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经典,细读文本

撰文/刘跃进   2017-02-10 23:33:13

日前,《文学遗产》和中山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利用会议间歇,我应邀在古籍所做了一次小型学术报告会,题目是《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重点谈学术观念问题。这个话题源于2014年秋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中美双边对话会。美方学者有柯马丁、宇文所安、艾朗诺、田晓菲、商伟等人。会前,我们有的学者似乎是有备而去的。柯马丁曾提出《离骚》未必是屈原一人所作。一些人想,我们真要看看有什么新观点新资料。那次讨论,双方并没有涉及到《离骚》,只是就先唐文献研究的一些问题展开有趣的对话。也许中方学者的学术准备不足,结果并不理想。我们提交的论文,多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文献,勾画先秦学术谱系,推断先秦学术文化,没有太多新材料,更没有新观点。美方学者说,这些知识,余嘉锡先生早就在《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中说过。

这实际上触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软肋。客观地说,我们的一些研究基本上还建立在 20 世纪初叶的观点之上,要么疑古,要么信古,徘徊在两端。这就引起我的反思,于是有了《关于唐前文献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这篇讲演稿,讨论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和矛盾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的稳定性,就是迄今为止,近百年来的出土文献那么多,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的早期文献又有很多矛盾性。特别是唐代以前的文献,这种矛盾性随处可见。读司马迁《史记 》,有点像读小说,细节真实到让人不可思议。由此看来,中国早期的文献,历史、文学往往混杂在一起,都有想象的成分。那么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想象,有什么不同呢?最近读到《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这本书,再比较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两书都谈到了想象,一个是文学的想象,一个是历史的想象,两者有什么区别?按照他们的观点,文学的想象是通过历史事件、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来展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历史家的想象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把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历史也好,文学也罢,其主旨都应揭示历史的深邃。

第二个问题,早期的文献,经历了从口头传说到书诸金石简帛的漫长过程。纸张发明之后,钞本出现,然后到雕版印刷,逐渐形成经典。一切历史,都源于口述。最近我读到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著的《文化记忆》,又一次触动我的联想。作者从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这一有趣的问题,即一种文化形态的建立,通常经过“回忆文化”“记忆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这三个过程。所谓“回忆文化”,多是当事人的记忆,并不断经历着重构,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在其《编年史 》中提到了最后一批罗马共和国亲历者的故去。八十年是一个边界值,它的一半,即四十年,是一个重要门槛。第一代亲历者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记忆。从口传到写本的转换过程中,那些吟游诗人、祭司、教师、艺术家、官员、学者等充当的重要的角色。他们传述历史,有真实的依据,也有合乎情理的想象。这便与文学发生关系,与第一个问题发生关系,即文学与历史都在一定的真实与想象中开始。

统一体制建立之后,统治者通过权力的介入,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站在这样的立场,我特别推荐柯马丁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 》。作者强调的是文本与仪式的关系,不是讨论审美价值。其实,这种讨论还可以延伸到西汉初年,乐府的建置,《郊祀歌 》的创作,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都在试图控制着历史的叙述。谁掌握了历史的叙述,谁就掌握了未来。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政治、文化权力介入以后,很多文献被遮蔽,乃至被有意修改,是大量存在的事实。托古改制,谶纬盛行,这是公然的造伪,姑且不说。早期家学、私学为了争夺正统话语权,往往把自己说得高大上,别人都是假的。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认为中国的文献,只有《周易》《诗经 》《论语》可靠,其他都有汉代以后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不能不考虑西汉初年的“过秦”潮流,把秦朝说得很残暴,才能越发证明汉代取代秦代的合理。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通常会对前朝大加挞伐。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新朝编订。带有三家注的《史记》书影第三个问题,按照上述观点推断,中国早期的历史似乎不可靠,所以引起很多人怀疑。如前所述,中国早期文献的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此前,我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到 2003 年发现的 2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记载单氏家族与周天子的关系,与《诗经 》、《史记·周本纪 》的记载多有吻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而今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中发现了摩崖石刻文字共 201字,与史籍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从而找到《魏书》所记鲜卑人的历史源头。中国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就是这么确切不移,尽管中间有很多人为的篡改,但历史依然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第四个问题,由上述问题连带出新的话题。譬如原始文献的概念,我们通常认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或者钞本就是原始文献,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假如有一天,真的从地下挖出一部六朝时期的钞本《史记 》,一定就比现存的更原始、更可靠吗?未必。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 》在两汉是被锁在深宫的。两汉之际,班彪获得一部钞本,王充曾从其问学,有可能看到过,《论衡》中的有关记载,就与后来的《史记 》有所不同。东汉末年蔡邕流落江南,读到《论衡》,叹为异书,就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资料、新的提法。《史记 》在广为流传之前是否遭到修改乃至篡改?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这种推断并非臆测。所以,哪些是原始文献,就说不定了。

第五个问题,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记载。比如有关《西京杂记 》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类似情形,《吕氏春秋 》《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 》等,故事来源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 》《荀子》《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复旦学报 》2016 年第 6期刊发了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楚辞〉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的,直至永远。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少忧虑。进入文明的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权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这时的人们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这样的观念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分是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第二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公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者造成的。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这种文本细读,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并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第六个问题,早期文献是口耳相传的,图和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图书二字,本身就是“图”和“书”相合而成。可能的事实是,先有图,后有字,然后才有书,才有历史的叙述。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所说的“象”是卦象、爻象,哲学上讲是物象,卦象、爻象,是一种画面,故文学上讲是形象。“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意—象—言三者的关系,是哲学命题,也是文艺理论常见话题。意是关键,而言可以通过象表达意。但是,言意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图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弥补言的不足。所以图像研究很值得关注。

第七个问题,学术论争中的中西之争。西方学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用细节去重构历史;中国学者通过归纳整理的方式,从整体去印证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于秦汉以来的学术传承非常重视,但是又受到制约,将他们的记载当作不容置疑的“凭证”。在他们记载的基础上研究历史。西方学者首先是批评,从否定开始;中国学者首先是尊崇,从理解开始。理解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有同情的理解。西方学者没有狭隘的专业意识,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中国学者则有着强烈的专业情怀。西方学者重在探索的乐趣,而中国学者则更重在实用主义,故而学位体、项目体盛行。

第八个问题,理论思考和文献考订孰重孰轻的问题。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认为,史料不是史学,史学是要建筑一座大厦,而史料则是建筑这座大厦的砖瓦;建筑材料无论多少,都是为建筑物服务的。史实的堆积和史料的考订,充其极也只是一部流水账,要了解这部流水账的意义,则有赖于思想。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奥,才能产生珍贵的史学。这个观点是对的,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材料的整理,还要关注材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历史规律。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有详尽的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也需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文本的细读开始。这就回到了最初设计的讨论主题。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回归经典,细读文本。

(本文根据“文本细读与文学研究推进”主题沙龙录音整理而成,作者进行了审读、修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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