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苕华”“何草”意,都入《浣溪沙》调中

撰文/彭玉平   2017-01-14 23:14:47

王国维的词,除了先后刊于《教育世界》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以及此后整合甲乙稿并增加乙稿后新作而成的抄本《人间词》之外,为外界所知道的就是《观堂集林》中收录的“长短句”23首了。其实在1918年夏天,王国维还因沈曾植之请,另编过一本《履霜词》的抄本。这个抄本与王国维的众多著述、评点著作等一起入藏国家图书馆。《履霜词》一集之所以可贵,除了《观堂集林》本“长短句”均来自此集(只删去一首)外,词集名也一反此前以“人间”标名的习惯,而易以“履霜”。大概是这一变化过于明显,王国维专门作一跋文,略述此集编辑缘起及用心所在:

光宣之间,学为小词,得六七十阕。戊午夏日,小疾无聊,录存二十四阕,题曰《履霜词》。呜呼!所以有今日之坚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国维书于海上寓庐之永观堂。

“小疾无聊”云云只是障眼语,因为由对“今日之坚冰”政治局面的判断,则从“光宣之间”到“戊午夏日”,实际上乃是用他曾经的词来印证这“非一朝一夕”而终究导致政治局面的不可收拾。

这意味着,王国维乃是通过对自己作品的重新编选,赋予旧作以新的内涵。光绪、宣统年间,王国维因为钻研人生哲学,而多用词来表达他对人生的普泛性哲学之思。这点其友人罗振常知之最深。罗振常在《〈人间词甲稿序〉跋》附记中说:“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馀见,故以名其词云。”(转引自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15页)“人间”一词便是其深刻烙下的哲学之印。到了1918年之夏,他宛然觉得其中深蕴的内涵也完全可以从政治的维度去诠释,所以取《易》“坤”卦“履霜坚冰至”(《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18页)为名,为旧词新辟一阐释空间。王国维由此而隐含着对自己先见之明的自得之意,当然也可体会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既然以“履霜”名集,当然是要以此涵盖全集之意。那么,“履霜”的本意究竟如何呢?据《周易·坤》: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同上)

坤卦乃据地设卦,注重从地象变化测其变化趋势。所谓“履霜坚冰至”,乃言秋季阴气开始凝结成霜,由此而至冬季,则阴气聚结而成坚硬之冰。这是季节更替之规律,但也可喻指现实之冷峻与未来之忧虑,而且这种冷峻和忧虑因为不可抗拒,而带有悲凉、无奈之意味。

按照王国维《履霜词跋》之意,王国维抄录成集之时乃属于“坚冰”之期,则集中24首词应该大致都可归入“履霜”之时。但在王国维的眼里,集中诸词地位并不均等。那么,最重要的是哪一首呢?王国维在《履霜词》跋文里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在编选后曾致信沈曾植,特别提到“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这意味着这殿末的一首,应是此集的结穴所在。末章寄调《浣溪沙》,词云:

已落芙蓉并叶凋。半枯萧艾比墙高。日斜孤馆易魂销。 坐觉清秋归荡荡,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间争度渐长宵。

此词创作于《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之后,故首录于抄本《人间词》,《观堂集林》虽录长短句仅23首,此首也位列其中,文字仅有一处变动,将“比墙高”改为“过墙高”。可见此词果然受到王国维的特别重视。

研味此词,确实典型地体现了“履霜”的季节之感。从“日斜”“白日去昭昭”二词来看,写的是黄昏之时。而季节则不仅点名“清秋”,而且芙蓉已落、荷叶凋零、萧艾半枯也都是秋日景象,加上宵夜渐长,都契合秋令特征。而从“半枯”和“渐”字来看,季节虽涉秋,却也并非深秋。凡此皆符合阴气初始凝结、步履有霜的初秋特点。

从情感基调上来说,衰飒秋景、日暮黄昏带来的“魂消”悲凉意味已经直接点出,“坐觉”“眼看”“争度”诸词,则更呈现出无力无奈之感。故无论是秋景秋象,还是秋气秋感,都与“履霜”之意契合如符。

但正如坤卦可从地象而引申至人事一样,这首《浣溪沙》是否果然如王国维所说,可以用之勘察当时政治之状况?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展玩其致信沈曾植所言“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究竟何指?

“苕华”即《苕之华》之简称,“何草”为《何草不黄》之约写。这二篇均出于《诗经·小雅》,乃煞末的两篇。《苕之华》诗云: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苕即凌霄花,藤本植物。诗歌从凌霄花之花黄叶青来反衬内心之忧,而其所忧,乃在于“鲜可以饱”,即因饥饿而感叹“不如无生”。所以《易林·中孚之讼》评说此诗的核心意思是“年饥孔荒,士民危殆”,应是契合情境的。毛诗小序虽也承认“饥馑”之事实,但联想似更深远。其语云:

《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

前引齐诗说诗歌作者身份是“士民”,而毛诗说出“大夫”,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是饥馑中人,一个是观察饥馑之人,也因此在主题上有忧己与闵时之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相对而言的,毕竟闵时之中,也有“伤己逢之”的意思在内。

再看《何草不黄》,其诗云: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孤,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此诗写征夫之哀,情感基调与《苕之华》相似,不过笔触集中在征夫而已。这种“何人不将”“何人不矜”带有普遍意义的征夫之哀,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毛诗小序云: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500-501页)

如此征实,若真能由此覆勘历史,则自是灵性之笔。方玉润曾评《何草不黄》一诗:“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殿《小雅》之终。”(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472页)显然是大体认同毛诗小序的说法。其实无论我们是否参斟前人解诗,此二诗本身所展现出来的闵时、忧民与伤己情怀,已是昭昭在焉。

明乎《苕之华》《何草不黄》二诗之意,再勘察王国维致沈曾植信中所言,自然就更有会心。此《浣溪沙》既作于《人间词乙稿》之后,按王国维生平行迹,应是1908年秋所作,具体地点则是北京。清末政治的衰败迹象在北京自是更为显著,陈永正认为此词以芙蓉并叶齐凋与萧艾半枯攀高形成对比来开笔,应当别有深意。他说:“芙蓉萎谢,萧艾得时,正是清末政治局面的写照。”(陈永正笺注《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64页)这一评说虽然很难具体落实,但着眼政治维度,应是符合王国维用心的。

而验诸中国文学的传统意象,陈永正之说也可得到有力的佐证。如“芙蓉”与“萧艾”在《楚辞》中便往往对应着和美君子与奸臣小人,如《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便都有这样的语境特点。芙蓉不必多言,若“萧艾”,洪兴祖《楚辞补注》言之分明:“萧艾贱草,以喻不肖。”“不肖”具体何指呢?王逸《楚辞章句》说:“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顾。”屈原在《离骚》中将这种芳草变为萧艾的原因,归诸“莫好修之害也”。王逸认为责任在“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洪兴祖则认为是“时人莫有好自修洁者,故其害至于荃蕙为茅、芳草为艾也”(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2006,40页)。当年明智之士如何蜕变成为不肖之士,其中或与楚国宫廷的政治导向有关。但无论如何,这种人格的蜕变是令屈原深感痛心的。

1908年秋,王国维填写此词时,也许只是感性地抒发对清末政坛的忧虑而已,其中当然隐含着对未来政局的担忧。但平心而论,王国维对当时及未来的政治走向,只是有感觉而难判断而已。但在十年之后,王国维再次编选词集时,对这首《浣溪沙》的认同,便真如故友重逢,顿然感觉当年预感的忧患居然如此精准而深重地到来了。时移世改,1918年之时,在王国维看来,履霜已过,坚冰已至。十年前的“渐长宵”果然发展成了十年后“今日之坚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旧作,“人间”已然遥远,“履霜”才更合当时的勘察之心①。

①周一平、沈茶英云:“‘履霜’、‘苕华’包含强烈的思想、政治意义。”“……他将词改名‘履霜’,是表示对清王朝厄运的悲叹,对伦理纲常败坏的憎恨。”(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学林出版社,1999,163页)。

那么,1918年之时的政治,给王国维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此稍参王国维致罗振玉诸信,即可一明其心智。略引1918年上半年王国维致罗振玉数信于下:

诸老意气皆所不免,往往将公私及感情、事理并为一团,生心害政,其效实大。细思人事,殊无可望,惟冀天或悔祸耳。……今日百姓,殆所谓佛出世亦救不得者,所以杀之者非独天灾一事。(1918年1月11日,《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372-373页)

今年心思沉闷,与时局无异。(1918年6月9日,同上,414页)

时事山穷水尽,然尚未达穷途,必至国会不能成时或有变化。而现在二派竞争至烈……(1918年6月16日,同上,419页)

王国维当时沉闷甚至绝望的心态,于此可见一斑。其实,王国维的这种心态与1917年张勋复辟所带来的心态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张勋复辟之前,上海诸遗老原本只是颓然自处而已。1917年2月1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乙于时局大有绝望之意,谓梁已预备为第二任总统,此语良然。又大骂徐东海,谓非徒梁之干儿,乃其亲儿也。但不知黄楼近来意思如何耳。北系作事全与志士无异,可知芝兰不生粪壤也。”(同上,280页)读这节文字,可知《浣溪沙》中“半枯萧艾比墙高”确实与当时政治势力的彼此争斗极为契合,而且与沈曾植的议论可联类而看。但沈曾植与王国维的感叹尚未停息,张勋复辟居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王国维此时在与罗振玉的通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勋复辟的支持。但张勋赢得的胜利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为各种反对势力联合推翻。1917年7月14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此次之变,段、冯、梁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欲乘此机以恢复其已失之势力,梁为幕中策划之人。然其结果已可逆睹,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而国会与民党必败;继则为冯、段之争,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此种局面不能支持一年,可预决也。人心险诈,乃至天理尽绝。”(同上,309页)联系王国维在《浣溪沙》词中对萧艾得时的讽刺,不仅与屈原当时所处的各怀心思的楚国宫廷相似,也与“人心险诈”的时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概从1917年之后,对于现实政治的“坚冰”之感便一直伴随着王国维,再难释去。在编定《履霜词》的前半年,王国维已经在致罗振玉信中说:“《苕华》《何草》,《小雅》告终,今其时矣。”带着这样的政治判断,王国维才能最终将此《浣溪沙》词的地位特别地擢拔出来。王国维在自沉前夜为学生书扇,选择的就是晚清陈宝琛《落花诗》二首,而这两首所透露出来的“眼看倾国付东风”“委蜕大难求净土”的绝望之意和茫然之感,完全也可以理解为感叹清王朝的灭亡、自叹身逢其时之不幸和慨叹人生无常之意。或许这样的诗歌一直盘旋在王国维的心中,所以在寂寞湛身前涌上心头的也正是这样的诗篇。

王国维编选《履霜词》,虽似止评末章《浣溪沙》一词,但既以此词殿尾,当有收束各词、曲终奏雅之用心,则《履霜词》一选的政治隐喻,乃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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