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阅匾额

撰文\/于志飞 王紫微   2016-11-25 03:50:43

撰文/于志飞 王紫微

匾额,又作“扁额”,是中国古典建筑上用以书写建筑名称的木牌构件,悬于檐下。或云:横者为匾,立者为额。《说文解字》释“扁”曰:“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可见“匾”就是悬于门户的标识;“额”则取其位于门户上方,如人前额之于面部的空间关系。古代社会无论官家民间,都会在重要的屋宇檐下悬挂匾额,其上文字亦多由名家题写,以示尊显。

一 以名命物

中国古典文化中,“物”与“名”往往不可割裂,无名则非物,以至有“名物”一词出现。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 》云:“《春秋 》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既然“名”“物”是一个统一体,那么,以纸帖、木牌等书写其“名”于“物”之上便成为中国传统的标识习俗。历代绘画中可见大量“榜题”标明所绘人、物之名,建筑亦然,亭、台、殿、阁仅为形式分类,不足以为确定某座屋宇的依据,只有独特的名号才能标示具体建筑,匾额于是应运而生。北宋《营造法式 》中,匾额被称为“牌”。长安故都出土宋吕大防刻《长安城图》《兴庆宫图》残石上,凡诸城门、宫殿、苑囿、宅邸之名,皆以竖书榜题标示,并有方框,有似诸建筑所悬匾额之放大(图1)。元王士点撰《禁扁》一书,其名来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解释曰:

考何晏《景福殿赋》云,爰有禁匾,勒分翼张。注引《说文》扁从户册者,署门户也,扁与匾同。此书详载历代宫殿门观池馆苑篽等名,故取义于此。

可见匾额这一物象,实为有形建筑之无形魂魄,与《长安城图》中的“图文”表达理念一致,名物相称,方为“完物”。

由于木材难以长久保存,匾额的早期形制不得而知,不过以传统沿袭的情势推论,其出现的时间应当甚早。匾额既名为“牌”,则应与“碑”“表”等标识建筑或场所名谓的附属构筑物具有同源性,而此类物事更直接地与“铭牌”功能相通。存世至今的汉晋十六国时期的碑刻,顶部多作尖形或圆形。而近年被指为曹操高陵的安阳西高穴大墓中出土的数十枚石刻铭牌,牌上书“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白缣画卤簿游观食厨各一具”等,显然为随葬器物上所挂之牌。牌上部抹角为梯形,颇似碑首造型。又有圆孔以穿铁链或丝线,更与汉碑碑首常见的名为“穿”的圆孔类似,碑首圆孔或为系绳索或拴骡马之用,但应不排除也有铭牌遗制之意。所以早期的匾额雏形,应当就是悬于建筑之上的铭牌。

相较于碑刻,与匾额形制更为接近的是“表”。今汉晋南北朝所遗石质墓表多为束竹柱形,上端悬以方牌,牌上书“××之神道”。其中有成对存留者,体现出当时文字书写的一些特殊规律。譬如南朝神道石墓表的“反书”,王南先生总结其有三种书写方式,第一为梁文帝建陵两牌面对面设置且文字本身及书写方向完全互为“镜像”,第二为萧景墓两牌并立面对前方而文字书写方式一同建陵,第三为萧绩墓两牌文字皆为“正书”而排版相反(参王南《六朝遗石》,《读库》1403,新星出版社,2014)。同时期的北齐陇东王胡长仁神道两墓表(安阳后稻田村发现 )文字,则作“齐故胡陇东王神道左”“齐故胡陇东王神道右”,排版则皆自左至右(参贾振林《文化安丰》,大象出版社,2011),是为与南朝墓表“反书”不同的另一种“对称”表达方式。到初唐时期,唐太祖(高祖李渊祖父 )永康陵前两墓表仍存有这种风习,虽然当时表上设方牌的做法已消失,形式亦非束竹,但其柱身仍有篆书铭曰“唐太祖景皇”(左)、“帝永康之陵”(右),则为一句拆为两半,书于两柱,形成一种颇具北方质朴气息的“对称”意蕴。书写方式的多样,反映出当时对于建筑所用铭牌文字本身的审美追求。萧景墓表方板外框上可见清晰的卷草线刻,与匾额形式颇为接近,从中或可窥见当时匾额的面貌(图 2)。

图1 北宋吕大防石刻《兴庆宫图》局部图2 萧景墓表局部(姚迁、古兵《六朝艺术》,文物出版社,1981)

匾额题字,自古以书法为贵,由前述南朝墓表文字的种种创新之举可见一斑。《晋书》《魏书》中更有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匾额题字的若干记述:

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魏书·卢渊传》)

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魏书·江式传》)

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陵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馀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晋书·王羲之传》)

卢渊、韦诞、韦仲将、王献之皆是当时善书之人,故被委以题写宫中最重要殿宇匾额之任。由此亦可见匾额在早年不但又称为“榜题”,其与建筑的结合方式是“钉”,而且当时宫殿匾额巨大,以至于书写者用尽气力方可完成。近年日本奈良复原了平城宫大极殿,此殿即因袭中国宫中正殿太极殿传统制度而来,其匾额文字亦经认真揣摩之后,取和铜五年(712)《长屋王愿经 》 中“大”“极”“殿” 三字,并曾探讨当年匾书究竟是“大极殿”还是“大极之殿”,研究者以后者具有道教意味而非宫室常用,最终采用了前者(参《平城宮第一次大極殿の復原に関する研究3木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2010)(图3)。今存宋元寺观古匾额文字,多有“××之殿”“××之阁”作二列四字的书写方式,《南齐书》中更有宫殿之门匾额作“××之门”的记述:

图3 奈良平城宫大极殿匾额(作者摄)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南齐书·礼志》)

故平城宫大极殿原匾额文字当以有“之”字的可能性为大,以示隆重永恒。

由早期榜题观之,书有殿宇名谓的正式匾额文字皆为竖向,匾额形状亦随之为竖向。而为旌表、颂扬、寄情等设置的匾额文字与匾额形状皆为横向。二者区别分明。典型实例如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除“释迦塔”为竖匾外,其馀皆为横匾,上书溢美颂扬之辞,如“天宫高耸”“正直”等。且前者形式精致合规,后者则俭朴随意,以示主次。

二 形神有法

北宋《营造法式 》(以下简称《法式 》)中有专门记述“牌”之做法、形制的条目,其“由五块木版合成,上下左右四块,皆向外倾斜。当中一块平面刻字,名牌面;上一块为牌首,下一块为牌舌,左右两块名牌带”(陈明达《〈营造法式〉辞解》,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法式 》图样中有两种样式,一曰“华带牌”,牌首、舌、带边缘作云形;其二失名,虽构造近似而样式简约,边缘多作折线(图4)。今所见宫室、坛庙、寺观匾额,大多不出《法式 》之制。因匾额构造形如量器之“斗”,后世又称之为“斗匾”。

匾额固定于建筑之上,其间多以铁件连接,一端固定于匾额背后,一端固定于铺作木构(图 5)。《法式 》谓匾额基本尺度为“长二尺至八尺”,即最大可达 2.5m 左右,最小亦 0.6m馀。按匾额悬于铺作之外,下抵阑额、上达檐枋,角度近45°,则高八尺的匾额对应铺作层之高度应为五尺六寸馀,近 1.8m,与现存唐宋大型木构建筑铺作层高度相当。

近年在洛阳发现一石经幢残件,其上刻为城池之形,四面各有两端连阙的三门道城门,门上有二重楼阁,阙前各有曲尺形廊房,房前站列卫士。城四角有云形拱托之梯道,通向城内上层一云形拱托的圆形建筑(屋盖已残)。此经幢云纹造型风格颇似嵩阳书院天宝三年(744)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的碑首云纹,据以推断,经幢应为唐物。而其两重楼阁式带阙城门及城内中央圆形建筑形制,则指向当时洛阳宫中最为显赫的带“两重观”的应天门与宫中武则天所建、供奉巨大佛像的圆形建筑“天堂”,可见此经幢很可能为武周时期神都洛阳城内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某大寺所造,以人世皇宫模拟“天宫”。其四门各悬匾额,雕刻入微,额书曰“东门”“南门”“西门”“北门”,竖向,并有《法式》所言之牌首、牌舌、牌带,与后世实物一致,可知当时匾额已然定型(图6)。不过匾额悬于楼阁一层柱列之外,当为匠人在创作中为清晰表现文字而有意放大,也很可能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应天门之门额,乃是悬于下层檐下的。这一位置,接近于整个建筑立面的几何中心。与之相应,多层楼阁建筑释迦塔,其“释迦塔”匾额悬于三层檐下,亦正为塔立面几何中心(图7)。可见此做法一脉相承,实为中国古典建筑比例设计之意匠巧思。

图4 北宋《营造法式》“牌”图样(李诫《营造法式图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图5 佛光寺东大殿匾额(作者摄)唐代匾额亦沿袭名家书写的传统,如武周时钟绍京题写宫殿匾额及武周“九鼎”铭文:

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旧唐书·钟绍京传》)

唐代大型宫室的匾额仍为隆重的《法式 》式造型,但亦有减制之例,如唐名僧鉴真于日本平城京所建“唐招提寺”,因是非官立寺院,其门额“唐招提寺”四字虽传为孝谦天皇御书,但仅为一薄木板,牌首、牌舌、牌带俱为一体。而同时期东大寺西大门敕额则尽显繁复,大约是东亚汉式木构建筑文化圈中现存最为侈丽的早期匾额。额上彩色已失,额面刻字曰“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牌首、牌舌、牌带虽也由一块木板雕成,但却包含梵天、帝释天、四天王、金刚力士共六躯木雕,极尽精致,且与“四天王”的寺名正相呼应(图 8)。

大型匾额整体比例皆接近正方,反映出此类匾额创作之初的某种设计思路。正方之形,正如两汉隋唐大型礼制建筑善用的正方比例平面格局,反映出其追求永恒、宏大的规划意念。如上述东大寺西门额及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额、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额、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额以及明清紫禁城诸宫殿匾额。唐代以后,匾额亦偶有“榜题”之称,但已不甚普遍,实例较少:

图6 洛阳河洛石文化博物馆藏经幢残件局部

图7 应县木塔(作者摄) 图8 东大寺西大门敕额(《東大寺のすべて》,奈良国立博物館等,2002)

图9 北京太庙正殿匾额(作者摄)十三年七月戊子,雷震郊坛广利门,震伤榜题“利”字及斋宫北门兽吻。(《明史·五行志》)

关于色彩,因早年匾额实物多不存或经后世重装,难觅真形。牌面底色,由谢安所云韦仲将为曹魏陵云殿榜题的故事来看,当以直接墨书于白色牌面为是。平城宫大极殿复原之匾额色彩参照了该国最古的教王护国寺八幡宫匾额并山田寺匾额残件,以蓝、绿、红叠晕,牌首、牌带之端及侧面为黑色。正仓院中仓所藏“献物几”脚之造型、色彩多有当时建筑装饰之风,似也可作为一种间接参考。我国明清时期宫殿、坛庙、陵墓牌面则多为蓝色,文字贴金,庄重宏丽,牌首、牌舌、牌带极尽雕饰,色彩斑斓璀璨(图9)。

匾额所用字体,今所见晚近匾额多为楷书。然秦时专有“署书”:

署门户者,秦书八体,六曰署书。萧子良云:“署书,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从《魏书·江式传》云“并号能篆”来看,早年亦有篆文题匾之风习。今日遗存的大量北朝隋唐碑刻之额、墓志之盖,书体以篆居多,当为旁证。

三 旌表寄情

除却标示建筑名谓的功用,古人以匾额旌表、寄情的风习由来甚久,在东汉时就已存在:

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百官志》)

大概从宋代以来,以悬挂匾额的形式自明志趣的文化风气亦渐兴起,从官员士人到宫中后妃,皆以之为尚。宋人匾书,尤好二字:

十朋事亲孝,终丧不处内,友爱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犹布衣。书室扁曰“不欺”,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朱熹、张栻雅敬之。(《宋史·王十朋传》)

明年,大元兵渡江,万里隐草野间,为游骑所执,大诟,欲自戕,既而脱归。先是,万里闻襄樊失守,凿池芝山后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谕其意,及闻警,执门人陈伟器手,曰:“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及饶州城破,军士执万顷,索金银不得,支解之。万里竟赴止水死。(《宋史·江万里传》)

显仁太后性严肃,后身承起居,顺适其意。尝绘古列女图,置坐右为鉴;又取诗序之义,扁其堂曰“贤志”。(《宋史·后妃列传》)

私家匾额往往在文字中赋予主人以情致节操,成为主人精神的有形代言,甚至成为临终时“精神不灭”的象征:

二月,兵薄池,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又为诗别其兄弟,与雍盛服同缢从容堂死。卯发始为此堂,名“可以从容”,及兵遽,领客堂中,指所题扁曰:“吾必死于是。”客问其故,曰:“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此殆其兆也。”卯发死,林开门降。(《宋史·赵卯发传》)

某些情况下,匾额还带有“谶纬”的性质:近尝梦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药,独放一花,殊妍丽可爱,花下白羊一,近寤而异之。后以乙未岁生,方产时,红光彻户外。年十四,高宗为康王,被选入宫,人谓“侍康”之征。(《宋史·后妃列传》)

宋朝皇帝常常赏赐臣下匾额,以示褒奖。不过有些时候,“赐匾”却也成为君臣沆瀣的绝佳写照:

四月,赐桧甲第,命教坊乐导之入,赐缗钱金绵有差。六月,帝幸桧第,桧妻妇子孙皆加恩。桧先禁私史,七月,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十月,帝亲书“一德格天”扁其阁。(《宋史·秦桧传》)

宋代以后,除了对匾额文字本身的斟酌玩味,对于匾额的形式,文人们也注重设计,寄托个性浓郁的审美情趣。这一现象在明清时期文化昌明的江南地区尤其显著。李渔《闲情偶寄》中记述了六种匾额样式:其一名“碑文额”,这是一种“三字额”,“平书者多,间有直书者,匀作两行。……白地黑字,或青绿字。兹效石刻为之,嵌于粉壁之上,谓之匾额可,谓之碑文亦可”。其二名“手卷额”,“额身用板,地用白粉,字用石青石绿,或用炭灰代墨,无一不可。与寻常匾式无异,止增圆木二条,缀于额之两旁,若轴心然”。其三名“册页匾”,“用方板四块,尺寸相同,其后以木绾之。断而使续,势取乎曲,然勿太曲”。其四名“虚白匾”,“用薄板之坚者,贴字于上,镂而空之,若制糖食果馅之木印。务使二面相通,纤毫无障。其无字处,坚以灰布,漆以退光。俟既成后,贴洁白绵纸一层于字后,木则黑而无泽,字则白而有光”。其五名“石光匾”,“亦用薄板一块,镂字既成,用漆涂染,与山同色,勿使稍异。其字旁凡有隙地,即以小石初之,粘以生漆,勿使见板”。其六名“秋叶匾”,取“御沟题红,千古佳事,取以制匾,亦觉有情”之意,最为风流雅致(图10)。

明清时期的官家匾额,则更多地体现出传统深厚的治世理想。明清州府衙门公堂多用“明镜高悬”之匾,以宣示对民人诉讼的公平处理。清代紫禁城乾清宫是礼仪上的帝王日常居寝理政之地,其中有“正大光明”匾,匾文涵义就是标榜帝王行事皆“正大光明”而无暗昧偏颇(图11)。雍正皇帝更以此匾作为确立国家储君的“神圣空间”,赋予其特定的历史意义: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谕之曰:“建储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圣祖神圣,非朕所及。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其识之。”(《清史稿·世宗纪》)

雍正这个将储君之名藏于匾额的突发奇想,不知引起后世多少对宫廷皇位之争的猎奇之心。

千百年来,从建筑标识到书法载体,从表彰手段到社交礼仪,从帝王功业到文人情趣,匾额这一特殊的建筑构件承续着中国古人意味深长的美学想象。一方匾额,既是建筑、文学、书画等诸多人文领域的交融荟萃,也是君臣、父子、夫妻等一系列道德伦理的艺术表达。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图10 李渔《闲情偶寄》碑文额、手卷额、册页匾、虚白匾、石光匾、秋叶匾(王连海注释《闲情偶寄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图11 乾清宫内景(小川一真1901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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