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的出版与四十年代文化生态

撰文/宋雪   2017-01-14 23:14:45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在抗战时期写于昆明和成都的一本七万馀字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正文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共十三篇,1942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印行,后由文光书店多次再版,至今仍是一部长销书,“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源泉和锁钥,也是教书和写书的鲜活榜样”(吴小如《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对于此书的文化普及意义,学界已经多有研究;而从书籍史的角度看《经典常谈》一书的出版、发售、广告与阅读,亦可窥见四十年代学界的知识互动与社会文化生态。

一 自渝至沪:六版面面观

从1942到1950年间,《经典常谈》在国民图书出版社和文光书店共出了六版,这样的重印速度,也从侧面反映出它的成功。

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创设的以发行国民党书刊为主的出版社,1940年成立,亦出版文艺和学术书籍,沈从文的《云南看云集》、罗常培的《北平俗曲百种摘韵》也是在这里出版的。战时出版不易,《经典常谈》虽脱胎于杨振声主持的教科书计划,但它并不属于教育部的国定教科书或国立编译馆的文化读物,在物资匮乏的后方,作为作者的朱自清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国民图书出版社版《经典常谈》标为1942年 8月出版,朱自清日记记录1943年5月20日取到样书和稿费,因而实际出版时间可能比版权页所印年月稍晚一些。全书172页,32 开本,系用粗劣的土纸印刷,字迹多有重叠漫漶,中间还偶有破洞,明显带有战时出版物的特点。

图1 国民图书出版社版《经典常谈》国民图书版《经典常谈》只印了一版,未标注印数,今日已无从知晓其影响力。初版面世两年后,由于“签订重版《经典常谈》合同之公司撤销了合同”(朱自清日记,1945 年3月29日),朱自清将书取出重印。此时文光书店发行所经理汪允安希望得到《经典常谈》的版权,因而叶圣陶写信与朱自清商量(参叶圣陶日记,1945 年 4月11日)。1945 年 8月24日,朱自清“校正《经典常谈》”;次年4月15日和26日,朱自清日记出现了“文光书店”“文光”字样,可能就是关于重印之事。1946年5月,文光书店推出了渝初版《经典常谈》,印数为2000册。

文光书店1943年由邵荃麟、赵晓恩等筹设于桂林,是文化供应社的二线机构,发行人为陆梦生,1944 年桂林撤退时迁到重庆。文光版《经典常谈》仍为32 开,173页,纸张与印刷质量都比国民图书版好得多。抗战胜利后,文光书店迁沪,与新群出版社、万叶书店等五家书店联合成立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租借地处市中心的河南中路328号三楼为办公处,进行书刊的批售发行业务。迁沪之后,文光书店又先后发行了4版《经典常谈》,即1946年9月沪二版,印数3500册;1947年10月沪三版,印数5500册;1949年1月沪四版,印数6500册;1950年1月沪五版,印数6500册。从渝初版到沪五版,文光书店的五版内容和封面都相同。虽然1945年8月作者曾再次校正,但比较国民图书版和文光版《经典常谈》,除去封面上“朱自清编”易为“朱自清著”外,内容上的改易并不大,只是文光版《序》的末句“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为初版本所无,系文光版新增。其他的变动,只是个别字句的调整。

一般而言,图书的印数是累计数,自沪二版起,印量的起数不该是1,而应是2001。但据笔者调查,文光书店出版书籍的印数标注很不统一,结合当时同类书籍印数情况,虽然沪五版和沪四版印数相同,然一次开印6500本不合常理,即应是五版累加计数,沪五版的标注可能有误。五版累计6500本也是一个不算低的印数,版次之密和印数之多,都说明《经典常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行销之广。

图2 文光书店渝初版《经典常谈》

图3 《申报》1946年11月中奖印花“率”

二 《申报》广告中的《经典常谈》

文光书店的沪三版至沪五版,定价均作国币六元,但这并无实际意义。早在沪二版上市之后,报纸广告上说明的售价就已是1800元(《申报》1946 年11月25日第8版)——这是战后物价飞涨的结果。不过,虽然书籍并非生活必需品,然在1946年,《经典常谈》作为《申报》活动的奖品,和衣食日用等物一起走入市民生活。

自1946年7月开始,《申报》联合上海各大商号连续六个月举行联合大赠送活动,每日在报上刊载一枚印花,月末揭晓中选日期,市民持该日印花即可领取赠品。为了获得赠品,“各地读者,订阅本报者,更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本报销路得以扶摇直上,突破历年之纪录”( 《中选印花月底揭晓 下月份起继续赠送》,《申报》1946 年7月25日第4版)。借此宣传良机,各大厂商店号也纷纷参与活动,开列自家赠品的类目数量,登报展示。这样一来可以借机广告、扩大影响,二来可以减少库存。在11月的大赠送活动中,利群书报社赫然在列。该社共列出书刊24种,其中就有《经典常谈》十本(参《十一月份中选印花揭晓》,《申报》1946 年12月2日第7版)。这24种书刊包括小学课本、儿童读物、活页歌曲、通俗小说、棋谱曲谱等等,都是普及性读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活页歌曲》合订本167本,其次是《儿童周报》合订本150本和《中国时局真相》150本。《经典常谈》的入选,一方面说明其普及性质适合这种“全民狂欢”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书的热销——出版社自然不愿将畅销书大量用作赠品出库。

有趣的是,当年《申报》的赠送活动是分区进行的,南通、嘉兴、常熟各分馆将赠品分别领去发放,因而报上刊出了三地的《分馆赠品一览》供市民预备挑选(《本报为南通、嘉兴、常熟分馆分发十一月份赠品启事》,《申报》1946 年12月24日第9版)。于是,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就和旗袍料、领带、跑鞋、茶叶、牙膏、毛巾、鱼罐头、香烟、枇杷膏等一起登报。三地的赠品大致相同,内中都有《经典常谈》一书。学术书籍与日用杂件一起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是对此书最好的褒奖。《经典常谈》不是高文大册的馆阁之作,普及经典是朱自清最大的写作目标。从上述情况看,这一目标无疑是达成了。

三 叶圣陶的三篇书评

朱自清在成都写《经典常谈》时,叶圣陶曾在朱家见到他的写作(参叶圣陶日记,1940 年11月20日)。图书出版后,朱自清1943年5月拿到样书,分赠诸友,叶圣陶以“此书为古籍之导言,浅明精要,宜于中学生阅读”(叶圣陶日记,1943 年6月2日),用本名和笔名“朱逊”在一星期内(1943年6月2日至8日)连写两篇介绍文章大力推介,在秋季学期前分别刊发于著名的教育杂志《中学生》和面向国文教师的《国文杂志》。二文均视此书为了解中国文化入门的第一步,大有将《经典常谈》列为师生必读书之意。并且,叶圣陶在与开明书店编辑王伯祥通信时,表示要将这本书拆散分次寄往上海:“附佩弦之《经典常谈》三十面,以后次第分寄之。”(叶圣陶日记,1943 年 6月26日)不过,这封编号为“蜀沪103”的信在战时的路途中延宕了七十多天,9月7日方才寄达,而后续信件陆续先到,王伯祥至此才知“历次所寄《经典常谈》为佩弦之作也”(王伯祥日记,1943 年9月7日)。

叶圣陶的推荐是成功的。《经典常谈》的热销,自有叶圣陶的功劳。文光版上市之后,再次出现了多篇新书介绍和书评文章(如,毓《新书介绍:〈经典常谈〉》,《图书季刊》1946年新7卷第3-4期;孙《新书介绍:〈经典常谈〉》,《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47年复刊第1号;沈文倬《〈经典常谈〉》,《申报》1947年4月3日第9版),也可从侧面证实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1959年,中华书局曾计划重印《经典常谈》,拟请叶圣陶为之写序。叶圣陶同意重印此作,“删去不适当之语句,并使上下文仍复连贯”,然以“我之知识并不超乎高中学生”为由,回信“作序之事,非我所宜”(叶圣陶《致金灿然》,1959 年8月19日),婉言谢绝,这次计划的重印也未实行。直到1980年,三联书店重印《经典常谈》,再次邀请叶老作序。叶圣陶这次没有拒绝,回想二人寓居成都时的情景,追怀“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写下《重印〈经典常谈〉序》(1980 年4月)。从1943年到1980年,叶圣陶时隔三十七年再度为此书撰文,隔空忆念旧友往昔,不由得慨叹“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理想中的读本’还非常之少”。这一方面透出二人不灭的情谊,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经典常谈》是一部不褪色的经典。

四 作为“读书指导”的《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一书,旨在供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学生接触经典,是一本“一般的读物”(朱自清《经典常谈·序》),而非高深的学术论著。其中《文第十三》一篇,即朱自清1939年4月16日至5月2日所写的“有关中国散文的文章”,曾以《中国散文的发展》为题,刊载于1939年第10期至11期的《中学生》杂志,其馀12篇未曾单独刊出。“诗”与“文”是朱自清本色当行,按吴小如的说法,这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诗文之外的部分,在更大意义上还是普及文化和教学指导。自该书问世起,不论是朱自清本人还是他的朋友同事,都将此书作为给学生“读书指导”时的重要参考。

王季思就读于西南联大时,浦江清曾教育他“精读原著,一字不放过,真得作者意旨,然后联系前人有关论著,融会贯通,而出以平易之笔,使读者时有会心,乐于信从”,并介绍他阅读闻一多的《诗经新义》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的感受(参王季思《读〈浦江清日记〉追记》)。

白化文则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俞平伯的一次严厉“指导”:我还为班上的事,到朝阳门内老君堂79号(1919~1979年,俞府居此60年)晋谒,并想看看老师的书房与藏书。不料,叫我进去呆着的那间房子里只有几件桌椅,一本书都没有。老师进来,劈头就问何事,我问,“论唐诗”这份作业怎么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看《经典常谈》!”我狼狈逃窜。从此,一则知道了“登堂入室”应该是熬资格的,不可“觊觎”,有非分之想。此后,我到任何老师府上,都避免直闯书房。二则知道了《经典常谈》一书的重要性,至今经常阅读。(《负笈北京大学》)

浦江清与俞平伯均为朱自清挚友。虽在后辈的记述中,他们一为娓娓而谈,一为率直之语,但对学生读书指导的建议,都是阅读《经典常谈》。从这样的指导,也可看出朱自清这部小书不仅适用于中学生群体,在大学中文系里也同样通行。朱自清在书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结合战时语境理解此言,更能领会作者对文化传承的苦心。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季镇淮在晚年谈读书时,回忆四十年代的求学时光,也坦言“直到读了朱先生的《经典常谈》,我才明白我上大学和研究院读古书和文字学的意义”(季镇淮《从〈经典常谈〉谈开去——与吴伯衡话读书》)。

对于《经典常谈》的意义,朱自清本人也不讳言。在昆明时,他曾将新出版的《经典常谈》送给学生(参彭允中《黎明前后:忆西南联大及其他》);1948年7月23日,病中的朱自清写信给毕业生南克敬,答复他关于“怎样教学生学习国文”时,推荐的书目也包括自己的《经典常谈》,并特别标明是“文光”版。而此时距离朱自清离世,仅有二十天。

朱自清逝世后,1948年 8月30日,全国“文协”和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了朱自清先生追悼会,文协送了一副对联:言行唯经典常谈,师表真堪垂后世;文章则雅俗共赏,才名自合冠群伦。

联中双关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论雅俗共赏》,在道出先生“立德”与“立言”之功的同时,亦可见出《经典常谈》一书的巨大影响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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