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海南

撰文/周俊   2017-02-10 23:33:12

苏轼年幼时极其聪慧,入乡塾读书时,一日,学生朗诵师刘巨所作《鹭鸶》诗,诗中有句曰“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读后说:“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何如?”师赞许,叹曰:“吾无以为汝师也。”

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其弟随父苏洵赴京赶考,主考官欧阳修阅其文章,大呼:“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嘉祐六年,苏轼与弟苏辙试制科,均中选,仁宗赵祯喜甚,曰:“与子孙得两宰相。”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然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从二十七岁任凤翔府节度判官起,直至六十六岁病逝,将近四十年,除回家居父丧三年,其馀时间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其父苏洵曾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也就是说,苏轼的个性张扬,豪放不羁,这在官场是很不利的。

一 又是诗歌惹的祸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海南度过了他“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三年贬谪生活。

苏轼为何在花甲之年被贬海南,据史书记载,是因为苏轼在惠州时,写了一首《纵笔 》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本来是苏轼的一首信笔之作。对于爱好写作的苏轼来说,读诗写诗,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言:“他(苏轼)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

但是,这首诗对于苏轼的政敌来说,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首诗了。据说,此诗传到宫中,当时的宰相,也就是苏轼幼年时的伙伴章惇听说后,悻悻地说:“苏子瞻尚且如此快活!” 于是,绍圣四年,朝廷的第五道诏命下达:“责授琼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而据陆游《老学庵笔记 》记载,章惇把苏轼流放到儋州,是在做一个文字游戏。“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也就是说,当时的朝廷是根据每个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的。苏轼字子瞻,而遥远蛮荒之地的儋州的“儋”与子瞻之“瞻”偏旁相同,读音相近,将苏轼贬到儋州,是最合适不过了。《宋人轶事汇编》也有类似的记载,绍圣初逐元祐党人,禁内疏出当谪人姓名及广南州郡,以水土美恶,较量罪之轻重而贬窜焉。执政录议至刘安世,蒋之奇、颖叔云:“刘某平昔人推其命好。”时相章惇即以笔于昭州上点之曰:“云刘某命好,且去昭州试命一回。”可见,宋朝当时对朝廷大臣的迫害到何种程度。

因写诗被连累,对于苏轼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场“乌台诗案”,在苏轼心里还是一个阴影。那是元丰二年(1079)的事情了,当时意气风发的苏轼,在地方做官游刃有馀;而他的性格特点又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由于他在谢恩奏章上说了几句讽刺朝廷的话语,被一些人以蔑视朝廷的罪名弹劾,从而遭遇了一场从天而降的文字狱,被监禁在汴京的御史台狱中,长达一百多日。

尽管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在仕途上遭受了灭顶之灾,甚至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下了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梦,魂飞汤火命如鸡。”但是,天性乐观洒脱的他,刚刚被释放出狱,便忍不住诗兴大发,高唱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还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写完,苏轼自己也忍不住掷笔而笑说:“我真是不可救药!” 二 儋州城中叙传奇 

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凡有所成就者,大都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宦海生涯,从而在艺术文学领域创造新的高峰,苏轼也是如此。他在《自题金山画像 》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尽管儋州穷恶凶险,但苏轼在这里,不仅渡过了一段难忘的生涯,也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首先是文学上的奇迹。人生的困厄成就了苏轼艺术上的成熟。据苏轼《居儋录 》统计,苏轼贬谪儋州三年,共写诗127 首、词 4首、表 2 篇、赋 5篇、铭4 篇、颂 1篇、论16 篇,札记76 篇、信札 38 篇。这些诗文创作既有日常生活的书写、海南优美风光的描绘,也有栩栩如生的民风民俗。而他的《和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苏辙在《苏轼< 和陶诗>序》中曾引苏轼的话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也就是说,在苏轼之前只有拟古的作品,如唐代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没有追和古人的作品,追和古人是从苏轼的《和陶诗》开始的。由此可见,苏轼的《和陶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开创。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对苏轼渡海之后的诗作评价为:“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之。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

其次,苏轼建立了广泛的海南朋友圈。苏轼曾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在他眼中,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一样值得尊敬和信赖。他可以和昌化军使张中饮酒下棋(“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也可以和黎子云等钓鱼聊天(“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村中的孩子们可以肆意地同他玩耍(“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田野里的老婆婆可以同他开玩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他也常常头戴笠帽,身披蓑衣,脚蹬木屐,以致后世画家喜欢画“东坡笠屐图”以表达对他的热爱。

除此之外,苏轼还不忘关心民生。他曾经提出过“崇道德而厚风俗”的治国方略,主张“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因此,每到一处,他就“考其政,察其俗”(《两汉之政治》),他在《和陶劝农六首》引言中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陶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儋州有屠杀耕牛祭神治病的陋习,所杀之牛,多是用沉香等珍奇特产从对岸的汉商那里换取来的,“一牛博香一担”,结果往往落得牛死人亡,人财两空。苏轼为此特地书写了柳宗元的《牛赋 》,附上长跋,交给琼州僧人道赟传播于众,希望藉以改变这种落后的习俗。他还研究当地的物产,将其制成药剂,为百姓免费行医。

岛上黎族同胞居多。据《琼州府志》记载:“其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也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向。”苏轼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海南“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并尖锐地指出“贪夫污吏,鹰鸷狼食”, 认为汉族的官吏不应该压榨少数民族,而是要团结友好,“咨而黎汉,均是一民”。他认为“汉黎一民”“华夷同樽”,不要“怨忿劫质,寻戈相因”。当他离开时,“儋人争致馈遗,沿途送别”。

三 载酒堂中留盛名

作为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苏轼对海南的教育一直都比较关注。刚到儋州,他就去当地的学堂造访,但学堂的萧条荒凉,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特意写了一首诗《示周掾祖谢和游城东学舍作》来记载:

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三国时期的虞仲翔一样,“弦歌沧海滨”,为边境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奉献。因此,他便不遗馀力地教化民众,传播中原文化。

早在苏轼渡海之前,他就写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也就是说,苏轼是有意识地来教化海南民众的。他一向主张众生平等,海南虽然孤悬海外,也应该同中原一样,成为礼仪之邦、教化之乡,因为“教化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因此,他和众多人士一起建起载酒堂。这里,也成为他同友人、学子聚会、讲学的一个固定场所。后人曾写诗描述此事:子瞻谪海南,寄傲古儋州。儋人喜见之,载酒从之游。酒味既冷冽,酒兴正绸缪。醉来何处归,归去无何有。(黄宁《载酒堂二首》其一)

除此之外,苏轼还不遗馀力地四处劝学,并且自编讲义、经书,他在文中记载:“当时经义初行,海外无书可读,编成经说传诵当时也;辨析经转,异义参求也;所成史论,分明易晓也;所成史断,浅近易解也。”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海南形成了比较好的读书氛围。苏轼欣然地写道: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且欣习齐咻,未敢笑越吟。九龄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阔尚挂斗,天高欲横参。荆榛短墙缺,灯火破屋深。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儿童读书的天籁之音,不仅圆美,而且令人陶醉。苏轼肯定地说,“吾道无南北”,即使落后野蛮的海南人,也是可以教化的,因为岭南也出现过唐朝为相的张九龄、唐德宗朝宰相姜公辅。

苏轼对海南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培养出了几个颇有名气的书生,譬如琼山学子姜唐佐,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他曾拜苏轼为师,侍奉苏轼达八个月之久;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也是苏轼的学生,后官至韶州、化州知州。明代大学士丘濬在《琼山县学记 》中也说道:“为详说者谓琼士未知学,盖自宋姜君弼(唐佐)从苏公子瞻始。”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 》中说:“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是苏轼使该地“书声琅琅,弦歌四起”。

据史料记载,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从开国至绍圣年间这一百多年,儋耳郡从未有人及第,直到苏轼在此执教,北归三年后,姜唐佐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北归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符确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翌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此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 名、举人 317名,清代出了进士31名、举人 178 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 四 苦尽甘来喜北归 海南有一种珍贵的小鸟,叫五色雀,当地人称为“丹凤”“小凤凰”。五色雀羽毛具五色,绚粲美丽,叫声铿锵,为人们所喜爱。据说此鸟知气候雨晴,大旱时它出则下雨,久雨见它则转晴,故人们将其称作瑞鸟,认为是吉祥之鸟。

哲宗元符三年(1100),不知不觉,苏轼在海南将近三年了。这一年的正月十五日,他和友人在黎子云家又见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两绛者为长,进止必随焉,俗谓之凤凰,云久旱而见辄雨,潦则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尝一至庭下,今日又见之进士黎子云及其弟威家。既去,吾举酒祝之曰:若为吾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乃为赋诗,《书罗浮五色雀》。

苏轼认为能够再次见到五色雀是一种好运。果不其然,这年的正月,哲宗病死,徽宗继位,朝廷又一次大换血,被逐的元祐党人纷纷内迁,苏轼也在其中。四月二十一日,宋徽宗下诏:“苏轼等徙内迁。”

有关苏轼北归的故事,史书中的记载也颇为有趣。苏轼谓子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苏轼对儿子苏过说,自己觉得近日要北归中原。他涤砚索纸笔,焚香说:“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写完之后,苏轼一读,一字不差,便高兴地说:“吾归无疑矣。” 果然,没过多久,苏轼就收到了回廉州任命的消息。

得知苏轼要北还的消息,儋州百姓依依不舍,纷纷前去送行。有十数父老担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相见?望着生活三年的儋州,苏轼也是百感交集,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 》: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在诗中,苏轼表达了对这个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从宋哲宗元符元年到元符三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经历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苏轼是百感交集。

当初被一道圣旨贬往儋州,苏轼内心是极其悲观绝望的,“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虽然挂名“琼州别驾”,但是,朝廷不发俸禄。而且当时政敌还给苏轼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因此,苏轼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这是苏轼经过儋耳山时所作的诗歌。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自己比作那高耸入云的儋耳山以及被弃置一边的补天石,虽然自己满腹才华,一心为国为民,无奈报国之心得不到回报,却屡屡被贬,字里行间充满了遭弃置的牢骚与愤懑。而这首诗,也可以看做苏轼被贬海南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苏轼在海南的生活是极其困顿的,他在给张逢的信中说,这里“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并且这里的饮食也和内地大大不同:“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如果说生活的窘迫和不适应这些皮肉之苦还能忍受,而内心的寂寞是不能驱散的。由于是戴罪之身,苏轼对未来一片迷惘。在给《与张逢六首》之二写道:“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在《夜梦并引》中又道:“到儋州十馀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

所幸的是,苏轼并没有一味地消沉下去,而是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去积极适应这里的生活。早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视之 》一诗中,他就写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在这首诗中,苏轼以略带幽默的口气,安慰弟弟苏辙说,不要埋怨琼州海峡的天各一方,我们还是要感谢圣恩,让我们兄弟俩可以隔海相望。他还想到商朝被流放到朝鲜半岛的名臣箕子,说被贬儋州不算什么,我们也可以像箕子那样去教化土人,海南岛也可以是我的故乡呢。

苏轼的乐观和洒脱,在他的《试笔自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虽然刚刚被贬海南时,他还凄然自问:“何时才能够离开这座小岛啊?”但转念之间,他便跳出了自身,在九天之上俯瞰小小寰球,原来这天地、九州、中国不都在海水的包围之中吗?每个人不都是生活在岛上吗?既然这样,我又有什么好悲伤的呢?

有了这种乐观的心态,苏轼就经常在日常的生活中寻找乐趣。譬如其在《谪居三适 》中谈到,第一种乐趣是“旦起理发”,早上起床后迎着海风洗脸梳头,“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有着说不尽的清爽与舒畅。第二种乐趣是“午窗坐睡”,中午时分,在窗下将双腿盘起坐在蒲团上,两肘靠在竹几上,什么也不想,悠闲地打个盹,重游“无何有”之乡。第三种是“夜卧濯足”。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膇( 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 苏轼的这份旷达和飘逸,这份返璞归真和安贫乐道,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来自生命的自信!他甚至模仿当地人用椰子壳做了一顶“椰子冠”,并自豪地写诗告诉子由:“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虽然苏轼离开了海南,但是,他对海南的贡献永远被人们记在了心里。他改变了当地“病不饮药,以巫为医”的习俗;他劝导男子多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不要一味地依赖妇女;他在“载酒堂”中传授知识,培养弟子,积极促进当地的文化教育;他还自食其力,亲躬耕种,“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鹦舌尚可学,化作黎母民”,拉近了与当地百姓的距离;他发出了“海南万里真吾乡”的慨叹,袅袅馀音至今萦绕在儋州上空……虽然苏轼在海南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但却留下了上千年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交流视野中的琼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X035)的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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