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雎》解人难

撰文\/赵长征   2016-11-25 03:50:10

撰文/赵长征

《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雎》,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一首典型的爱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按照今天一般的注解本,这首诗是写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窈窕淑女,睡着醒着都想着她,辗转反侧,相思入骨。他想象着,以后有一天能够弹琴鼓瑟来亲近

她,能够敲钟打鼓来迎娶她。总观全诗,关雎和鸣,荇菜参差,春水潺潺,春心荡漾,秀丽的自然风景之中,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是那样的纯净美好。

然而,原诗的本意,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吗?非也。因为这首诗被放在了《诗经》的开头,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历来就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对它的解释,牵涉到整个《诗经》学阐释体系的根本性理论问题,所以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孔子就非常重视《关雎》。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说《关雎》符合他心目中“中和”的美学标准,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痛苦,一切都是有节制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残篇《孔子诗论》中,提到了《关雎》,说:“《关雎》以色喻于礼。”“《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关于这些论述,许多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莫衷一是。我们对此的大概理解是,《关雎》是用人的好色来比喻君子对“礼”的追求。人莫不好色,但是通过琴瑟、钟鼓的作用,自我反思,最终达到“礼”的节制。这就是“改”。“改”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修养上的进步,而进一步向社会推广,就可以起到移风易俗、“风天下而正夫妇”的作用。

到了汉代,研习《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属于今文经学,主要兴盛于西汉。西汉时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是研习《鲁诗》的,他在《史记》中的说法,可以代表《鲁诗》的观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史记·儒林列传序》则说:“周室衰而《关雎》作。”另有《列女传》卷三“魏曲沃负”一条:“周之康王夫人宴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这也是《鲁诗》说。

《韩诗》学派虽然与《鲁诗》说法不同,但是都一样认为《关雎》是刺诗。王应麟《诗考》卷六引《韩诗序》称:“《关雎》,刺时也。”《后汉书·明帝纪》称:“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李贤注引薛君《韩诗章句》则说:“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齐诗》说并没有明言美刺,此不具引。

而对后世影响最为巨大的《毛诗》学派,则属于古文经学,它于东汉兴起,最终击败了齐、鲁、韩三家,取得了《诗经》学的独尊地位。《毛诗》的《关雎序》是这样总结《关雎》的创作本意的:

《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从表面上看,《毛诗》学说与鲁、韩两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关雎》看作是颂美诗。而实际上,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鲁、韩两家对于《关雎》文本本身的解释,也仍然是正面的,是以诗歌美好的内容去讽刺当时无德的周王。不同的,只是诗的用途不同罢了。

那么,怎么理解《毛诗·关雎序》的这段话呢?它说,《关雎》是赞美后妃的品德的。后妃每天都琢磨一些什么事情呢?今天许多读者看够了宫斗电视剧,马上就会说,后妃每天最操心的,当然是想尽办法争宠、固宠,努力生儿子,并干掉别的女人及其儿子了。或许这是对的,但是汉代人不这么看。恰恰相反,他们眼中的这个后妃,每天就忙着帮夫君找妾媵。因为夫君操劳国事,实在太忙啦,这种找妾媵的后勤工作就应该由贤妻来承包。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翻译成:秀外慧中的好女子啊,真是君子的好伴侣。这个“淑女”,指的又是谁呢?《毛传》:“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疏解道:“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

按照这种解释,“淑女”不是指后妃,而是指美丽善良、幽闲贞专的好女子。贤良的后妃就希望帮夫君找到更多的窈窕淑女,来和她一起陪伴夫君,辅助他成就王业。而且她为了找到这种淑女,真是操碎了心,那个“寤寐求之”哟,那个“辗转反侧”哟,上穷碧落下黄泉,求不到淑女,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而且,她并不完全看重美色,主要还是看重品德与才能。她也绝对不会伤害那些淑女,你完全不必担心她搞引蛇出洞那一套阴谋诡计。她毫不嫉妒,大公无私,甜蜜地与自己召来的这些淑女一起服侍、辅佐君王,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一起建设礼乐社会。

所以,按照《关雎序》的解释,这首诗根本就不是写男女相思,纯粹是写后妃求淑女。面对如此高尚的后妃,我们除了为自己思想意识水平的低下而羞愧难当之外,也不禁产生怀疑,这种说法符合人性吗?真的可信吗?汉儒的这种思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孔子说的那句话:“《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似乎并没有把这首诗和“后妃之德”联系起来。我们只要仔细核对一下,就会发现前面所引的《关雎序》中的句子,其实是把孔子的话拆开来,塞进一些别的词句,就弄出了那几句别别扭扭的话来了。表面上,孔子的话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实际上,拆卸重组之后的新理论已经与孔子的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孔子对整个《诗经》,有一个总体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诗经》的思想是纯正无邪的。但是,如果一上来第一篇就是一首爱情诗,许多视政治教化理念为生命的儒家经师很难接受。爱情诗,而且是这么深刻的男女相思,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怎么会“无邪”呢?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孔子把《关雎》放在《诗经》第一篇一定不是为了诲淫诲盗,一定是要宣扬“思无邪”,是有微言大义的。于是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去探索《关雎》的政教意义,可能经过非止一代人的艰苦努力,最终搞出了一个“后妃之德”的学说出来。

《毛诗》学派影响一直很大,从汉至北宋前期,统治了千年之久,直到宋朝人才开始修正它的说法。北宋欧阳修的《诗本义》,认为君子、淑女指的是周文王和他的正妃太姒。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更进一步,他大概觉得《关雎》赞美后妃不嫉妒的说法实在有悖常理,于是改了解释,说这首诗是周文王的宫人赞美新嫁过来的太姒。“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此后很长时间,《诗经》学家们的解释基本上都还是在毛、朱二家的学说框架内打转,也有少数生发齐、鲁、韩三家义的,总体来说没有多少新意。到了清代,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力驳《毛诗》之谬,连带朱熹的《诗集传》也一并批评了:

《小序》谓“后妃之德”,《大序》曰“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因“德”字衍为此说,则是以为后妃自咏,以淑女指妾媵。

其不可通者四:雎鸠雌雄和鸣,有夫妇之象,故托以起兴。今以妾媵为与君和鸣,不可通一也;“淑女”“君子”,的的妙对,今以妾媵与君对,不可通二也;“逑”“仇”同,反之为匹,今以妾媵匹君,不可通三也;《常棣》篇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今云“琴瑟友”,正是夫妇之义。若以妾媵为与君琴瑟友则僭乱,以后妃为与妾媵琴瑟友,未闻后与妾媵可以琴瑟喻者也,不可通四也。夫妇人不妒则亦已矣,岂有以己之坤位甘逊他人而后谓之不妒乎?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论也。《集传》因其不可通,则以为宫中之人作。夫谓王季之宫人耶?淑女得否何预其哀乐之情!谓文王之宫人耶?诸侯娶妻,侄娣从之,未有未娶而先有妾媵者,前人已多驳之。况“琴瑟友之”,非若妾媵所敢与后妃言也。……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见嘉耦之合,初非偶然,为周家发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国,风天下,不必实指出太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齐》等篇实有文王、太姒名也。

姚际恒批驳毛、朱,雄辩有力。方玉润《诗经原始》对此颇为激赏,但是又认为姚氏自己提出的“世子娶妃”说不够先进,“仍不能脱前人窠臼”。方氏的观点是:“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焉。然非文王、太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耶?”把《关雎》解释为歌咏新婚,这是一大进步。

比方玉润更早一些的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说:“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实际上,这已经开始挣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向爱情诗的说解迈进了。而真正把《关雎》理解为纯粹的爱情诗,则已经是现代的事情了。

20 世纪 20 年代,胡适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猛烈攻击封建经学,提出应该恢复《诗经 》文学的本来面目。胡适在1925年5月写的《论 <野有死麕>书》(后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中说:“南欧民族中,男子爱上女子,往往携一大提琴至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以挑之。吾国南方民族中亦有此风。我以为《关雎 》一诗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亦当做‘琴挑’解。旧说固谬,作新昏诗解亦未为得也。”

刘大白写于1926 年的《白屋说诗》(正式结集出版于1929年)中这样评论《关雎》:

说它是结婚歌的,因为第四第五两章,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话,似乎是结婚以后的事情,所以有这一说。其实这都是那位单相思的诗人,想象中的预备;而此诗不过是一篇片恋的恋歌罢了。

闻一多《风诗类钞乙》也采用了刘氏的说法:“女子采荇于河滨,男子见而悦之。”“四五两章末二句设言既得后之情事。”

我们今天已经不必为古代的经学理论束缚自己的思想了。但是要说清楚《关雎》,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首诗之所以难以索解,很大一个原因是前三章与后两章内容不一致。如果是表达相思的爱情诗,那四、五章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如果是贺新婚的诗,周代贵族男女结婚之前都是不见面的,一切由父母媒妁做主操办。那么前三章的“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刻骨相思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刘大白首创的单相思恋歌、想象婚后情景的说法,可以调和这个矛盾。所以许多注译家都采用了此说,如余冠英《诗经选》、程俊英《诗经译注》等。

20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研究者喜欢将国风说成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歌谣,包括《关雎》。朱东润写于1933年的论文《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就系统地提出了异议。对于《关雎》,朱先生说:“观诗中淑人、君子之称,钟鼓、琴瑟之器,诗人所指,自为统治阶级。”这种意见是正确的。琴瑟、钟鼓,都是贵族才能拥有的贵重之物,下层百姓是与之无缘的。胡适的《关雎》“琴挑”说,虽然颇为浪漫,而且后来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和进一步发挥,但是不太符合实际。李山指出:“男的家里有琴、有瑟,到女孩子家门口来弹奏,只要老丈人、大小舅子不出来收拾你就行。但后面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就有问题了。这像求爱吗?古代青铜钟,最简单也三件一套,需要架子悬挂,同时还有鼓,摆出来好大的排场。想追求姑娘,先组织个乐队,大家一起组团去追求,追上了又算谁的呢?”(《风诗的情韵——李山讲〈诗经〉》)

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仅仅满足于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而更多地从历史、考古、文化等多方面来考察它。

马银琴《两周诗史》认为“钟鼓之乐,尤其是钟乐为天子诸侯专有”;“《关雎》之诗,亦应为周王室之歌”;“《关雎》本应为周王室乐歌,其产生时代当在幽厉之后的东周平王之世”;“在以婚姻联盟构成政权基础的周代社会,婚姻不仅是合二姓之好以继后世的大事,更关乎社稷之存亡,幽王废申后、嬖褒姒而身死国灭,诗人或感于此而作此‘求淑女’之歌。‘周道衰,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义合,当得诗人本义”。这颇有一些《鲁诗》学派的味道。李山则更多继承、发挥了方玉润的说法,认为《关雎》是祝贺新婚夫妻的诗。周穆(檀作文)《且听风吟:诗经与爱情》一书也认为,“君子”和“淑女”分别指的是周天子跟周王后,《关雎》是“天子之乐”,是周人的婚礼进行曲,调和了诸家意见之后,也不乏自己的新意。

《关雎》研究史,是一部《诗经》研究史的缩影。《诗经》走过漫长的封建经学时代,承担了厚重的政教功能。新文化运动以后,学者们就常常说要还《诗经》以(文学的)本来面目。但《诗经》作为一部古老的先秦文献,其内容绝非“文学”二字所能完全涵盖,即使是文学性最强的“国风”部分也不行。所以,对于单纯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诗经》的欲望,应该加以适当克制,否则容易陷于游谈无根的幻想。我们要还《诗经》以本来面目,还需要继续求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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