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贵族文学的类型

撰文/孙明君   2017-01-14 23:14:59

所谓南北朝贵族文学是指南北朝时代以皇族和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创作的,内容上具有鲜明贵族意识,艺术上体现出贵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贵族文学的作家既有帝王和皇族成员,也有门阀士族子弟,同时也包括写作过宫廷文学的大臣文士。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指出:“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11页)六朝是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两晋与南北朝。两晋贵族文学主要是士族文学;南北朝贵族文学的主体则不限于士族文学,而是包括士族文学在内的宫廷文学和宫体文学。所以说,两晋文学以士族文学为主体,南北朝文学以贵族文学为主体。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进一步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

一 宫廷文学

袁行霈先生说:“何谓宫廷文学?宫廷文学是以帝王的宫廷为中心,聚集一批文学家,并由他们创作的主要是描写宫廷生活、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文学。……必须有帝王的宫廷为其活动的场所。帝王本人或即是文学家,或注重文治、奖掖文士。他们招致一批文学家,给以优厚的待遇,鼓励他们从事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家或应诏,或应教,或应和,或虽非应诏、应教、应和,而仍然是投合帝王的趣味而进行创作。”(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49页)这样的宫廷文学历代都有,《诗经》中的“雅”“颂”,汉代的宫廷大赋,曹魏时期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诗赋,皆是宫廷文学的典型。西晋时期,出现了带有“应诏”“应令”标题的应制诗。晋武帝曾在华林园与群臣赋诗。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与皇权平分秋色,导致宫廷文学走向衰落。两晋宫廷文学被士族文学的光辉所遮蔽,到了南北朝时代,宫廷文学重新大放异彩。

刘宋时期的皇帝以重视文学而出名。《文心雕龙·时序》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武帝刘裕出身行伍,虽然重视文学,但因为本人文学水平有限,在位日浅,没有什么文学上的作为。其子文帝刘义隆少好篇籍,热衷文学,在位三十年,与文学关系密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录有其诗三首:《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北伐诗》《登景阳楼诗》。孝武帝刘骏作为皇帝昏庸无道,但有一定的文学才华,其乐府诗清新自然,有《丁督护歌》等传世。南北朝时期,兰陵萧氏创建了齐、梁两个皇朝,出了二十一位皇帝。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随君王萧子隆等都有诗文传世。萧梁时代的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北周明帝宇文毓、宣帝宇文赟、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陈朝后主陈叔宝等都有诗歌创作。围绕在帝王身边的大臣名士,虽然出身或高贵或卑微,但他们未尝没有写作应诏、应教、应和之作,和一些投合帝王趣味的作品。

北朝宫廷文学有一个日渐南化的过程。北朝初,少数民族贵族缺乏文学素养,完全藐视诗文创作。后来其文化水平提高,对汉族的文化和文学越来越倾慕。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文学创作风气浓烈。随着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一大批南方士人入北,影响和培养了一代北方作家。隋朝时进一步融合南北文化,今天我们看到的隋代的作家中,既有北方诗人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也有南人羁留北方的颜之推等,还有新征服的陈朝的文人学士江总等。隋炀帝时代的宫廷文学,从创作水平来看,不仅与南方宫廷文学不存在什么差距,甚至因为融合南北文化而超越了南朝宫廷文学。

刘宋最著名的宫廷诗人是颜延之。元嘉十一年(434)三月,颜延之以其《曲水诗》与《曲水诗序》为标志,成为刘宋时代的庙堂大手笔。颜延之宫廷文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崇尚周汉礼乐,力求回归《雅》《颂》传统;颂美刘宋君主,试图再现元嘉盛世;词汇铺锦列绣,典故堆砌密集。颜延之的创作在宫廷文学史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颜延之以后的宫廷诗人领袖非谢庄莫属。在寒士掌机要之后,门阀士族如何在朝廷立身处世成为一个新问题。谢庄等人要想维持门第不坠,就不得不臣服于封建皇权,为朝廷歌功颂德。孝武帝对谢庄的创作才华甚为赏识。谢庄的应制诗有《和元日雪花应诏诗》《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侍宴蒜山诗》《侍东耕诗》《从驾顿上诗》《八月侍宴华林园曜灵殿八关斋》《烝斋应诏诗》等。

萧梁宫廷诗人当推沈约。在梁帝国的文艺舞台上,沈约扮演重要角色。《南史·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萧衍的文集编成后,沈约为其写作《武帝集序》。

有些诗人虽不能称为宫廷诗人,但他们也有一些宫廷文学作品,例如谢灵运、鲍照。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说:“颜延之、谢灵运各被旨拟《北上篇》,延之受诏即成,灵运久而方就。”鲍照在孝武帝之世一度担任中书舍人,写过《侍宴覆舟山诗》《三日游南苑诗》等。

二 士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士族阶层兴盛的时代,特别是东晋一朝可视为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提出“门阀一端乃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有关之大问题”(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55页)。钱穆先生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之门第,当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与文化史以及中国家庭制度者必须注意,亦自可不待言而知。”(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86页)两晋是士族文人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是文坛的主力,他们的思想情感可以左右文坛走向,他们的审美风尚可以引导时代潮流。所以从文学史角度看,两晋时期可以看作是士族文学盛行的时代。此前的汉魏时期是士族文学的萌生期,此后的南朝则是士族文学的式微期。

西晋与东晋各有一次名垂千古的文人聚会。西晋的是金谷园雅集。石崇《金谷园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晋书·石苞传》载:“(石)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一名梓泽,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焉。”东晋的是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书圣”王羲之与后来成为“风流宰相”的谢安以及诗坛领袖孙绰等人在会稽兰亭的聚会。唐何延之《兰亭记》云:“《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张彦远撰、刘石校点《法书要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8、59页)这两次大型聚会与其他时期文人聚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士族特色。特别是兰亭雅集,全方位再现了会稽门阀士族群体在永和年间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如此张扬的大型士族聚会到了南朝很难重现,在南朝,我们看见的更多的是由帝王亲自组织的大型聚会。例如宋元嘉十一年和齐永明九年(491)的文人雅集。裴子野《宋略》载:“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南齐书·王融传》载:“(永明)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南朝时期,一方面士族文学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宫廷文学变得活跃起来,它与士族文学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学风貌。此时士族诗人的代表有谢灵运、谢朓、王融、庾信、王褒、杨素等。

从士族文学发展史来看,东晋士族文学以玄言诗为标志,到了晋宋之际,士族文人面临两种选择,或与统治者合作,成为庙堂文学的吹鼓手;或疏离朝廷,退守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谢灵运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利用士族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写作出带有鲜明士族文学印记的山水文学。他的山水文学较多地保留了士族文学的纯正基因。

中国古代士人所能选择的人生道路其实只有两条:出与处;反映和再现这两条不同人生道路的作品,便被称为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同一诗人对此两种文学很难兼善。通观中国历史,两晋许多名士兼有廊庙之志与山林之情。隋唐之际,杨素诗文的出现标志着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并存的文学范式的形成,其廊庙与山林兼备的人格结构和文学范式对初盛唐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宫体文学

南北朝宫体文学也属于贵族文学,它是南北朝宫廷文学中的一个变异。

齐梁时盛行宫体诗。《隋书·经籍志》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萧纲为太子时,常与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等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人把这种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统称为宫体诗,并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皇帝的艳情诗都看作梁朝宫体诗的馀绪。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把陈隋时代看做宫体诗盛行的时代,把陈叔宝和杨广看作宫体诗的传人,未能深入发掘陈叔宝、杨广诗歌的内涵。宫体诗人的代表有:萧纲、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陈后主、隋炀帝。

陈代之前,艳情诗占据萧梁诗坛的主流地位,陈代延续了这种状况,后人合称为梁陈宫体诗。陈叔宝《与江总书悼陆瑜》把自己的诗分为“雅篇”与“艳什”两类。不宜用淫丽之文来概括陈叔宝所有诗歌,即使是他的乐府诗也不全是淫丽之文。陈诗艳什部分中有少量的色情描写,其中贯注着一种生命的绝望与哀伤。其艳情诗在艳情背后蕴含着巨大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雅篇部分的宫廷游宴之作描写建康一带的自然风光,从中透露出陈叔宝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他对北方城市和边塞的畅想,对个人亡国情感的抒发,也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从诗史来看,陈叔宝诗歌是江左诗歌过渡到隋唐诗歌的一个重要环节。

古已有之的边塞诗在萧梁时代与宫体诗合流,形成宫体边塞诗。到了隋代,边塞诗从梁陈文人的想象世界走向真实世界,从皇宫圣殿走向大漠沙场。边塞诗是这一时期最富有生命活力的诗歌体式之一。陈隋时代恰好处于艳情诗盛极而衰与边塞诗异军突起的转折期。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他的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此外,从艺术风格上说,典雅华丽、精雕细琢一贯是贵族文学的标志。作为帝王,对宫廷文学有一种心理预期,要求这种文体能够再现皇室气派。作为宫廷文人,一方面要讨好皇帝,一方面也要炫耀自己的才华。两种力量的凑泊必然形成这种词藻华美、错彩镂金、典故繁富、对仗工稳的文体。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江淹拟颜延年,致辞典缛,得应制之体,但不变句法。”贵族文人热衷于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随着永明体诗歌的出现和骈体文的形成,讲究四声、看重辞采、借助精丽工巧去显露才情成为南北朝文坛的主流。

馀论 初盛唐时代的贵族文学

内藤湖南先生把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所谓中世即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从政治经济上看,大唐帝国与南北朝有很大的区别;但从文学上看,初唐文学是南朝文学的自然延续。到了唐代,宫廷文学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沈佺期、宋之问、许敬宗是初唐的应制诗人;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的文章形式严整,典雅宏丽,格调雄浑,气势恢弘,被称为燕许大手笔;贤相张说、张九龄部分应制诗亦能凸现作者的独立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初盛唐宫廷文学中不乏宏壮之作,为唐代诗坛增添了一些雍容华贵。

上文所说的宫廷文学、士族文学和宫体文学,彼此之间是相通的,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三种类别。宫廷文学和宫体文学的作者都是同一群体,两种文学类别互相交融。士族文人在面对皇权时,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心态,他们在完成士族文学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写过一些宫廷文学作品,投入皇权怀抱的士族文人往往是宫廷文学的领袖人物。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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