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君忧官忧天下

撰文\/朱露川   2016-11-25 03:50:11

撰文/朱露川

岑文本是唐代贞观名臣之一,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参议国事,位及宰相。在学术上,他博综经史,文倾江海;在政治上,他以直谏风骨立身,以忧患意识处世,光明磊落地走完了一生。

一 博综经史,文倾江海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人,生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卒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岑文本早年曾任职于后梁萧铣政权,“专典文翰”,及至河间王李孝恭平定江陵,他力劝李孝恭善待江陵父老及归降的萧氏君臣,为李孝恭所采纳,后在其麾下掌典军书。贞观元年(627),岑文本始至唐朝廷任职,“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时年三十二岁。他先后献《藉田颂 》《三元颂 》等佳作,歌颂李唐皇朝的统治,“其辞甚美”,由是才名广著,复被李靖举荐,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旧唐书·岑文本传》,下引本传,不再注)。此后二十年间,岑文本在唐太宗的提拔和重用之下,逐渐成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参与制定国策,并于贞观十八年(644)拜中书令,进位宰相。顺便说

说,岑文本之侄岑长倩、孙岑羲也先后为相,可称是一个宰相世家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中》)。

岑文本是一位博综经史的文章家,有文集六十卷,已佚,现存文十馀篇、诗四首。据两《唐书》本传记载,岑文本“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十四岁时,曾赴司隶为父申冤,被令作《莲花赋 》,“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使父冤得申,由是才气初显。岑文本的才学主要承自于家学传统,其祖岑善方 “有器局,博综经史,善于辞令”(《周书·萧詧传附岑善方传》),曾在南朝后梁萧詧政权任职。文本自言:“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饰情,以成其性。《礼 》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贞观政要》卷七)这样一种博学养德的学风,正是继承了家学传统。

从岑文本与贞观士人的交游、受唐太宗亲举,以及参与修撰《周书》等事可以一窥其才学。

岑文本在唐任职二十馀年,恰逢唐太宗励精图治的岁月。这一时期,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活跃、中外文化交融,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等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唐太宗是一位重视学术的君主,在他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有十八学士常在身侧。贞观年间,宫廷中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都形成了学术群体,他们时常设宴,赋诗作文,互为奉和,呈现出一派繁盛气象。岑文本是贞观文人群体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和魏徵、颜师古三人,曾于元日唐太宗临朝时赋诗,有“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奉和正日临朝》,载《全唐诗》卷三三,下同)一句,寄寓了他对李唐皇朝一统四海的政治期望和信心。他和令狐德棻、于志宁、刘孝孙、许敬宗、杜正伦、封行高等人冬日宴会,便赋诗“金兰笃惠好,尊酒畅生平”(《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歌颂友谊,彰显了对人生的畅达态度。他和李百药、褚遂良、上官仪等人祝贺杨师道封安德公,又赋诗“鸟戏翻新叶,鱼跃动清漪”(《安德山池宴集》),表现了富于生活趣味的诗人情怀。

岑文本曾因擅长文书的写作而被唐太宗亲举。先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朝廷诏诰和军国大事“文皆出于颜师古”。贞观之后,岑文本开始参与朝廷文书的撰写,遇到众务繁凑的情况,他便“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颜师古以谴免职后,中书令温彦博曾以“师古谙练时事,长于文法,时无及者”为由,上奏请求复用颜师古。唐太宗对温彦博说道:“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于是唐太宗亲自提名岑文本任中书侍郎,“专典机密”,替代了颜师古的工作。由此可见,岑文本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和信任。

岑文本还多次参与了贞观年间朝廷的修撰事宜。其中,他曾于贞观三年(629)受诏与令狐德棻同修“周史”,历经七年而成书,是为“二十四史”中的《周书》(事见《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周书》的叙事和史论在同一时期所修“五代史”之中具有突出的特征,使北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当时复杂的历史形势得以传于后世,这充分反映出岑文本等人的文史修养和广阔视野。史载,《周书》“史论多出于文本”,这使他在唐朝史学史上,乃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岑文本还曾奉诏先后于贞观五年(631)与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等人“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贞观十六年(642),岑文本与高士廉、魏徵、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修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事见《唐会要》卷三六)。前者是唐朝第一次大规模修撰官定族谱,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事见《旧唐书·高士廉传》);后者所修卷帙浩大,凝汇了唐初文人的集体智慧。这些大型的修撰工作,充分反映出岑文本博综经史、擅于文辞的修养。岑文本的才华得到了唐太宗及当时人们的欣赏和推崇,也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旧唐书》作者赞其“文倾江海,忠贯雪霜”(《旧唐书》卷七十后论),实为的论。

二 直谏于朝,国士之风

唐太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善于任用人才,从谏如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正是由于唐太宗的识人善任,岑文本在贞观一朝仕途顺利。他秉持这一时期的直谏之风,为唐太宗治理国政献出了宝贵谏言。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命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西破高昌。侯君集初破高昌后,未曾奏请,辄配没无罪人,更私取宝物。及至还京,侯君集等人的行为被人告发,唐太宗盛怒之下将他们全部下狱。岑文本时任中书侍郎,他认为“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臣以下才,谬参近职,既有所见,不敢默然,”于是上疏陈情。其言虽婉,其意甚切。

首先,岑文本指出:“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赏其有功也,虽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 钺之诛。”侯君集等攻克高昌,虽是皇帝“运独见之明,授决胜之略”的结果,但亦有“道路之劳,未足称其勋力”,功过相较,理应赏其功而宽其罪。

其次,岑文本借《尚书·周书》篇中“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之语,从君道的角度切谏于唐太宗。他举出历史上西汉时期李广利“虽斩宛王之首,而贪不爱卒,罪恶甚多”,汉武帝念其“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广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户”;汉元帝因陈汤攻杀郅支单于有功而赦免其“矫诏兴师”之罪,并封其为关内侯,赐黄金百斤;晋武帝因王濬平吴有功,赦而不治其“不受节度”之罪,并拜其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侯,赐绢万匹等事例,阐述了“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的规律性现象,以及“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的为君之道。岑文本认为:“夫天地之道,以覆载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为美”,这是从君道的角度所陈谏言。

再次,岑文本还再三申明自己为侯君集等人陈情并非为私,而是希望唐太宗通过赦免侯君集等人之罪,以勉励将士、收服人心。他说:“倘陛下降雨露之泽,收雷电之威,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预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斯则陛下圣德,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愆过,虽蒙宥而过更彰。”这样,便能“使立功之士,因兹而皆劝;负罪之将,由斯而改节”,通过对侯君集等“萤爝末光”的宽赦,来达到“增晖日月”的统治效果(以上见《旧唐书·侯君集传》)。这是从长远的君臣关系进一步说明进谏的原因。

岑文本的这篇奏章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侯君集等人被释。这一事件反映出岑文本的博学和胆识,亦反映了唐太宗从谏如流,正是贞观年间政治风范的一个缩影。

更为重要的是,在唐太宗看来,岑文本等人的直谏精神也能为他的继承人所继承。在晋王李治新立为太子之初,唐太宗曾命岑文本与刘洎、马周等人轮日前往东宫,与皇太子谈论经史。一次,唐太宗因事迁怒于苑西守监穆裕,要将其斩于朝堂之上。李治听闻后,急忙进谏,这使唐太宗非常欣慰。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夫人久相与处,自然染习。自朕临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进谏。自徵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悦谏,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谏耳。”(《旧唐书·刘洎传》)在唐太宗看来,岑文本等人的直谏之风,已深深地影响到他的继承人,使皇太子“因染以成性”。从唐太宗的语气来看,岑文本等人的直谏之风已对皇太子产生影响,这使他倍感欣慰。《旧唐书》此处的历史叙事,正是借唐太宗之语,从侧面反映出贞观年间群臣的谏诤风骨。

三 忧君忧官忧天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关注国家之兴衰,关注民生之休戚。面对隋朝骤兴骤亡的历史变局,唐初君臣非常重视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如魏徵等人在《隋书》史论中明确提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卷七十后论)的观点,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历史观念、忧患意识和历史鉴戒思想的时代特征。

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岑文本的忧患意识显得颇为突出,他忧国君养生之道,忧自身位高责重,更忧天下之兴衰。

岑文本的忧患意识,首先突出地表现为忧人君的养生之道。作为唐太宗的忠臣良友,岑文本深知励精图治的帝王必有“忧勤之心劳于内”的隐患,因此,他曾恳切地与唐太宗论“摄生之道,必在得益”。他认为:“圣人宏全身之道,而能免于忧患;贤者著养生之术,而能终其寿考”,他希望唐太宗“降日月之明,览圣贤之旨,顺阴阳之序,节寒温之中”,使君主“南山之寿,更增于亿年;北极之尊,永固于万国”(《全唐文》卷一五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显然是忠君的一种表现。

忧官之思,是岑文本对自身位高责重的深刻认识。他于贞观十八年任中书令,归家却面带忧色,其母问其故,他解释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寥寥数语,心迹自明。岑文本的忧官之思不仅在精神层面,他更是以身作则,为官清廉。岑文本拜相后,所居宅院无帷帐之饰,有人劝他增营产业,他感叹地说:“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这使奉劝之人不免“叹息而退”(《贞观政要》卷六)。令时人惋惜的是,岑文本于拜相的第二年,在随唐太宗东征的路上病逝。史载,“及将伐辽,凡所筹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唐太宗见其如此,十分感慨地说:“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军至幽州,岑文本病重,唐太宗“亲自临视,抚之流涕”。不久,岑文本病逝。唐太宗听到军中严鼓之声,想到中书令已逝,悲恸异常,说道:“文本殒逝,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便命人停息鼓声以祭奠岑文本之逝,反映了唐太宗与岑文本之间深厚的君臣情谊。可以说,岑文本的忧官之思使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是,他恪忠职守、两袖清风的为官之道,却令后世景仰。

岑文本最重要的忧患意识,是忧天下之兴亡。对于国家天下的兴亡问题,岑文本提出“居安思危”“有始有卒”的观点。史载贞观十一年(637),洪水冲破洛城门,进入洛阳宫殿,“平地五尺,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馀家”。唐太宗“矜物罪己,载怀忧惕”,命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岑文本时任中书侍郎,他上封事强调治水以安民生,写道: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民)不聊生;人(民)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贞观政要》卷十)

上述内容紧紧围绕“居安思危”的基本思想,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岑文本认为“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这就是说,守成和创业一样艰难,因此要求为君者“居安思危”“有始有卒”,使有唐一代国祚永昌。联系到此前一年(即贞观十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认为“草创为难”,魏徵则强调“守成则难”,而唐太宗自己则持“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的观点。由此可见,岑文本的深思与唐太宗的高明是相通的。另一方面,岑文本引用孔子的水舟之论来看待君与民的关系,即“君犹舟也,人(民)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按:此为孔子语,见《荀子·哀公》引)。这与贞观六年唐太宗与近臣论政体时魏徵的对答颇为一致。魏徵曾言:“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由此看来,以水舟之论譬喻君民关系,并警示为君者“居安思危”,这正是贞观君臣的政治格言和为政风尚。

从忧国君之安康,到忧自身之职责,再到忧天下之兴亡,岑文本政治思想中的忧患意识堪为唐代士人忧患意识的集中表现,对后世启示甚多。

岑文本与唐太宗年纪相仿,思想相通。作为一代知人之君,唐太宗曾将魏徵比作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而岑文本对他来说,则可谓亦臣亦友。岑文本不负唐太宗的厚望,以天下事为己责,忧国忧民,忧君忧官。他的才学,他的气魄,他的视野,他的器局,处处彰显出贞观盛世下的国士之风。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然而,这样一位“文才振于海内”(《旧唐书·袁天罡传》)的贞观名臣,去世时却年仅五十一岁,这对岑文本本人,对唐太宗,以至于对贞观政治,都是一大憾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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