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钱桌

汪圣铎   2016-11-25 03:49:59

撰文/汪圣铎

据说英文银行一词“bank”最初的意思就是兑换货币的“桌子”或“板凳”。无巧不成书,中国古代也有一种金融机构名叫钱桌。它发端于宋代。照理,凡是有二种或二种以上货币同时行用时,就应该有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或机构。据说西欧的银行就是由货币兑换发展起来的。这也很好理解,中世纪西欧政权林立,各政权之下各用不同货币,西欧的商业又比较发达,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就特别大,早期银行就此产生。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几种货币并行的状况。先秦时期圜币、布币、刀币、郢金版、蚁鼻钱等曾同时行用,秦朝实行黄金、铜钱并行的制度,王莽新朝数种货币并行,这些历史时期应该就有从事货币兑换的人或机构,可惜未见明确记载。宋朝也是多种货币同时行用的时期,此时期专业从事货币兑换者开始见诸记载。南宋叶适《水心集·朝请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陈公(谦)墓志铭》记:

公永嘉陈氏,名谦,字益之。……入太学,时尚踵秦桧,故禁文气卑弱,公理胜而笔豪,其体一变。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户。……庆元二年,以户部为湖广总领总司,先造会子,价益贱减省,百才直五十,命曰:短钱相承,莫能革更规以自利。公集卓子铺,日付钱为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兑焉,倾损无愧,器用崇侈者还之,金银以市,军储分遣,官属士卒逃死者去其隐占,以正军籍,皆昔所未有。统制不悦,过客多觖望,然党论方大起,贬斥不胜计,而公亦随去矣。

显然,引文中所言及的“卓子铺”是专门经营纸币会子与铜钱兑换的。既言“集”,则应有多家。所言“卓子”,通“桌子”,它与后代的“钱桌”,应是一脉相通的。与此时间相近,又有关于“卓铺”的记载。据记载,嘉定初年称提纸币,湖南路转运判官林行知受命负责本路称提,他多方努力,“措置卓铺有方,新会之颁,湘民按堵无意外之恐”,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官林公(行知)行状》)。所言“卓铺”显然是经营纸币兑换的。又方大琮《铁庵集·与范卿守镕书》内言:“某伏拜赐书两事之教,端诵数四…… 其所关系非独莆郡而已,近得远处书,皆言官司……秤楮之扰……秤楮照闽中诸郡之例,出官镪分卓铺,邻邦所共行者,乌得独异。”其述把官钱分给卓铺以秤提纸币,且讲是“邻邦所共行”,说明福建一带都如此做,则应都有卓铺。又《名公书判清明集 》卷一一蔡久轩《奸赃 》判语:“朝廷行下秤提,官司日久废坏,馀干县典押陈闰蔑视行移,全不措置。本司委通判到县体访,其陈闰者,乃酣饮于尼寺、妓馆,亦不出接通判,及反受卓铺支十四等赇嘱。吏之无状,未有如此者。今据所招罪犯凡数十项,曲法计赃凡一百单一贯,决脊杖十五,刺配二千里州军牢城。”其中也言及“卓铺”,且与秤提事相关。这三例中的“卓铺”也应是经营纸币与铜钱兑换业务的。

对“钱桌”,明代一部不登大雅之堂的 “杂书”《江湖奇闻杜编新书》中有一篇《诈匠修换钱桌厨》作了如下的说明:

建宁府凡换钱者,皆以一椅一桌厨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午则归家食饭,晚则收起钱,以桌厨寄附近人家。明日复然。这与西方人对西欧银行最早的发端形态的说明如出一辙。明朝灭亡前夕,曾努力推广铜钱,同时大力禁绝私铸钱。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明廷下令“京城所有钱桌、钱市,着厂卫、五城衙门严行禁饬巡缉”,查处私铸钱(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三八《户部四·宝泉局》)。《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引某氏《谈往 》说,当时实行严刑峻法,“督理街坊钱桌,有私钱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斩首。”撰于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的《续金瓶梅》第十七回载:“只有汤来保一向得了西门庆的本钱,在河下开了酒饭店,门前又卖青布,开钱桌,极是方便,吃得黑胖。”反映的应也是明代的情况。这些记载都说明明代已有钱桌在从事货币兑换业务。

钱桌在清代首见于记载是在康熙年间,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参奏原刑部尚书徐乾学贪赃,言及:“布商程(陈)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其馀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怨声满道。”(蒋良麒《东华录》卷一五)即是说作为朝廷要员的徐乾学,曾与人合伙开当铺、银号和钱桌。清代前期讲钱桌讲得具体的,有雍正六年(1728)二月河南总督田文镜的奏折。当时出现了银贱钱贵的问题,皇帝让各地方大员讲讲处置的意见,田文镜就讲到钱桌,他说:“制钱虽为流通之宝,但欲其散布民间,到处充盈,不得不藉于钱桌之贩运。至于钱桌贩运,原为图利,利之所在,人方争趋。钱止数千,尚可手提肩负,多则须骡驮车载矣。水路则须舟船装运矣。其脚费皆钱桌所出,犹有串索麻斤人工饭食店租牙用俱所不免。由宝泉、宝源二局出而散之于京畿,由京畿而至各省,由各省而至各府州县,由府州县而至大小村庄,经由几人,更换几手,莫不从中取利,而利即在此钱文之中。譬如以银一两易钱一千,换之于彼,即权子母必不肯听,彼仍以银一两易钱一千矣。再易一手,其利即倍。夫国家制钱每一千文作纹银一两,无人不知,然小民散处各省,不能尽赴宝泉、宝源二局以银易钱,是非钱桌贩运,决不能使钱文流通。若中无利息,又不能使钱桌贩运。钱桌惟利是图,斯不顾小民之艰难,而钱价日昂矣。”田文镜很明白地讲了钱桌的社会功能及官方与钱桌彼此依赖的关系。因为当时银是主币,社会生活中用银的机会比用铜钱多,但清朝前期铜钱铸造数量少,出现了一时的银贱钱贵的现象。而官方要推广制钱,又没有常设的发行系统,只好靠民间的钱桌帮忙。钱桌是商业机构,它们的投放发行是谋求回报(即利润)的。这就造成钱桌兑给百姓铜钱时,必定要有折扣,即不能按官定比价(也就是官方兑给钱桌时的比价)进行兑换。

钱桌光从扣除中取利,似尚不能满足,田文镜又讲了钱桌另外的取利途径:“臣尝留心体察,从前钱桌俱有沙板、锤扁两项钱文……此一项钱大约用银六钱即可换一千,钱桌每制钱一千,即搀入沙板、锤扁三四十文不等,小民换去,亦得行使,钱价反得少平。今将沙板、锤扁一概剔清不用,则钱桌净换制钱,其价更贵。”显然,田文镜主张对钱桌适当搀假采取纵容

在清代最兴盛的乾隆年间,钱桌仍然存在。据载,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福建巡抚钟音奏:‘闽省钱价未平,民用未裕。查州县征收钱粮,户民赍钱交官者居半,积至数千贯,发牙铺典商易银。是官署囤钱,商铺贩钱,何能平价。臣饬属不许违例收钱,其一钱以下应收制钱,令三日内分给钱桌,平价易银……’得旨:‘妥协为之。勿因去弊而反滋弊也。’”(《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五)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丙子的“上谕”中言及,当时私铸小钱泛滥,四川、湖广、江浙等地都有发现。而署江西巡抚姚棻奏称:“本年正月。据新建县知县等、访得吴城镇钱桌,有私搀小钱之弊。随委员密往查拏,于龚洪烈等家,起出小钱六十二千,俱系旧钱。经饬司提犯严讯,据供,因见官买每制钱一换小钱五,该犯等起意用制钱一换小钱三。小民乐于私售,积有成数,即在沿河摆桌搀用,并非私铸转贩。”皇帝批示:“即非私铸,亦当严处。”(《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四)

钱桌在清代小说中也颇见。例如清人李绿园所写《歧路灯》中就屡次言及老郭银钱桌子。在此书第五十八回内,讲兵痞、赌棍虎镇邦骗谭府少爷谭绍闻赌钱,他拿出六个银锭,取其中一个给开赌局的夏逢若还欠债,然后与谭绍闻、小豆腐等开赌。由于虎镇邦作弊,谭绍闻输了九百两银子。这时遇到无赖姚荣搅局,虎镇邦就乘机脱身,装起五个元宝,对夏逢若说:“我有罪,失陪了。那一个元宝,你酌夺去老郭银钱桌子上回赎罢。”在第五十九回中又述:“虎镇邦哈哈大笑道:‘……当下我要出差,往江南高邮去,大约两个月,才可完这宗事。你们慢慢的要(谭绍闻欠的赌债),千万不可逼得紧了,打断了他的想头。我如今上老郭钱桌上,讲那宗饷银换钱的事,还抽一张旧押票。’”第六十回述:夏逢若得了小豆腐还的赌账一百二十两银子,拿其中五十两,“到老郭钱桌上换了制钱,分成六分儿”,分给参加骗谭绍闻的“功臣”们。

清代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也多次述及钱桌。此书第一回述,武城县的势利小人们听说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就纷纷来拍晁秀才儿子晁大舍的马屁:“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晁大舍并没有给钱桌银子,就从钱桌拿到制钱,说明钱桌也兼营放贷。在第十回又述:晁大舍害死了妻子计氏,引来官司,而本县官吏索贿叶金六十两,晁大舍只好“差了人各处当铺、钱桌,分头寻觅足色足数金银,分文不少,托得二人交付进去”。第十一回述晁大舍妻弟“计疤拉又想起那一日,在钱桌上换钱,(晁家家人)晁住正在那钱桌上换金,见我走到跟前,他便说:我转来讲话,你且打发钱。我问那钱桌上的人:晁住在此作甚?他说:有两数金子正在要换,讲价不对,想还要转来哩……”但小说中又称钱桌为钱局子、钱柜、钱铺,说明钱桌不只有一种称呼。另,钱桌经营规模逐渐变大,说明钱桌已向钱铺、钱庄过渡。到清代晚期,钱桌见于记载越来越少,钱铺、钱庄则越来越多地见诸记载。总而言之,钱桌是我国古代货币金融史上的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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