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仁宣二帝如何对待儒学、仁政

魏阳   2016-11-25 03:50:02

撰文/魏阳

在不少史传中,明代仁宗宣宗年间,国家提倡儒学,政通人和,号称“治世”。然而,即使是这“明朝最好的年代”,在同时代人的笔记史料中,却依然透露出一种残忍暴戾的气息,和《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的盛赞很不相符。这里就仁宣二帝与儒学和仁政的关系,略谈一二。

一 儒学和仁政

明朝自称以理学立国。明太祖任用孔克仁、宋濂这样的儒生,让学子读经书,建立了太学和州县学,乡里令建社学,取士用四书五经和宋人注疏,希望用理学来明教化、正风俗,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农业道德社会。明太祖在南京修了六个宫殿,不让人画壁画,却让人把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抄写上去,以便天天能看见。而《大学》上写的是什么呢?是自天子至庶人,一以修身为本。理学家程朱等人,无一不希望以自己的“学”来“格君心之非”。换句话说,就是皇帝也必须和老百姓一样,用道学的道理来完善自己,在治国和修身方面,即使是天子也要听这些君子的话。因为这些君子通过修身明白了天理,于是便可以教化天子。这是宋儒设计的学统和治统之间的关系。

明朝尊重儒学的表面文章做得很漂亮,可是皇帝实际上怎么做呢?永乐时候有个人叫孙汝敬,科举考得好,进文渊阁当了庶吉士,“诵书不称旨,即日遣戍江南”(见《明史》本传)。就是说,儒臣是给皇帝当马仔的,就像罗马征服希腊以后把有文化的希腊人当作奴隶身份的家庭教师一样,说书说得好有赏,说得不好就滚蛋。

再看陈祚的故事。陈祚看到宣宗玩物丧志,上书建议让皇帝定期举办讲座,听儒臣讲授真德秀《大学衍义》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见,这个经筵的传统到了宣德年间还没有完全被制度化,执行得很松懈。经筵是儒学影响政治的重要途径,所以陈祚想把它常规化。平心而论,这建议并不算太激进,但还是惹怒了皇帝。宣宗说:你说这些什么意思?是说我没读过《大学》吗?就算我要读书,也轮不到你们来教。这次争执明显是治统和学统

之间的冲突。宣宗当时要杀陈祚,后来虽然饶了他一条命,但是和陈祚所有沾亲带故的,男的全进了监狱,女的则给军队当奴隶洗衣服,所谓“父母、兄弟、妻子、娣侄,凡男子悉同禁,妇女下浣衣局”。陈祚一家人生离死别,父亲死在狱中,小女儿当时很小,到了英宗的时候释放出来已经七岁了,但是痴呆到猪狗都分不清楚(参祝允明《野记》),所以陈祚为了这一建议可谓是家破人亡、受尽折磨。

同时期的郭循也不过是因为建议不要滥修宫殿,就被宣宗叫进宫中当面辱骂,然后被扔进监狱,直到宣宗死后才被放出来。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暴君的形象。

二 金瓜与荷校

当时著名的儒生李时勉进了文渊阁当庶吉士,史书上说他完全相信范仲淹的话,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成祖时,他建议皇帝不要搞那么多政绩工程,好大喜功的成祖当然不喜欢,让他进了监狱,后来因杨荣帮忙才官复原职。仁宗即位的第一年,李时勉又上书说,先皇离世不久,是不是不要找那么多侍女?结果刺激了仁宗。《明史》本传上说: “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李时勉被金瓜打得半死,被降职后,他还要上书诤谏,于是被下到锦衣卫的诏狱里。幸亏有一位锦衣卫的旧相识用

一种叫做“血竭”的药物(一种印尼的红色树脂 ) 医治,才捡了条命。王锜的《寓圃杂记》“李祭酒忠谏”条记载了相似的故事,说李时勉被打后,“曳出几死”,幸亏碰到大学士杨士奇,“因以烧酒灌之,得不死”。后来仁宗临死的时候,又想起李时勉批评他淫乱的话,依然气怒不已。

宣宗继位后,听说此事,大怒,“命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入,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明史》本传)。

当年李时勉碰巧帮后来的宣宗说了句好话,因此才捡了一条命。宣宗和之前的明朝历任皇帝一样,极端鄙视儒生,不是骂他们“小臣”就是骂他们“竖儒 ”。一次,宣宗到史馆去查看成祖实录的编修情况,把钱扔在地上赏赐,基本上和去动物园看猴子扔糖果一样。据说只有李时勉不为所动,独自站着。可是史馆的其他儒臣大概早已经被皇帝羞辱惯了,全都趴在地上拣钱,一点样子都没有(参《明史》本传)。这也颇能看出宣德朝真正的朝廷风气。

即使是刚正不阿的李时勉,捡了一条命以后,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冒死直言上谏了。《明诗纪事》引《殿阁词林记》说:“宣宗喜为诗,初即位,起学士李时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渊阁,赐诸学士饮,呼时勉谓曰:“卿非朕,安得饮此酒?”时勉顿首谢。他日,赐游东苑,上赐时勉酒,酌以御瓯,时勉顿首辞曰:“臣可与陛下同饮,不敢同器。”上悦,命易以银爵。既醉,上出御制诗俾赓之。”看来李时勉也学乖了,明白了人活着是革命的本钱,不再和皇上硬碰硬,而是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和自己国子监祭酒的身份,培养人才。据说他学习了宋代胡瑗等人用经义和政事分条教学的方式(参李贤《天顺日录》),大概是希望用教育而不是直接议政的方法,来改变社会和国家。

有一次,李时勉想向朝廷申请经费,改善国子监的基础建设,当时这个项目正好是由太监王振负责。王振来国子监视察,李时勉没有超规格接待,结果不光一分钱经费没要到,还被王振诬陷说是假公济私偷了国子监的树枝。这完全是个冤案,《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李时勉砍树完全是因为古树长得太大,影响了学生在庭院里站队,才叫人修剪的。

李时勉被抓时还在给学生改考卷,他一定要同事把成绩评定完才愿意被带走。李时勉是永乐二年(1404)进士,假设当时是二十多岁,到了英宗朝也至少六七十岁了。而且据明代笔记记载,他的惩罚是大热天肩上扛着三根大木头做成的枷,在国子监门口整整站了三天。王振给他的枷特别重,头伸出来的空间特别小。年纪这么大的大臣这样受辱,确实是令人发指的事情。

李时勉对学生特别好,据说学生穷得结不了婚,送不了丧,他都自己掏钱给学生,自然受人爱戴。所以王振罚李时勉事件引发了明代北京国子监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潮。上千名太学生“圜集朝门,呼声彻殿庭”,弄得王振都有点发憷了。一名叫石大用的学生,要求自己来代替老师受罚,被李时勉拒绝。后来还是因为助教李继看不下去,求皇太后的父亲孙忠,孙忠和皇上说上了话,才把李时勉放了。

戴着木枷示众正是宣宗朝的发明,这个叫做“荷校”。宣宗是很喜欢给大臣戴木枷罚站的,羞辱完了再让他回去上班。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明代臭名昭著的廷杖。这些制度化的侮辱与滥刑都出现在仁宣之间,这是明代朝廷对大臣态度的定型阶段。

三 阴谋构害赵王

明代皇族的相互残杀是很厉害的。燕王朱棣窃国开了叔父篡位的先例。宣宗的叔父朱高煦也想学步父亲朱棣,结果国灭被执。宣宗把他禁锢在逍遥城。逍遥城是明代北京的皇家动物园。一天,宣宗来欣赏自己抓来的动物,正看着,忽然被笼子里伸出的一只脚绊了一跤,原来是关在这里的叔父朱高煦。于是宣宗“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朱高煦)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这个死法相当残忍,用三百斤的大铜缸盖着,然后用木炭把铜烧融化了把人烫死。

如果说朱高煦是咎由自取,那么宣宗阴谋构害赵王朱高燧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平定朱高煦以后,宣宗想继续削藩,但是苦于找不到扳倒赵王的借口。《明史纪事本末》是这样说的:

荣言请先遣敕赵王,诘其与高煦连谋之罪,而六师奄至,可擒也。从之。荣遂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曰:“事须有实,天地鬼神岂可欺哉!且敕旨以何为辞?”荣厉声曰:“此国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锦衣卫责所系汉府人状,云‘与赵连谋’,即事之因,何患无辞?”士奇曰:“锦衣卫责状,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见蹇义、夏原吉,义曰:“上意已定,众意已定,公何能中阻?”

杨荣想利用锦衣卫罗织一个冤狱,为了政治目的用篡改供词的方式陷害赵王,说他和汉王朱高煦勾结谋反。这本质上是栽赃嫁祸。这种做法连草拟诏书的杨士奇都看不下去,说:“天地鬼神岂可欺哉!”杨荣有这样大的胆子诬陷赵王,无非是因为背后有“上意”而已。幸亏诸位大臣纷纷进言不可,宣宗看反对的人太多,只好放了赵王一马,但非常不高兴。

四 提拔太监

再来看政治制度上的问题。明太祖特别讨厌太监,还立了铁牌不许太监干政。成祖篡位过程中受到儒臣抵制,转而信任太监,开创了用太监监军的制度,但也只是任命太监去边境和要塞地带,而且太监的权力完全在皇帝的监控之下。成祖曾经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宣宗变本加厉,制度化地扶植太监作为皇帝的代言人。最要命的,就是让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阅奏折。有明一代太监之祸,不能不说是从宣宗朝开始的。

宣宗不仅赐予亲信的太监印记,甚至还赐予免死诏(相当于明初的免死铁券),更重要的是,他违反了太祖关于太监不得识字的祖训,调大学士到内书房教小太监读书认字。为什么要太监认字呢?因为宣宗要让司礼监太监代替自己秉笔御批。可见,系统化的太监干政正起源于宣宗时代。有趣的是,历代的暴君都不太相信读书人,宁可让头脑简单文化程度低的亲信来代理权力。一旦皇上不愿意理政,司礼监秉笔太监就代皇上批答奏章。结果,从宣宗朝开始,到英宗朝的王振、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刘瑾、熹宗朝的魏忠贤,没有一次朝政危机不是和太监干政有关。如果说后来东林党与阉党的长期斗争导致了明朝的衰亡,那么这亡国的恶果可以说是宣宗时制度化太监干政的种子发芽成熟了而已。

大学士在内书房教书在宣宗朝也是件很奇特的事情。大学士都是殿试中成绩最顶尖、学问最好的一拨人,全国几十万学子中的翘楚,现在却来内书房给小太监开扫盲班,教他们甲乙丙丁怎么写,这当然有点羞辱人,所以很有些大学士想不开。后来焦竑给小太监教书的时候,竟然特别认真,同事说你有毛病啊,焦竑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些人,其实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影响到皇帝,把他们教好了,说不定能给皇帝一些好的影响(参焦竑《玉堂丛语》)。可见明代中期以后,焦竑所代表的新一代儒生已经向制度妥协,能在朝中有一点点好的作用就很不容易了,开经筵为帝王师的理想早已在现实面前灰飞烟灭。

另外,与成祖只派太监去军事重地监军不同,宣宗对太监竟然信任到让他们到各个州县去监督地方政府的民政。宣宗的这项荒谬透顶的政治改革后来很少被提起。幸亏这个制度在英宗朝被废除了,不然整个大明王朝用不着等到万历朝,就已经是太监遍天下了(参孟森《明史讲义》)。

五 沉溺房中术

最后再“八卦”一下,谈谈仁宗、宣宗的个人生活。上面说过,李时勉给仁宗上书正是因为仁宗在服丧期间还迷恋女色。根据《病逸漫记》中宫内太监的说法和《明史·罗汝敬传》的记载,仁宗是得了“阴症”以后错用了“金石之方 ”暴亡的,也就是纵欲过度肾亏、吃错了药死的。明代吃错药死的皇帝,从成祖到光宗,比比皆是。祝允明的《野记》记载:

宣宗召吾乡钦院判言:“钦谦,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某药,可制与我。”谦对不解。上曰:“与酒饭吃。”乃出。如是凡数次。上曰:“何其吝乎?”谦曰:“臣以医受陛下官禄,先圣先贤医道者无此等术,亦无此等书。臣实不解。”上怒,命数力士以旃席囊其头持去。及出朝,无一人知者。家中失谦,问之太医院,不知。访诸朝市,皆不知所在。诸省部大臣潜为访之。一狱卒言知状,扣之,曰:“今在锦衣狱。以四铁绳系之,加以三木,与陈祚同处极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问。久之,释出。

这个故事在崇祯年间还被吕毖抄在《明朝小史》里,唯一不同就是吕毖点明了宣宗问太医要的就是“房中药”。太医钦谦最后终于听明白了皇帝的意思,说:不好意思,没有这个药,我也不懂什么房中术。宣宗大怒,让人把钦谦用被子包了头扛出去扔在监狱里。宣宗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干脆让钦谦失踪。钦谦的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最后才打探到是进了锦衣卫的大牢,与建议皇帝读书而受惩罚的陈祚关在了一起。这则故事颇能说明当时人对于宣宗所谓提倡儒学的看法。

对于 “仁宣之治”,《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个表扬完全是建立在低标准之上的。仁宗的所有“善政”,其实不过是不与民争利,不扰民,平反一些冤狱,能披麻戴孝上朝而已(参《明史纪事本末》)。至于宣宗呢,《明史纪事本末》说他是“文事则经史在御 ”,这个看法就很皮相了。上面已经说过,宣宗骨子里对儒学是看不起的,不以为然的,只不过拿来做做样子,妆点门面而已,远远谈不上符合《大学》里君王的标准。因为陈祚的建议而恼羞成怒,为了政治目的阴谋陷害赵王,制度化地提拔太监干政,不断发明新方法侮辱儒臣,沉溺房中术无法自拔,这些完全是儒家理想皇帝形象的反面。

这两位皇帝的庙号一个是“仁”,一个是“宣”。“仁”在儒家典籍中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荀子也说过相同的话:“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先秦的儒生坚持自己的高标准来要求帝王为天下的百姓负责,对他们来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情就不能算作仁了。而“宣”的意思呢?《逸周书》上说“圣善周闻曰宣”,是说广泛接纳人们好的建议的才是“宣”。联系到上面说过的明宣宗因为陈祚建议他读《大学》就让其家破人亡的例子,这个庙号简直是历史无意中绝妙的讽刺。

(作者单位: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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