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夫之文:《洛阳伽蓝记》的情怀书写

撰文\/杨柳   2016-11-25 03:50:41

撰文/杨柳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乃南北朝时期“北地三书”之一,隋志入史部地理类,此后公私书志多以地志目之。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云《伽蓝记》以地志为经,以史事为纬,“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至于杨衒之的创作缘起和著述动机,毛晋较早做出了概括:“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褒讥内涵究竟为何?释道宣《广弘明集》谓:“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此说延续至今。

但本文认为,《洛阳伽蓝记》内蕴丰富,其主题是多重的,叙述是复线交织的,需要仔细涵咏、体味,不可一言以蔽之。在表面谨严的学术叙述和冷峻的政治历史省思之下,实寄寓着作者作为士大夫的深重的情怀理想。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寄寓黍离之悲,是该书写作的缘起,也是贯串全书的叙述线索。

北魏洛阳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统治者提倡而迅速复兴。鲜卑、汉等各民族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适足以在这个时间与空间中形成互动、交流与融合,北魏王朝盛极一时。《洛阳伽蓝记》写到其时北魏雄踞中央、四夷来附的盛世光景,“宣阳门外”条记载道: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

这种平和、雍容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北魏盛时人的从容、满足之感。《洛阳伽蓝记》载,孝文帝在洛阳设“劝学里”“延贤里”,又在京师专门修建“四夷馆”,接待东南西北四方投诚之士,又设“四夷里”“四通市”,令其在京洛安居乐业。从“四夷馆”“四夷里”这样的名称可以看出,鲜卑族统治者开始以传统正朔自居,已然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心理,而从“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名称,又可看出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上,北魏王朝有一种掌握了主动权的自信。

至于洛阳伽蓝,就更是集中而典型地反映出了其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盛大光景。《洛阳伽蓝记》自序追叙道:“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全书对于洛阳伽蓝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宏大、寺塔建筑、佛教造像的精美工艺、佛事活动的壮观场面,有诸多描绘,虽然作者自述这样做的目的是“恐后世无传”,故汲汲以“撰斯记”,但从字里行间可以见出他对于往昔盛况的怀恋与追忆。

诸寺之中,永宁寺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描写对象。除正面描述其壮丽精美之外,作者还述及个人的亲身经历。永宁寺九级浮图建成后,杨衒之曾与河南尹胡孝世有幸一同登上过这一当时举世无双的建筑。本有禁令,禁止登塔,而作者竟能获得机会亲临塔顶。因此,对这一次登塔经历,杨衒之颇为珍视,在回忆之时犹且骄傲洋溢,慨叹“下临云雨,信哉不虚!”

除用亲身经历来传递永宁寺的壮美之外,杨衒之还通过他者的眼光来看永宁寺塔: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时已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的菩提达摩,对永宁寺歌咏赞叹,以为乃是神功,且言其精丽的程度阎浮所无,甚至极佛境界亦未曾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饱蕴了作者对北魏全盛时的国力与文化的自豪之情。

又,卷三“景明寺”条记京城行像活动的盛大场景,至于有西域胡沙门见此 ,“唱言佛国”。卷五所录《宋云行纪》,乌场国王问宋云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 ,次序蓬莱山上银阀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 ; 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乌场国王曰:“若如卿言 ,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他者眼中,视昔日北魏为“佛国”,这充分表现出其时北魏王朝无以复加的繁盛。而叙述者杨衒之对此亦是颇为骄傲与得意。

这样的人间“佛国”,却在历经北魏末年的政治变故及战乱后,毁灭净尽。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行役途经洛阳。此前,洛阳经历了两次重大战争。一是天平四年(537)西魏进攻洛阳,被东魏打败后,又派大将独孤信攻入洛阳金墉城。次年,东魏大将侯景、高敖曹围攻金墉城,侯景放火焚烧了洛阳城。二是武定元年(543),东魏和北周在洛阳北邙山展开激战,东魏最后取得胜利。当作者重览洛阳城时,所见乃是城郭崩毁,宫殿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殿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踟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内外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洛阳伽蓝记序》)

同样的城市空间,因时间的流移、人事的变迁,已面目全非。这里,一字一句,饱含沉痛,可以想见作者的心痛与叹息,读来令人黯然神伤。饶宗颐在为《洛阳伽蓝记校笺》所作序中写道:“凌云望火,罗什不归,凉风满堂,图澄永去;静言以思,伊其戚矣。”可见,亦是深为之凄恻情怀而感伤。

对照的笔法,几乎贯串全书,总是恍若不经意间,令人触目惊心。

景明寺是堪与永宁寺媲美的另一所大寺,乃世宗宣武帝元恪所立。这里曾是洛阳全城常常举行的热闹非凡的佛教行像活动的中心:“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馀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映日金花、浮云宝盖,梵乐法音感天动地、袅袅不绝。而当作者于北魏消亡后“重览洛阳”之际,眼前却是寺塔“寥廓”,耳畔“钟声罕闻”(自序)。前后对照,恍如隔世。

法云寺一节,用了大幅笔墨描绘洛阳的繁盛场景,不无夸耀之意:“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 ,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然而,在描述完昔日之极盛后,作者笔锋一转:“经河阴之役 ,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省净的笔法,冷峻的语调,写尽世事沧桑,引人深思。同样,记学禅虚寺:

在大夏门御道西。寺前有阅武场,岁终农隙,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

“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只一句,便画出迁邺之后,该寺的凋敝破败景象,令人顿生无尽凄凉意。

书中颇多如此两相对照的笔法,作者的意见观点,在对比中立现。这种对比,似无言的叹息,传递出杨衒之作为北魏旧臣对故国故都的无尽痛惜。清人唐晏称:“彼盖身丁元魏之季,见夫胡后贪权,废长立少,诸王酣豢,纵欲养骄,大臣无元良之佐,宦寺逞城社之威,文士优柔,武夫跋扈,遂以酿成河阴之祸。故此书于尔朱之乱,三致意焉。逮夫鸾辂西行,邦圻迁邺,元氏之局告终,渤海之基方肇,而衒之又所目睹。黍离之悲,无可寄慨,乃于《洛阳伽蓝记》托其怀旧之思焉,岂真为彼教之助乎?”(《洛阳伽蓝记钩沉序》, 见《龙溪精舍丛书》)所说甚为中肯。

重游洛阳,追记劫前佛寺之胜,藉寓感慨,麦秀之感,黍离之悲,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杨衒之还不止是感慨易代之兴亡,文中还有更广阔的时空慨叹。此点不常为人注意。论者通常关注的是该书所反映的北魏最后四十馀年由衰而亡的变迁。但其实,《洛阳伽蓝记》的叙述,在时间上,由汉至晋,由晋而至北魏,再由北魏而至东西魏,空间上,则由洛阳而至于邺城。“洛阳”被置于更立体的时空之中,其都市文化意蕴,更显丰厚。或许正因如此,尽管洛阳地志不少,但《洛阳伽蓝记》独成典范。而杨衒之的麦秀黍离之悲慨,也因其广阔的时空观照,显得更为深沉、深情。

需要指出的是,《洛阳伽蓝记》的时空慨叹,并未直接形诸文字,只是融化在对洛阳诸地方的记述之中。如,《序》中说及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至此处,杨衒之自注曰:“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交代了建春门的历史由来,将读者的视线由北魏拉回汉代,再至魏晋,由一句“高祖因而不改”,重又拉回北魏。卷五“凝圆寺”条:“凝圆寺,阉官济州刺史贾璨所立也,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 ,所谓永平里也。注:即汉太上王广处。”亦是通过自注文字,点明今之永平里,即汉太上王广处。以极为直接的方式,将同一空间的不同时代相对接,令人倏然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

此外,作者还格外关注南北动荡、社会乱离之中个体的命运遭遇,充满悲悯情怀。“正觉寺”条下,写到王肃故事:

肃字忝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卑身素服,不听音乐,时人以此称之。

王肃归顺北魏,其南朝之妻谢氏来奔肃,而此时王肃已尚北朝公主。南北二妻,以五言诗的形式角力,以比兴表述心意,谢诗委婉缠绵,公主所作则大胆泼辣、当仁不让。这样一则故事,颇可视为文学趣事、雅事,而杨衒之将其置于南北朝那个动荡不安的时空来叙述,所呈现的,还是社会的动荡给人带来的乱离之苦,尽管作者不露声色,但还是可以令读者感觉到有悲悯的情怀流淌在其中。

卷三载萧综作《听钟歌》及其身世,颇为悲怆:

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闲堂前,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孝昌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于世。

综字世谦,伪齐昏主宝卷遗腹子也。宝卷临政淫乱,吴人苦之。雍州刺史萧衍立南康王宝融为主,举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杀宝融而自立。宝卷有美人吴景晖,时孕综经月,衍因幸景晖,及综生,认为己子,小名缘觉,封豫章王。综形貌举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综遂归我圣阙,更改名曰缵,字德文,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明帝拜综为太尉公,封丹阳王。

从传奇性的出生,至自南奔北的流离,萧综的身世命运都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对这些北来南人的身世际遇,杨衒之颇有同情之意,通过他们的辗转坎坷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其时社会的离乱给个体、家庭带来的悲剧命运,字里行间,深含悲悯。

总之,《洛阳伽蓝记》的文字带着往日生活的鲜活气息,又带着无可奈何的怅惘。隐藏在冷静文字背后的,是作者深重的情怀:对往昔荣耀帝国的骄傲,对北魏堕落败亡的愤激,对乱离之世的悲怆、哀悯,对时空移换的沧桑慨叹,构成了该书化不开的浓浓的情感底色。这种情怀,使得这部著作不仅是学者之书,亦是文人之书、诗人之书。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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