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名、字语义相反及其折射的文化价值

潘薇薇   2016-11-25 03:50:01

撰文/潘薇薇

名、字意义相反,史上诸多名人皆如此。如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字退之;唐初著名诗人王绩,字无功;北宋婉约派著名词人晏殊,字同叔;《广雅疏证》的作者王念孙,字怀祖。如此种种,下文将分类列举。《颜氏家训·风操》中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正体之名与表德之字语义相反,本文以这种奇特的悖论为研究对象,以臧励龢等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为线索,配以群籍,通过归纳分析法,总结出使用频率较高的语义相反结构,并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潜文本及其意义。

一 名、字语义相反例举

《礼记·檀弓上》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正义》曰:“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名‘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

冠而加字。”名、字本是私人事务,而命名礼的存在使得名、字从功能单一的符号变得包孕丰富,承担了来自家族及所属社群的期许与训诫。名与字意义相反,正好形成了修辞学上的“互文”结构。因此,只有将名与字结合起来,才能读懂寄于其中的深义。

名、字相反的二元结构中,“讷—敏 ”出现频率颇高,如:元至正进士、后累官明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迁国子祭酒的宋讷,字仲敏;明成化举人汝讷,字行敏;明嘉靖进士、吏部尚书严讷,字敏卿;清顺治进士、官至吏部尚书

的郝惟讷,字敏公;清康熙举人、乾隆时举博学宏词的张宏敏,字讷夫。

其次为“贤—愚”,如:唐会昌进士薛能,字大挫;元代僧人子贤,字一愚;元至顺进士、官至江南行省员外郎的方道 ,字以愚;明成化进士邹智,字汝愚;嘉靖进士、曾任浙江按察使的廖希贤,字叔愚。

然后为“显—隐”,如:唐人马炫,字弱翁;孟昶时明经及第、后入宋为官的王著,字知微;宋宝祐进士陈著,字子微;明弘治进士穆孔晖,字伯潜;明崇祯进士薛所蕴,字子展。

“有—无、虚—实”一类结构也频被采用,如:南齐人何求,字子有;唐代官吏杨凭,字虚受;宋人鲍若虚,字仲实;明崇祯举人宋之盛,字未有。

“进—退、远—近”结构,如:元代大儒仇远,字仁近;清代制墨名家汪近圣,字鉴古;宋人汤思退,字进之;清代文人徐退,字进之。

“损—益”结构,如宋人上官损,字益之;明嘉靖进士袁洪愈,字抑之;清代文人闵益,字又损。

“刚—柔”结构,如:北周人卢柔,字子刚;宋建炎进士陈刚中,字彦柔;明代学者娄坚,字子柔。

“祖—孙”结构,如:后唐人马胤孙,字庆先;宋淳熙进士高似孙,字续古;明崇祯进士归起先,字裔兴;清代大学者、经学家、小学家王念孙,字怀祖。

类似的结构还有:“同—异”,如南朝梁代文人朱异,字彦和;宋代嘉定进士杨大异,字同伯;清代道光人管同,字异之;“赐—献”,孔子门生子贡,名赐;后汉学者、官吏杨赐,字伯献。

二 名、字语义相反折射的文化价值

这些名与字语义相反的结构并非随意拈来,而是用典,亦即《文心雕龙》所谓的“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引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1-412页)。

《尚书·大禹谟》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正义》曰:“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汝当精心,惟当一意,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何谓“中正之道”?《礼记·中庸》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义曰:“言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焉。”《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至于怎样才是“中庸”,孔子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君子,文与质应兼备而不偏颇,方为彬彬之貌。《礼记·中庸》载孔子语录:“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在孔子的言说里,“执中”乃是君子之道。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篇即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对“中庸”的阐发颇得孔子精要,“不偏不倚”被儒家当做实践论层面的经典训条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取名、字。

《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可知“道是气的阴阳迭运、变化,一阴一阳的互转、运变,是一对矛盾”(王振复《周易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85页)。被儒、道二家同时作为天地之间最高存在的“道”,尚且是由一阴一阳两极运化而成,那么这天地间的所有事物均有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且对立面还可以相互转化。老子的《道德经》全书共五千馀字,却有一千字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何谓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163页)。故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上,223页)。“反”,学界认为有两种含义,一指事物的对立面,二指循环往复的运动,其实以上两种都是“反”的应有之义,道家主张事物的两极可互相转化,而事物亦在这种相互转化中循环往复地运动、发展。故《道德经》第二章即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类似的表述不胜枚举,而道家这种相反相成、兼覆兼载的世界观也直接投影到古人的名与字。所取的名与字意义相反,虽然取名与字大多不在一时,也并非同一个人所为,但是动因却多是守儒家训条,内化了道家的世界观。以上所列个案,考其出身,贵族与知识分子家庭为主;他们生长在信奉儒道的家庭,有着相同背景的社交圈,以君子所为自律,依道家主张处事,而名与字则是他们这种独特内在的外化符号。

在精神上受儒道统摄的群体中,用典命名不仅可以表露个人的抱负与期许,也可以使名、字看上去更加纯正而意义深邃。如“敏—讷”,《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道德经》亦有“大辩若讷”之言。“贤—愚”,《道德经》有“大巧若拙”之言,第四十一章有“明道若昧”,类似的还有成语大智若愚。“有—无、虚—实”,《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用详细的个案阐释了“有”“无”之间是如何相生的。“损—益”,《尚书·大禹谟》有:“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刚—柔”,《道德经》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乃至柔之物,然可水滴石穿,第五十二章亦有:“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刚柔并济才是理想的君子处世之道。“进—退、远—近”,《道德经》第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处世如用兵,不可轻敌,不可冒进,以退为进,以守为功,以此为名、字,其寓意如同以柔克刚、刚柔并济。“显—隐”,《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道德经》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君子要胸怀广阔,处世要有所担当,做人则需懂得“藏”的艺术,这个互文结构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解读即为“做事高调,做人低调”。类似的“同—异”“赐—取”“文—武”“谦—逸”等,都是本着“执中”的态度、相信“有”“无”相生相克,不废于偏颇乃为君子之道。

又如“祖—孙”,《礼记·大传》:“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家国同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君君臣臣,家有父父子子,在国讲君臣伦理,在家则有宗法纲常。尊祖、敬宗、收族,然后宗庙严,王念孙字怀祖,意在尊祖,尊祖而后有宗,敬宗则纲常不乱;归起先字裔兴,寓意后裔繁衍兴盛,宗庙庄严威武。此类的“名、字”结构意在正宗法、兴宗庙,最后的落脚点却仍在社稷。

还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即名为“A”,字则为“非 A”,属于此类的如:晋朝官吏谢奕,字无奕;唐会昌末进士黄颇,字无颇;宋代文人谢逸,字无逸;宋人祖无择,字择之;明万历进士吴士奇,字无奇;清初文人杨补,字无补。上述诸例名与字只是意义相反,而该例中名与字却是直接否定的关系,看似极端矛盾,其实还是意在“尚中”。《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尚中”为孔子中庸观的逻辑起点,所以在孔子看来,“过”与“不及”实为物之两端,皆不可取。而“叩其两端”则是孔子从方法论层面出发阐释如何获取知识、了解事物,核心仍在“中”。名与字为直接否定关系,可视为“叩其两端”,然无论是“过”还是“不及”,在这种独特的名、字结构中,意图明显,旨在“折中”。

“晦”字在此类结构中出现最多,“晦—明”意象的名、字结构出现多达37次;如唐人唐敬晦,字日彰;金人周嗣明,字晦之;宋代大儒、理学宗师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人廖德明,字子晦;宋人王炎,字晦叔;宋人沈炎,字若晦;元人方炯,字用晦;明人吴昇,字亨晦;明人康朗,字用晦;清人黄宗炎,字晦木。

晦,《说文·日部》:“晦,月尽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有:“陈不违晦。”杜预注:“晦,月终,阴之尽。”晦之本义为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每月末的月亮形状不全,光线暗淡,后相邻引申为昏暗、隐晦义。《诗经·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朱熹《诗集传》曰:“此亦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所谓遵养,即是顺应环境、积蓄力量,暗中积聚实力的过程即为“晦”,换言之,即为韬光养晦。养晦以待时,不仅是古代中国精明的处世哲学,更是重要的战略思想,《晋书·明帝纪》:“属王敦挟震主之威,将移神器,帝崎岖遵养,以弱制强,潜谋独断,廓清大祲。”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庸第四十八章》:“在夫子立言之旨,则以见时未至而事未起,则文王遵养以为道;时以至而事已集,则武王忧劳以见功。”可见养晦而功成的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以“晦”为名、字的现象在宋、明两代尤其多,一来可见“养晦”的观念之盛,“晦”字成为社会流行词,在名、字中频频出现;二来多少有点“名人效应”的因素,理学在明朝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子也随之被抬上“圣人”的神台,明代那么多用“晦”的名与字,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度认同外,“追星”的心态恐怕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从发生学的层面看,以上所列举的个案类型表明取名、用字的动机实际上仍是“宗经、原道、征圣”。儒、道二家是中国思想史的绝对主流,上文对个案类型的归纳梳理,不仅展现了社会历史文本是如何浸润现实生活的,更展示了日常生活对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接受与映射。那些看似矛盾的名与字寄于同一人之身,背后体现的是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兼覆兼载、相辅相成 ”;而无论是“晦—暗”“讷—敏 ”“贤—愚”“显—隐”还是“祖—孙”“同—异”“刚—柔”“损—益”,都只是一个个镜像,映射的是丰富博大的思想体系中几个微小方面。儒、道二家是如何浸润进中国人的毛细血管并塑造文化基因的,这些语义相反的名与字是非常有趣的文本,言简意赅却又包孕万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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