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国经制,可得按验

撰文\/刘跃进   2016-11-25 03:50:13

撰文/刘跃进

《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世说》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作《三都赋》,十年乃成。门庭户席,皆置笔砚,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时人皆有讥訾,思意甚不惬。后示张华。张华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请序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

这里引用《太平御览》本《世说新语》,较之通行本文字为多,可能是集合了诸家《晋书》而成。《文选集注》引王隐《晋书》说,当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以极眩曜。晋武帝取代曹魏之后,平定吴国,左思开始构思《三都赋》。他是站在魏国的立场,用以说明吴、蜀之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皆非通方之论”。这里便“奄有诸华之意”。据此,有学者认为此赋作于西晋统一中国之前。这说明,这篇赋的创作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是为西晋统治者提供统一天下创造舆论氛围(参王德华《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 ”的历史与政治背景》,《浙江大学学报》2013 年第4 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篇赋实际上就是一篇干谒赋。

左思是齐人,年轻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创作《齐都赋》,继而又想为三都作赋,没有想到竟然用了十年时间。从主观上来说,左思自叹读书不博,所见终究有限。妹妹左棻被召入宫,全家移居京师洛阳。他还为此特别请求为秘书郎中,想借机会多读书。从客观上来说,当时正是魏蜀吴南北对峙之际,左思没有机会到江南、巴蜀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如何描写这两地的风物,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撰写《蜀都赋》,左思专门拜访过著作郎张载,张载曾著有《剑阁赋》,对蜀地熟悉。唐写本《文选集注》所载《文选钞》注引王隐《晋书》说,他还曾访问陆机,询问有关吴地的事。《晋书·左思传》说:“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对左思而言,这是一种压力,更促使他精心构撰。史载,他写作时,门庭藩溷皆着笔纸,偶得一句,立即记录下来。就这样殚精竭虑,反复修订,竟长达十年之久。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称:“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礌礉,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赋成,他自以为不亚于班固、张衡,但毕竟人微言轻,不为时人所重。前引《世说新语》就说,“时人皆有讥訾,思意甚不惬”。于是他向张华求教,张大加赞赏,同时建议他请当时的有名之士推荐,他便想到了皇甫谧。

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本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后徙居新安。他是东汉名将皇甫嵩的曾孙。年轻时并不好学,后来发奋努力,手不释卷,自号玄晏先生,终身以著述为务,著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皇甫谧集》等,名重一时。司马昭诏他做官,不仕。晋武帝下诏敦逼,依然不仕,还上表向朝廷借书,晋武帝不得不送他一车书,表示自己对学者的重视。能够得到这样著名的学者赐序,当然是左思求之不得的事。

《文选》卷四五所收皇甫谧的《三都赋序》给左思及其《三都赋》带来了巨大声誉,“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一时之间,洛阳为之纸贵。由于该赋涉猎广泛,内容厚重,又有很多人为之作注。《文选集注》载臧荣绪《晋书》说,刘逵注《吴都赋》《蜀都赋》,张载注《魏都赋》。萧统编《文选》时,将《三都赋》分为三篇,并同时收录了刘逵、张载的注。《隋书·经籍志》又载,卫瓘(《三国志·魏志·卫臻传》作“卫权”:“权作左思《吴都赋》序及注。序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綦毋邃也各有《三都赋》注三卷,可惜均已亡佚。《文选集注》也曾偶尔引到綦毋邃的只言片语。

现存皇甫谧序以及注家注释是否为皇甫谧等人所作,刘孝标曾表示怀疑。他说:“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虞)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逵)、卫伯舆(权)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他认为所谓序和各家注,皆左思托名自作,待价而贾。洛阳纸贵,实际上是左思自我炒作的结果。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九就赞同此说。不过,记载此事的《晋书》作者臧荣绪,其生活年代远早于刘孝标,他的记载应当有所依据,未可轻易质疑。

即便此序不是皇甫谧所作,而是左思自作,也不影响我们探讨这篇序对于辞赋的看法。序曰:

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

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 》,扬雄《甘泉 》,班固《两都》,张衡《二京 》,马融《广成 》,王生《灵光 》,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

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

序文首先论及赋的起源及其功能:“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铺陈排比,体物赋志,这是以班固为代表的传统辞赋家的看法。赋,可以释之为敷,敷布其义,可以为大夫。而文学毕竟在发展,在变化,如果仅仅恪守于此,又与实际相背离。因此,对于赋的理解,必须“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赋虽然以体物为主,但是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强调赋的美感作用。这也就是扬雄《法言》中所说的“诗人之赋丽以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辞美丽,说理有则。扬雄《法言》还有另外两句话,一是“词人之赋丽以淫”,二是“君子尚辞乎”。由此看来,在扬雄的心目中,辞赋至少有三种创作形态,按照时代的顺序,一是“尚辞”的古诗之流,正如左思自作《三都赋序》称:“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这样的作品,具有体物的性质,用于宣导王教,直言劝戒,表现为质文形态;二是具有“古诗之意”的辞赋之作,以屈原和荀子为代表,贤人失志,托理寄心,体现出写志的特点,表现为尚意形态;三是词人之赋,以“宋玉之徒”为代表,夸张失度,言过其实,表现为淫文形态,虽然拥有很多读者,但也多被正统批评家所鄙弃。

作者认为,夏、商以来迄于战国初年,辞赋创作大体“尚辞”,铺采摛文、质文相尚。他说:“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所谓古诗之流的尚辞之赋,虽为诗之六义的一种,但作为文体,还没有独立开来。《诗》中虽“杂有赋体”,其用意是“纽之王教”。纽,系也,用王教宣导、劝诫之意。在作者看来,作为独立文体,屈原、荀子“辞赋作焉”。从此,辞赋有两个传统,一是以屈原、荀子为代表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二是宋玉以下的“词人之赋丽以淫”。两个传统都强调“丽”,但涵义不同,前者丽而有准则,后者丽而重宣泄。

汉初贾谊的辞赋创作,尚节之以礼。尔后作者,“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博诞,即博大,与“恢张”意同。但博大过度,又走向空疏,以至于“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虽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厦接榱不容以居也”,都是言过其实之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马融《广成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都极尽“宏侈之辞”。宏侈夸张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失实、不准确:“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所谓非方之物,是指把不同地方的物产放在一起,雷同影附,流宕忘反,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左思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就以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言卢橘夏熟、扬雄《甘泉赋》所说玉树青葱、班固《西都赋》所叹比目、张衡《西京赋》所述游海若为例,认为他们所描写的果木都不是本地所产,所述神物亦非本地所出,“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就属于夸张失真的描写。

赋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当然需要想象、需要夸张。但是,左思作赋,又有不同于前代创作的地方,那就是:“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实际上说明这篇辞赋皆据实而写,有案可查,便与汉代“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的创作区别开来。左思自序说:“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他又说:“且夫玉巵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强调辞赋创作在体物写志之外,还应当“征实”。既然是描写三都,就要把这三个地方的山川风物、地理民情一一落到实处,故云:“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袁枚《随园房诗话》卷一曾说,古代无类书、无方志,又无字汇。《三都赋》则起到类书、方志和字汇的作用。在作者看来,辞赋创作在“丽以则”“丽以淫”之外,还应当具有实用的功能。这是对辞赋的另外一种理解,也是左思《三都赋》的独特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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