恩慎刑。

苏轼的话没说完,又引用了《尚书·大禹谟》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来表明自己的刑赏忠厚观。这里的“宁失不经”之“经”指通常的法则、法度,也就是说,为了刑赏的审慎,罪有疑的从轻,功有疑的从重,对于把握不准的赏与刑,宁可不遵循通常的法度,也要从宽处置,这当然是刑赏忠厚的体现。吴调公、吴楚材就说:“罪可疑者,则从轻以罚之;功可疑者,则从重以赏之,法可以杀可以无杀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苏轼从这里申发开去,以忠厚为基点提出一个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显然,他是主张在可赏可不赏时,赏;在可罚可不罚之时,不罚。本来,过赏与过罚都不好,过赏容易导致滥赏,过罚容易导致谬罚,以致坏了法度。苏轼是儒者,和主张严刑峻法的韩非大不相同。韩非在《心度》篇里说:“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在他那里,制订法令与执行法令都没有松动的馀地。苏轼则用仁、义来权衡,刑罚固然不能够超越法度,赏赐就可以超越法度吗?不过,苏轼是希望人做君子的,过赏,依旧是君子;过罚,则是狠毒残忍的人,人怎么能够狠毒残忍呢?

进而苏轼说:“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赐以爵禄,是赏赐的高端;刑罚以刀锯,是刑罚的极致。古代不这样做,有不这样做的道理。道理在于“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他所提出的是随后的“胜赏”与“胜刑”的问题,既然爵禄不能胜赏即奖赏不完,刀锯不能胜刑即处罚不完,那么前者的奖赏和鼓励作用有限,后者的处罚和惩戒作用有限。怎么办呢?苏轼指出一条道路:“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条道路被他称为君子长者之道,其内核是仁爱,那么刑赏忠厚之至就是以仁爱治天下。

这就照应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开头称道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道,批评成、康之后周道的衰微,落实到他自己论述的刑赏忠厚之至,可以感受到他的复古倾向。他言及孔子,说孔子对成、康之后的仁爱有所取,难免让人想到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后来还写过一篇《儒者可与守成论》,观点源自西汉叔孙通说的“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这在司马迁《史记·叔孙通传》中有记载。苏轼在文章中说:“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池,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此以药石养生者也。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武夫谋臣和儒者之喻都有意味,在苏轼看来,前者能治病而不能养生,后者能养生而不能治病。这只是比喻,用于国家,可以说前者能够打天下,而后者能够守天下。他举了春秋时宋襄公和秦王朝秦始皇的例子,宋襄公用仁爱行攻伐,在泓水之战中,本可取胜的他却被楚军打得大败。而秦始皇用攻天下之术守天下,最终导致了秦王朝二世而终。后来,西汉文帝时的贾谊写了《过秦论》三篇,其上篇批评秦始皇在攻天下变成守天下之后,该施行仁义而不施行,结果迅速败亡。

嘉祐二年,宋仁宗执政已经三十四年,距离他走下历史舞台只有六年,北宋开始走下坡路了。不知道这年科考命题让士子谈刑赏忠厚之至有怎样的用意,而对于苏轼来说这个题目只是一种偶然。这一偶然让苏轼有自我思想的真情表白,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基本取向。后来他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写下的《上神宗皇帝书》里,苦心劝告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反对王安石急促变法,也是因为他的仁爱之心。

苏轼在文章的最后引了《诗经》的两句诗:“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说的是君子如果高兴,就能迅速平息混乱;君子如果愤怒,则能迅速阻止混乱。这两句诗好像跟苏轼谈的刑赏忠厚没有什么关系,但苏轼从中看到的是,君子止乱并不是凭什么特异的方法,而是察人喜怒而怀有仁爱之心。他又说“《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关键是“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文章至此就戛然而止了。因对人的褒贬来制订赏罚的规则或法令,这就是忠厚的最高境界啊!苏轼这样认为,但话说到这里,想想苏轼的命运,读者也许会陷于沉思。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思想逻辑环环相扣,苏轼站在历史的基点上说历史,却又像是借历史说现实。欧阳修和梅尧臣都盛赞其文精妙,为他文章的神思妙想、充沛气势和畅达语言所感动,而没有对苏轼的仁爱思想加以评说,殊不知这一思想对苏轼来说如影随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一篇回2017年2月第2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苏轼初为欧阳修赏识的科考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