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楼梦》札记六则

葛晓音   2016-11-25 03:50:02

撰文/李鹏飞

(一)

《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一事或有所本。意大利薄伽丘《十日谈》(成于1349 年 -1353 年之间,正当中国之元末)之第八日所叙故事中,有书生爱上一寡妇,但寡妇另有所爱,颇厌书生之纠缠,乃骗其大雪天前来幽会,却将其关在屋外院落中苦等一夜,书生几乎冻杀,遂设计报复,让寡妇赤身裸体在野外骄阳中曝晒了一日,还遭蚊虫百般叮咬。此寡妇所设“相思局”与王熙凤所设“相思局”,在情节与细节上均颇相似。《十日谈》中这一故事后为巴尔扎克《都兰趣话》第一卷之“斥夫记”所袭取,并增加女主人公丈夫从楼上泼下一缸冷水浇中前来幽会之情郎等细节。曹雪芹自然不可能读过19 世纪的《都兰趣话》,也不大可能读过 14 世纪的《十日谈》,但《十日谈》中的故事在明中期以后随着西方来华传教士传入中国却不无可能。此一事虽不能确考,但亦可为治比较文学或文化交流史者提供一个小谈资。

(二)

《红楼梦》第十六回后半叙“秦鲸卿夭逝黄泉路”,结尾写到宝玉跟秦钟的“最后告别”,众鬼判正要拘秦钟之魂而去,听见宝玉到了,忙将秦魂放还,秦钟微开双目,见宝玉在侧,乃勉强叹道:“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

这一结尾颇遭后世红学家诟病,有某权威《红楼》版本专家曾加以考证,以为非曹雪芹原笔,乃后人改窜也。版本学方面的理由暂且不论,令众人生疑的另一理由乃是秦钟的临终遗言颇不合曹公反对“仕途经济”之思想,而宝玉正是此一思想的代言人,秦钟作为宝玉知己,岂可临终反对宝玉道出此等话语?这一理由看似十分有力,然实不足一驳:对于宝玉所厌恶的“仕途经济”,作者曹公之态度究竟如何?是亦如宝玉一般不遗馀力地反对呢,还是如小说开篇之“作者自云”一般,抱着颇为复杂的心态?这一点本身就是很难断定的,况且作者之态度与小说中人物之态度本不必完全一致,此其一也。“仕途经济”、立志功名、荣耀显达这些世俗的价值观,在曹公生活的时代,本是一般人都能认可的人生成功的最高标准,秦钟临终以此劝勉宝玉,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正合其宜,否则,秦钟应该对宝玉说些什么呢?难道让他劝宝玉要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犬马,彻底放弃学业功名,走上叛逆的道路,方为合情合理吗?世间岂有此理哉!此其二也。秦钟之言,乃秦钟此时此地心境之流露,包含着他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真诚忏悔,对自己为女色所惑、不能自拔、终至毁性伤命之结局的由衷悔恨,这种悔恨是完全真实可信的,是完全符合人物的思想逻辑与一般心理的。试想一想,如果秦钟生前果然立志功名、砥砺德行,他如何会少年夭亡?或许有人会说:奔向仕途是宝玉和秦钟都不愿意选择的道路,但他们舍此又看不到其他的出路,只能让自己寄情声色,秦钟也因此而丧失了卿卿性命。但,比起对于即将逝去的生命之留恋,对仕途经济的厌恶以及沉溺于声色所带来的欢娱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给秦钟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那答案岂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版本学家们虽然努力要去证明这一段文字在版本上存在问题,但是在无法找到所谓曹公原笔的情况下,我们不妨从一般创作的道理与一般的人情事理出发来考虑一下:这个结尾曹雪芹如果不这么处理,他又该如何处理?其实仔细想一想,无非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这一段文字是曹公原笔,那么版本学家的考证就只是捕风捉影、无端生疑,做了一番无用功;第二种可能性,这一段不是曹公原笔,是后人改窜过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面临着更多的疑问,除了我在上文提到的几点质疑的理由之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疑问则在于:如果改窜者反对那些带有叛逆色彩的言论,他为什么只改动这一处秦钟的遗言,而对宝玉在其他地方发表的那些反对仕途经济的言论则不加任何篡改呢?还有宝玉振振有词地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那一番言论,难道就符合那个时代的正统思想、不需要篡改一下吗?

(三)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名为“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这一回出现了两个很奇特的堂馆名——凸碧堂与凹晶馆。作者不但在回目中对之予以特别标示,又在正文中通过黛玉与湘云的谈话特意说明这两个名称的由来。那么,这两个名称中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玄机?窃以为,个中奥妙应该就蕴含在“凸”“凹”这两个字的字形之中:不管是字形还是意义,这两个象形字都表现出鲜明的高与低的对照。这暗示着贾府逐步由盛而衰、由高峰坠入低谷的巨大转变。本回描写了两场中秋夜宴,都氤氲着诡异阴森、衰飒悲凉之气,众人强颜说笑,勉力承欢,跟以前各次宴会的欢乐喧哗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季节而言,中秋之后,秋意转深,渐入寒冬,万物凋零,也是大自然朝向衰亡的转折。在黛玉与湘云联诗时,二人也是从高高的凸碧堂走向低洼处的凹晶馆,是否也预示着她们的人生轨迹从此也要向低落处延伸了呢?

(四)

元春对林黛玉之态度在小说第十七、十八、十九回或已露端倪:十七、十八回写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与元妃省亲二事。当元妃省亲时,贾政将宝玉等人所题对联、题额交给元春定夺,其中怡红院的匾额本为“红香绿玉”,却被元妃改成“怡红快绿”,替换掉的正是“香玉”二字。到第十九回,宝玉为了给黛玉消乏,特意杜撰了“扬州黛山林子洞一群耗子精”的故事,拐着弯儿调笑黛玉,说她是“香玉”。把这两处情节放在一起来考虑的话,可以得出元妃并不看重这个“香玉”的结论,而这个“香玉”当然就是指黛玉无疑。如果结合小说其他相关情节来全面考虑的话,这一点更是确凿无疑。不管小说在八十回以后会如何安排黛玉的结局,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曾经有过让元妃干预宝、黛之爱的意图,至于最终这一意图是否真正付诸实施,则不得而知了。如果随着小说自身内在逻辑的发展,这一意图最终无法实现,也无伤大雅,因为这一意图毕竟隐藏在小说深处,一般人都不会看出来,即使看出来,作者也未必就会承认这是他有意设置的机关——这就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推及其他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作者自身态度的难以捉摸之处,如果鲁莽的读者一定要说曹公的原意如何如何,恐怕就多半要失之武断了。

黛玉焚稿(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五)

在宝、黛之间,曹公自己的态度是否有所轩轾?答曰:有,而且十分明显。虽然这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乃是彼此真正的知己,而且林黛玉也是小说中的上上人物,但在曹雪芹的笔下,或者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中,林黛玉的人格仍然不及宝玉。这从二人对待刘姥姥的不同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林黛玉自己过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但她对待来贾府打秋风、当篾片的刘姥姥时,仍然无法掩饰她那喜欢嘲弄人的、尖刻的性格,她讥讽刘姥姥是一只母蝗虫,并建议惜春画一幅《携蝗大嚼图》,逗得众人捧腹大笑。而宝玉则以他可贵的同情心在关心着刘姥姥这个乡村贫婆子的生活,当妙玉要把刘姥姥喝过茶的杯子扔掉时,宝玉连忙要过来,打算送给刘姥姥拿去卖钱度日。在这里,曹雪芹也更深刻地写出了妙玉这个“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的佛家修行者的令人齿寒的自私与冷漠。虽然这三人的名号中都有一个“玉”,但至贵至坚的仍然非“宝玉”莫属。这一点,曹雪芹在小说中是反复明确表述过了的。虽然作者一再让宝玉表白他自己只是一块浊玉而已,然而口中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而降生人世的不也是他宝玉吗?因此,在《红楼梦》中,拥有真正赤诚晶莹的灵魂与善良高洁人格的人物其实就是他宝玉一人而已。这是曹雪芹倾尽全力所塑造的中心人物,在这一人物身上,曹雪芹贯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仁爱、同情与平等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贾宝玉正是《红楼梦》这部小说的精神与灵魂。但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物,最终却离绝红尘,飘然远去,以这一方式表达了他对污浊尘世(这是以贾家内部的争斗来加以表现的)的彻底绝望,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悲剧性的最重要内涵之一。

(六)

小说所创造的特定叙事情境对于诗歌的感染力会造成巨大的激发效应。在小说产生之前,中国古代诗歌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其存在形式主要是:独立存在,或存在于一定语境之中,有些特殊性质的诗歌往往会用在宴会歌舞的场合,或者跟舞蹈相配合而演唱。在后来,戏曲出现之后,戏曲的唱词其实就是诗歌的变体,是跟叙事、歌舞相辅而行的。早期跟舞蹈配合的乐府诗的唱诵效果如何,没有太多的材料可以说明。在戏曲中,因为剧本的流传,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定故事情境中的唱词的表达效果,可以感到其抒情性比单纯独立存在的诗歌要大大加强。而且往往故事本身越感人,其中唱词的效果也越好。如果剧本本身的故事性很弱,则全剧更接近诗歌的性质,其唱词的感染力反而减弱,这是因为失去了叙事背景的烘托与强化的缘故。这些情况让我们看到,叙事性的语境跟包含于其中的诗歌之间有一种颇为微妙的联系。

让我们来看一看叙事性更强的小说中所包含的诗歌的表达效果会如何。先从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入手来略作考察:《三国演义》的一百零四回写诸葛亮临终时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诸营,但觉秋风吹面,遍体生寒,不觉长叹一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真是英雄末路,无力回天,连从前能够呼风唤雨的诸葛先生,也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了。这一场景已经要令无数读者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了,而毛评本的评点则又适逢其时地引出了杜甫《蜀相》一诗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顿时让人感到被一股巨大的悲凉虚无之感洞彻肺腑,泪不禁潸然而下矣。如果单是读《蜀相》一诗,恐怕是绝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感发力量的。这就是因为小说赋予诗歌一个巨大的触发性的情境,并将这一情境本身所具备的感染力也叠加到了诗歌之上,使其感染力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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