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象药理:《汤液本草》

王家葵   2016-11-25 03:49:59

撰文/王家葵

在医学的蒙昧时期,某一药物可以缓解某一症状,皆由观察或经验获得,通过知识传递,渐次积累下来,整理成为篇章,便是本草的雏形。但“知其然更欲知其所以然”,乃是人类的认知天性,对药物作用原理的追问,则是药理学中“药效学”的滥觞①。古人因为知识体系的局限性,更喜欢建立框架性的宇宙模式,并以此模式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战国以来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占据绝对优势,渗透到药学领域,便是四气五味——类比于五行的辛甘酸苦咸“五味”,和根基于阴阳的寒热温凉“四气”,成为诠释药效的基本工具。但四气五味的解释相对简单,渐渐难于应对纷繁的临床实际,“法象药理”作为四气五味理论的补充应运而生。

“法象”乃是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现象之总称,宋代理学家最为常用。《张子正蒙》说:“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法象只是理学家格物穷理之一环,将法象理论用于中药,得力于宋徽宗的大力提倡。

赵佶作为皇帝,所获历史评价不高,《宋史》谓其“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确是不刊之论。徽宗的绘画天才人所共知,在医学领域也是行家里手,而其对医学的热衷,其实是他道教信仰的一部分。

宋徽宗奉道,尤其相信林灵素的神霄说,诏天下建神霄玉清万寿宫,自称为“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生,令道箓院上章,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与前面提到陶弘景等早期道教信仰者把医药学术作为修仙的“技术支撑”不同,宋徽宗直接将医学引入教义。

《黄帝内经》尽管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但《汉书·艺文志》以来都归在医家门类,而徽宗将之拔高到与道教经典《道德经》平起平坐的地位。政和八年(1118)御笔:“可令天下学校诸生,于下项经添大小一经,各随所愿分治。大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庄子》《列子》。自今学道之士,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并“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①,以与之配套。不仅如此,据《宋史·选举志》说:“帝亲取贡士卷考定,能深通《内经》者,升之以为第一。”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宣和元年(1119)、宣和六年两次殿试的题目,都围绕《内经》之五运六气进行,按徽宗自己的说法:“朕将仰观俯察,运于一堂之上,兼明天下后世。”

①药理学(pharmacology)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和作用原理的学科,包括药效学(pharmacodynamics)和药动学(pharmacokinetics),其中药效学主要研究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和作用机制。 图1 《圣济经》书影五运六气主要载于《黄帝内经》之天元记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中,为唐代王冰整理《内经》时补入。政和年间,徽宗仿太宗修《太平圣惠方》之例,令曹孝忠等编纂《圣济总录》,御制序言提到缘起说:“悯大道之郁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五行之数,六气之化,莫索其隐,莫拟其远。”此书一百卷,首先详细开列六十甲子逐年运气,并说:“六气司岁,五运统岁,五六相合,三十年一周,六十年再周,凡千四百四十气,而天地之气数备焉。终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守其数,稽其化,若合符节,可谓悉矣。”

运气学说本身属于神秘主义,有一套繁琐机械的推演方法,貌似存在可供把握的规律性。用运气理论指导临床用药,则药学方面亦需相应的调整,才能与之对接,为此宋徽宗御撰的《圣济经》专门设有“药理篇”来讨论此问题。“药理”依然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意思,此中的微言大义则由注释家阐明:“盖一物具一妙理,王者能穷理尽性,仍需要回到五运六气理论的笼罩之下。

而至于命也,则因药之理而明之,特馀事焉。推馀事以示斯民,然后养生治疾之旨,昭然明于天下矣。”而归根结蒂,

①徽宗诏书载《宋大诏令集》,亦见《能改斋漫录》;太学、辟雍置《内经》博士,载《宋史·徽宗本纪》。

这种“物之妙理”如何参究呢?五行当然是基本工具。《圣济经》说:“动植之间,有万不同,而气味自然,率不过五,凡以象数寓焉。”而味属于土,如此则“五味皆生于土”,又规定“甘苦咸酸辛,又皆本于淡”,因为“淡者一也”,于是转入术数推演:“口入一而为甘,甘出十而为苦。木作酸也,始于敷播,卒乃收聚。辛九数也,物穷则变,故辛甚则反甘。甘十数也,物极则反本,故甘甚则反淡。炎上作苦,苦生甘也。然火无正体,体草木焉。涧下作咸,卤自咸也,亦有感于煎烦而咸者焉。”此即所谓“五味自然之理”;五气亦有其“自然之理”,文繁不具录。

阴阳亦不可缺少,所谓:“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类,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肾;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触类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

在此基础上,辅以拆字式的药名考察,认为圣贤制字命物皆有深意,举例说:“桂犹圭也,宣导诸药,为之先聘,若执以使;梅犹媒也,用以作羹,能和异味而合。”又说:“其气上而疏达,穷治脑疾,故芎藭有穹穷之义。能益精而定心气,为气之帅,故远志同得志之升。萆薢则治湿痹而解散骨节诸风,薏苡仁则缓其中而随其意。”

不仅注意外在表现,更要“穷天地之妙,通万物之理”,善于思索内在联系:“蝉吸风,用以治风;蝱饮血,用以治血;鼠善穿,以消腹满;獭善水,以除水胀。”又如:“萍不沉于水,可以胜酒;独活不摇于风,可以治风。鸬鹚制鱼,以之下鲠;鹰制狐,以之祛魅。”

《圣济经》只提出法象药理的总纲,具体药物与运气理论的配合,至金元易水学派张元素、李杲等始归纳完善,年代稍晚的王好古所著《汤液本草》则是此派药学理论方面集大成之作。

《金史》有《张元素传》,提到他为另一位名医刘完素诊病的情况。刘病伤寒,久治不愈,张元素往探,切中病源所在,谓其误用某味性寒下降的药品,“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以致于如此;依言治疗,遂获痊愈。故事隐含的派系纷争略过不提,《金史》由此引述张元素的重要主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张元素字洁古,著述甚丰,以《医学启源》最为重要,药学书则有《洁古珍珠囊》,李时珍对此书推崇备至,《本草纲目》评价说:“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但元明以来,《珍珠囊》的版本即已混乱,如李时珍云:“后人翻为韵语,以便记诵,谓之《东垣珍珠囊》,谬矣。惜乎止论百品,未及遍评。”兹举《本草纲目》“桔梗”条引文,略见原书之一斑:“桔梗清肺气,利咽喉,其色白,故为肺部引经。与甘草同行,为舟楫之剂。如大黄苦泄峻下之药,欲引至胸中至高之分成功,须用辛甘之剂升之。譬如铁石入江,非舟楫不载。所以诸药有此一味,不能下沉也。”图2 《先医神像册》中的李杲像李杲字明之,晚年号东垣老人,通常称李东垣。李本习儒,母因医误诊而死,遂从张元素学医。《元史》有传,典型医案略同乃师张元素,皆与运气药术有关。其略云:“西台掾萧君瑞,二月中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汤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本证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李东垣所著药书有《药类法象》与《用药心法》两种,也以原则性论述为主,皆收入《汤液本草》中。

按五运六气理论,“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配合起来,则“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火气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

药物与之对应,则有升降浮沉补泻之法,配套列出“药类法象”:第一,“风升生”,防风、升麻、柴胡、羌活之属,乃“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第二,“热浮长”,黑附子、乌头、干姜、肉桂之属,乃“气之浓者,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第三,“湿化成”,黄芪、人参、甘草、当归之属,乃“戊湿,其本气平,其兼气温凉寒热,在人以胃应之,己土,其本味咸,其兼味辛甘咸苦,在人以脾应之”;第四,“燥降收”,茯苓、泽泻、猪苓、滑石之属,乃“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寒凉是也”;第五,“寒沉藏”,大黄、黄蘗、黄芩、黄连之属,乃“味之厚者,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气寒是也”。

作为运气药物的补充,又列“随证治病药品”“用药凡例”等项,比较有意思的是将张元素提出的“引经报使”理论详细化。如云:“头痛须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又有报使歌诀:“小肠膀胱属太阳,藁本羌活是本方。三焦胆与肝包络,少阳厥阴柴胡强。阳明大肠兼足胃,葛根白芷升麻当。太阴肺脉中焦起,白芷升麻葱白乡。脾经少与肺经异,升麻芍药白者详。少阴心经独活主,肾经独活加桂良。通经用此药为使,更有何病到膏肓。”并各经脉药物导向图。

其中最能体现法象原理者,为“用药根梢身例”,根据药物的药用部位,确定其作用,有云:“凡根之在土者,中半以上,气脉之上行也,以生苗者为根;中半以下,气脉之下行也,入土以为梢。病在中焦与上焦者,用根;在下焦者,用梢。根升而梢降。大凡药根有上中下:

人身半以上,天之阳也,用头;在中焦用身;在身半以下,地之阴也,用梢。述类象形者也。”此亦所谓“以脏补脏”“以形养形”之类交感巫术之孑遗。

与张元素、李杲一样,王好古也被称为“医之儒者”。好古字进之,号海藏老人,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传说初受业于张元素,后从李杲游,为易水学派的衣钵传人。《汤液本草》是其药学著作,据是书六月自序说:“予集是书,复以本草正条,各从三阴三阳十二经为例,仍以主病者为元首,臣佐使应次之,不必如编类者,先玉石、次草木、次虫鱼,以上中下三品为门也。”此则与《本草经》以来的本草著作有所不同,更偏于临床实用性。

《汤液本草》成于元大德二年戊戌(1298),另据丙午夏六月自序称“予受业于东垣老人”,李杲卒于蒙古宪宗元年(1251),即使保守估计,此书成稿之时,王好古的年龄也在七十开外;本书又有后序,题“戊申仲夏晦日王好古书于家之草堂”,此为至大元年(1308),当是镂版时所作;如此推算,王好古应该没有机会受教于年代更早于李杲的张元素。

从内容来看,《汤液本草》完全与五运六气的治疗理论配套。如云:“防风,纯阳,性温,味甘辛,无毒。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太阳经本经药。”又引《珍珠囊》云:“身,去身半以上风邪;梢,去身半以下风邪。”引《用药心法》云:“去湿之仙药也,风能胜湿尔。”引李东垣的论说:“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又云:防风乃卒伍卑贱之职,随所引而至,乃风药中润剂也。虽与黄芪相制,乃相畏而相使者也。”或因为运气学说太过繁琐,内中多有牴牾处不能弥补,明以后渐渐淡化,但《汤液本草》基于运气而添附的药物归经、升降浮沉等,则纳入主流中药学理论体系之中。图3 《汤液本草》书影

需要说明的是,法象学说并不始于宋徽宗,《本草经》序例“药有阴阳配合”句,《蜀本草》说:“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寻究其理,并有法象。故毛羽之类,皆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黄法土,故色黄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肾。馀皆以此推之,例可知也。”也是以“法象”思路解释药物作用。

客观言之,总结药物作用规律,探索作用原理,在认识论上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没有恰当的客观事实依据和理论假说为支撑,往往适得其反。

《圣济经》说:“车能利转,淬辖以通喉;钥能开达,淬钥以启噤;弩牙速产,以机发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筑而下也。所谓因其用而为之使者如此。”白话言之,因为车轮滚滚向前,所以取车辖烧红在酒中淬火,趁热饮用,可以治疗喉痹;钥匙能够开锁,以钥匙淬火水能够治疗口噤;钩弦是弩机发射的关键部件,正好用来治疗难产;杵在臼中不停地下捣,于是用杵头上粘附的糠屑用来治疗噎病。真的是太可笑了,所以《东坡志林》嘲讽此类臆说:“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苏东坡的议论早于《圣济经》,当然算不得“讪谤”,但也足可见取类比象认识观念之根深蒂固。金元以“法象药理”为中心的观念转变,重构了医药实践者的大脑回路,陷入这种糅杂交感巫术、宗教神学的思维模式,必然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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