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

撰文/田建平   2017-01-14 23:14:41

宋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期”与“经典时期”。宋代奠定了我国书籍雕版的出版方式及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做出了伟大贡献。宋代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重文政策,二是文官制度,三是科举制度,四是雕版印刷术,五是手工业生产发达,六是城市繁荣。宋代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宋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宋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大力促进了宋代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与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结果。

一 政治原因:重文政策

宋代立国之初,即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所谓“兴文教,抑武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394页),崇尚文治。终宋之世,未改初衷。欧阳修于嘉祐五年(1060)在其《免进五代史状 》中称宋代为“文治之朝”(《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1706页)。这是宋代出版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宋代诸帝以天子之威,躬亲示范,在访书、征书、购书、藏书、著书、雕书(印书)、读书方面不遗馀力,将之作为实行文治的主要方略。宋太宗倡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571页)“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程俱《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254页)太平兴国中,史称“是时方兴文学,修三馆,建秘阁,购文籍”(司马光《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141页)。可见,宋代出版业的发达,首先就是宋代重文政策的必然结果。

南宋藏书家许棐从普通读书人的视角指出:“天子兴太平,以诗书化天下。”(《献丑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册,齐鲁书社,1997,216页)

宋代的出版政策,总体上同其“文治”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宋代出版政策较之前代,也是较为宽容与自由的。宋代对出版业的政治管治,也主要限于以下几类:一为时事政治,二为边事,三为国家政治内幕,四为伪书,五为党争中人之书籍。前三类主要是指不利于宋代对于辽夏金关系的书籍,其情完全可以理解。总体而言,宋代书籍出版审查、管理、惩治的政治环境是较为宽松的,而其实际管治效果的宽松则又使这种宽松变得更甚。这也是宋代出版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原因。

二 制度原因:文官制度

宋代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以文士为主要官员与职员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著书、购书、藏书、读书、雕书、印书、交流书……凡此种种,正是文人雅士最基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工作方式。宋代庞大的文人官员队伍,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从作者、出版者、传播者、读者诸方面,为宋代出版业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应的国家出版团队。换言之,宋代的文官体系,不仅是宋代最大的作者队伍,而且也是宋代最大的读者队伍。从政府出版的角度考察,这一队伍又是宋代政府出版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主体。例如,宋代编纂并出版的举世闻名的四大类书(即《太平广记 》《太平御览 》《文苑英华》《册府元龟 》),所有参与编纂的人员,无一不是文人官员。又例如,宋代的著名作者,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洪迈……无一不是文人官员。以宋代一国之官员队伍作为其书籍出版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库,岂有书籍出版不发达之理乎!南宋地方官往往把校雠及出版图书作为美好政绩。王明清记载:“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挥麈录》,中华书局,1964,10页)。陆游也讲:“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2232页)。

宋代对文人的重用,备受时人赞颂,似乎尤以仁宗时为甚。一代文豪苏东坡在其《张文定公墓志铭》中难抑由衷之心,称颂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未尝一日无士,而仁宗之世,独为多士者,以其大也。……天下大器也,非力兼万人,其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444页)此文记载了张方平的一生。此公为仁宗时所取进士,一生担任过的官职中与出版业有关的先后有校书郎、著作佐郎、直集贤院、修起居注、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时,修乾兴至庆历日历,使之粲然复完。仁宗时,修宗正寺玉牒,补缀失亡,为书数百卷。著有《刍荛论》五十篇、《乐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乐书》一卷。

文官制度促成了出版政治制度及文化制度的制度化,并使得出版制度与国家制度一体化。国家政治及文化与书籍出版媒介实现了制度化联姻。文官制度也必然成为书籍出版制度、体制及机制的制度保障。文官制度与书籍出版之间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深远。

三 教育原因:科举制度

宋代扩大、创新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宋太祖积极倡导并推行科举改革的平等理念,以使“文治”政策推广到社会各个层面。开宝八年(975)二月,太祖在殿试中指出:“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者之弊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336页)这一科举理念不啻为科举史上的一次观念革命,它不仅使科举扩大到了宋代社会的一切层面,打破了世家垄断的科举传统,为天下所有读书人平等地参与科举敞开了大门,而且同时也为书籍出版培养了政策层面上最大的潜在读者群体。

太祖选拔儒臣的主要政策与办法就是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宋代的科举制度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扩招,即扩大招收名额。二是平等考试,即不分贫富贵贱,不论社会阶层,除罪犯等极特殊情况外,人人皆可报考,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三是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将皇权政治与选人政治合二为一。例如,开宝六年(973)三月,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及第者137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太宗继位之初即录取进士等 507人,史称“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394页)。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太宗录取进士等 652人。淳化三年(992)三月,太宗录取进士等1317人。太宗兴奋地讲:“今岁登第者,又千馀人,皆朕所选择。”对于此次御试,太宗对宰相说:“天下至广,藉群材共治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2,735页)

据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宋代举行过118 榜科举考试,登科者约有十万馀人,该书共搜集到四万馀人(参《宋登科记考》之《叙例》,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登科人数散见于《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 》《宋史全文 》《十朝纲要》《纲目备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文献通考》等史料书中。

《文昌杂录 》记载,饶州童子朱天锡十一岁中进士。同年,天锡再从兄朱天甲以十二岁中进士(参庞元英《文昌杂录》,《全宋笔记》第二编之四,大象出版社,2006,170、176页)。《续墨客挥犀》记载,梁灏八十二岁状元及第(彭乘《续墨客挥犀》,中华书局,2002,444页)。

可见宋人对科举的毅力,亦可见宋代科举制度对宋人的影响力之大。

宋代通过科举考试不仅录取了大批人才,尤为重要的是在全国树立了学习与阅读的普遍理念,成为直接推动出版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

科举制度确立了宋代读书人的基本学习范式,造就了他们基本相同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此同一学习范式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主导下,宋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书人世界。这个世界是宋代科举学习类书籍生产与销售的“天堂”,当然也是其他书籍生产与销售的巨大市场——公共空间。中举入仕者尽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并不排除这个“世界”的总量对于书籍需求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中举入仕者一旦成为上述文官体系中的一员,则又以文官体系的因子显示出其对书籍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在科举核心价值的带动下,宋代的整体教育及平民教育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专家研究指出,宋代地方学校教育“在世界社会教育史上放一异彩,而对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渗透平民阶层,贡献最大”,“宋代兴学,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和深厚的基础”(刘子健《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宋史研究集》第4 辑,台北“国立编译馆 ”,1970,201、189页)。

宋代书籍出版与教育发达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书籍出版促进了教育发展,教育发展也促进了书籍出版,从而导致了书籍出版与教育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教育发展直接促进了教科书、教辅书的出版。同时,教育发展为书籍出版培养了一个持续的巨大的社会性阅读阶层与书籍消费群体。如此庞大的宋代教育规模,其教师与学生必定需要大量的教学书籍以及相关书籍。同时,所有上过学的学生累积起来作为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社会群体,其对书籍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也必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科举教育的现实功利性是教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为重要者,是教育的发展在宋代社会普遍树立了重视教育与阅读的社会公共观念,而这一观念是书籍出版的教育主因。

宋代平民教育促成了书籍出版结构的全面性,即书籍内容、种类的通俗化、平民化,开发出版平民化书籍,按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生阶段策划出版书籍,从而全面开拓了书籍出版的社会空间,使得书籍成为一种具有大众媒介属性的社会化的文化传播媒介,因而对书籍生产的推动与促进是社会性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四 科技原因:雕版印刷术

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指出: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287页)宋代在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数学、天文、医学、药物学、化学、建筑学、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

宋代的科技进步不仅表现在诸多具体的科技创造及其应用上,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宋代知识分子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科学研究意识上。正如西方的科技发展曾赖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过程上,大概宋代的科学研究意识主要基于宋代知识分子对一切之“理”的探寻上。宋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应用科技领域的科技劳动者,甚至诸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工人,似乎普遍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乃至技术商品化的共性意识、思维与精神空间。例如伟大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布衣毕昇,就是以一个普通手工业生产技术工人的社会身份被沈括记录下来的。

雕版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代得到了普及并形成了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代以前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而是宋代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晶。例如印刷术,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制墨技术等相关技术的配合,就将无以施展其水平。实际上,印刷术应被理解为一种综合技术,即包含了造纸术、制墨术以及雕刻技术等相关技术在内的一个技术体系。细析之,如制墨术,则又必然涉及到化学技术及烧造技术等。

宋代的科技成就中,印刷术显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美国学者亨利·查尔斯·李亚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使只受过一丁点教育的人,都可以读懂神圣的经典,供其求知和解说,使思想家和革新家能够吸引读者,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遥远的地区。”([美 ] 亨利·查尔斯·李亚《基督教中圣职人员的独身史》第二卷,伦敦,1907,31页;见 [ 加 ] 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1页)宋代正是此一意义上人类历史上这一知识普遍得以传播时代的开创者和实现者。

五 生产原因:手工业生产发达

书籍出版属于手工业经济部门。书籍出版手工业是宋代书籍生产的主要生产方式。

宋代的手工业生产比前代有了新的进步。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宋代手工业生产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代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雕镂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还是在宋代。例如北宋时期东京繁华的大相国寺,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鳞次栉比的手工业作坊阵营中,即有雕版印刷手工业的身影。宋代手工业的发达为雕版印刷这一新兴的手工业提供了一般的产业生成背景与基础,而雕版印刷这一新兴的手工业门类也成为宋代手工业经济中书籍生产——文化生产的主要生产部门。

六 市场原因:城市繁荣

宋代书籍出版业的生产要素有:作者、写作、文章与书稿、编辑、资料收集者,纸、墨、笔、砚、棕刷、雕刀等生产材料及工具,木工、雕工、印刷工、装帧工,资金、房地产、设备,出版人力资源及销售人员,以及生产成本及经济核算人员,出版风险责任等所有方面。

宋代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诚如姜锡东先生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大城市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毫不逊色。而中小城镇之多且发达,是前所未有的。”(《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283页)两宋都城开封、临安全盛时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苏州、成都、鄂州、泉州,人口数量超过了40万至50万的水平线。洛阳、大名、江宁、潭州、福州、广州,居民数当在 10万以上。两宋崛起的城市群,宛如“璀璨群星”,领先于当时世界。大都市之外,宋代还形成了大量的城镇中心。据研究,人口在 1万至10万之间的城市,北宋不会少于100 个。人口在 1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 3000 个。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 1150 个以上(参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4-7页)。州府主客户总数超过10万者共有49 个,若每户以一般标准五口人计,则这49 个州府的人口总数都在50万以上。到宋神宗时,全国城镇户口已占总人口的12%以上。

宋代在一些区域经济中心形成了几个重要的都市。如黄河下游的开封府、关中地区的京兆府、四川平原的成都府、珠江流域的广州地区,以及东南江浙地区的江宁(建康)府、苏州(平江府)、杭州(临安府)等,成为全国都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

宋代的城市(镇)都是全国及地方上的商业中心,其商业功能十分显著。宋代的商业行业也由唐代的一百七十行增加到南宋时的四百多行。宋代城市的繁荣意味着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市民社会。这一市民阶层存在着巨大的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的潜力与空间。与之相应,形成了宋代的市民生活方式、市民消费方式与市民文化。货币功能与商业金融在宋代城市的存在与繁荣中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宋代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生产提供了城市空间,从而使书籍生产中心赖以形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代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这也正是宋代书籍生产与销售中心主要集中于汴京、临安、成都、眉山、建阳等城市(镇)的原因所在。其实,宋代城市之繁荣所赋予书籍生产乃至文化生产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如此直观、单纯,而是更综合、更丰富、更巨大。

此外,宋代文人生活方式、学术氛围、阅读风气也都对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书籍是其时文人生活方式的最佳媒介。文人生活方式之书籍中心化,集中体现了书籍的文化价值。书籍不独成为文人的生命价值与生活价值中的核心价值,成为文人“斯文”的符号象征,而且更成为文人谋求并实现其政治价值、权力价值及政治理想的媒介。

宋代繁荣的学术促进了宋代书籍的生产,特别是书籍意义的生产;反之,宋代生产的书籍也促进了宋代学术的繁荣景象。宋代形成了全国性的阅读空间与阅读风气,社会阅读率普遍高于前代,这与宋代书籍的生产与消费是成正比关系的。

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宋代书籍生产、销售与消费的立体式繁荣,形成了宋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构中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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