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治学不为媚时语

徐道彬   2016-11-25 03:49:59

撰文/徐道彬

一代有一代之治学。清代考据学作为一代学术主流,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所进行的整理和总结,以及对“实事求是”学风的确立和发扬都是空前的。时值“西学东渐”,清学又要承担起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启蒙和转型的任务,故此一时期的学术呈现出特别的时代风貌,各种学派异彩纷呈,学术大师层出不穷。清人汪中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馀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此中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和惠栋,皆清学巨擘,盖世大师,而集大成者为戴震(1724-1777,字东原,徽州休宁隆阜人)。他不仅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也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并以治学方法之独到、学术成就之卓越,深为学者所景仰,广为民众所纪念。胡适说:“其时,有大思想家戴震出来,用当时学者考证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是为近世哲学的中兴。”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由此可见戴东原这一特殊人物,在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在清代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一 出身徽商 痴于读书

从戴震为本族所作《族支谱序》来看,隆阜戴氏自南唐戴奢(颜公)时定居休宁隆阜村。至南宋戴外公时,支脉繁衍,分为十三支派,东原属于戴外一脉的三门里支族。“自颜公之子睿公,凡十四传至外公,是为三门支系所起,又十四传至弁”。戴弁即是戴东原之父,因家境单寒,衣食无以为继,故弃学从商,维持家计,其间也曾携东原经商或课徒于江西南丰和福建邵武等地,属于典型的徽商家庭。《清代学者像传》中的戴震像徽州地处深山,“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戴节妇家传》)。为了生存,四处经商与科举仕途,成为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的两种重要手段。但戴东原“性端严,多与物忤”,“耿介不随俗”,一无经营资金,二则不擅张扬逢迎,故经商之途无望,加之“平生无他嗜好,惟专于读书”。故此,只有通过考取功名,免除徭役丁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至是始为科举文”。但在应付八股制艺的同时,尤为喜好经史,“经学益进”。同乡洪榜称:“(戴)先生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近三十,乃补县学生,用是绝志举子业,覃思著述,家屡空而励志愈专。”

戴震原本的生活轨迹应该与其父相同:学得记账簿,出门去经商。曾言“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十岁才得入村中义塾读书,但数年后辍学,随父外出谋生。在谋生途中,戴东原始终手不释卷,甚至无所顾忌。弟子段玉裁曾言:“其年家中乏食,与麵铺相约,日取麪(《说文 》:麪,麦屑末也)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 》,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也正是这种“家屡空而励志愈专”,“处困而亨”的顽强不屈的性格,成就了日后戴东原的与众不同。

事实上,村中义塾老师之责,并不在于圣贤学问,仅止于识字计数而已。戴东原在读数年,何以日后能够成为兼涉多域、成就卓越的一代宗师?对此疑问,段玉裁忆其师言而转述曰:“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诂语之,意每不释。塾师因取近代字书及汉许氏《说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尽得其节目。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先生尝谓玉裁曰:‘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诵也。’”由此可见戴氏对族中塾师所言“意每不释”,而后以贯通汉代几部小学著作和背诵《十三经注疏》而渐知孔孟圣贤之旨,认为“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戴震《与某书》)。其晚年自述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馀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与段玉裁书》)这便是戴氏自少至老、“以一贯之”的“以词通道”的治学路径。由此可知戴震的入手工夫与学术渊源,在于由小学入经学,通过考证原始儒家的经典文字而通达古圣贤之道,即“圣人之道在六经”,“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所言“志存闻道,空所依傍”,以及“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立身不苟,待人无憾”等铭言,皆足以说明他既不属于后世杂糅各种道统和学统的任何学派或学者,如颜李学派、浙东学派、新安理学、王廷相、唐甄、惠栋等,也不存在有所谓前、后分期的考据学家与思想家的截然分别。纪晓岚曾言:“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王昶亦曰:“东原之学,苞罗旁蒐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 戴东原在徽州本土期间,即已撰成《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转语》《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 》《勾股割圜记 》《诗补传》等多部著作。由其著述的内容和范围,即知其学多在实用性质的小学、历算和典章礼制方面,与时尚之八股和怡情之文学皆非同路,这也是戴氏之所以在科举场上屡战屡败的原因所在。章太炎解释为“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不便文士”。可见戴东原的学术风格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歙县西溪汪泰安的“不疏园”中,这种“深邃直核”的朴实之学得到了充分的资助和护佑。戴东原能够一边坐馆课徒,一边与江永等人切磋问学,学问也得以迅猛提升。汪中述其事曰:“国初以来,学士陋有明之习,潜心大业,通于六艺者数家,故于儒学为盛。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始此两人。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是时歙西溪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其后江君没,大兴朱学士来视学,遂尽取其书上于朝,又使配食于朱子。戴君游京师,当世推为儒宗。后数岁,天子修四库之书,征领局事。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盖自二人始也。” “贾而好儒”的汪氏乐善好施,热心学术,购买藏书,提供食宿,一时间如江永、郑用牧、汪肇龙、戴震、程瑶田、方矩、金榜、吴绍泽等师友云集,一派“皖派汉学”兴盛的景象,并为日后江永“配食朱子”、戴震“征领局事”、“皖派”学术由江湖而登庙堂,奠定了长远而又丰厚的基础(参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此一时段,戴震在故乡博览群书,切磋师友,自励学行,道德文章已达上乘,为其入都后的一鸣惊人做好了充分准备。弟子汪灼称“(戴)先生名成于征聘,而学之成源于两馆余家”,确乎精到中肯之实录也。

二 亡命谋生 矢志求“理”

戴震的中年生活境遇,依旧是“家屡空而励志愈专”,凭借早年在村塾中获取的学识门径,更加励志苦学。即便中了秀才,也是一边应付举人八股,一边矢志探究圣贤之道。自称“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圣贤”,故“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 》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 》不得不作”(《与段玉裁书》)。戴氏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念,除了在学理层面上承载了传统学术的“内在理路”,还因为他在三十三岁时的一次人生遭际,促使其哲学思想也在深广度上得以加强和提升。

明清时期,在“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家园”的徽州,有限的田地与日益膨胀的人口之间,田地或祖坟地的争夺乃为常见之事。隶属三门里支派的戴东原曾祖考辈,与隆阜戴氏的其他支派比较而言,一直属于族系单寒,支脉弱小,故屡为同宗或他族欺凌。乾隆二十年(1755)发生在戴东原祖坟地上的争端,让这位盖世大儒遭遇横逆,飘零一生。

事件大略如下:“(东原)公祖墓在距隆阜二里之茅山桥南,东对公宅,遥望山势,如书架层叠,青乌家谓为万架书箱,主子孙著作等身,血食万代。族豪某,意欲侵占,以广己之祖茔。公讼诸官,县令利族豪贿,将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师。”(戴琴泉《戴东原先生轶事》)段玉裁述及此事云:“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 粥或不继。”(《戴先生年谱》)此事牵扯颇为复杂,最终结局则是戴震四处飘零,终身不敢归梓里。这对戴东原身心的摧残可谓巨大,不可能不在心里留下阴影。

涉及此事的受贿县令万世宁(湖北江陵人),为乾隆元年丙辰科三甲进士,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任休宁县令。在审理戴氏祖坟一案中,他为贪图货贿而颠倒是非,罗织戴东原罪名,曲意陷害。而戴震面对这位与自己一样也曾寒窗苦读的“伪儒”,其间定有“想情度理”、据“理”力争之事。

怎奈一介乡间秀才,如何凭借“空口白话”来与“利欲熏心”的进士兼县令辩论“道”与“理”呢?戴东原自然明白:“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情形既然如此,戴东原只能“走为上计”,“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师”,一路上且问“天理”何在?

事实上,仗势欺人害人的劣绅污吏,对卑弱者的无理迫害并非仅仅戴东原一人,推而及之,也并非徽州一地,只是戴东原能够从自身遭遇出发,深层次地探究社会现实和人性伦理中的种种是与非、善与恶,深入脑际,上下求索,最终寻出造成下层平民血泪史的“以理杀人”的症结所在,即:“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与某书》)“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孟子字义疏证》)千百年来,无数有识之士为贫民受害者请命与呐喊,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探明症结所在,“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已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已之情之界,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者同”(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岳麓书社,2012,),并将产生这种毒瘤的根源及其恶果,以著作的形式公之于世,醒之于民。

近代章炳麟曾从戴东原个人遭遇上升到对当时社会政治层面的剖析,指出:“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 》,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精读圣贤书的万世宁善于“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戴东原。章氏所言确乎反映了戴东原“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的强烈意愿,从戴东原所作《于成龙传》《田呈瑞传》以及为毕沅外任巡抚所作赠言中,也可以看到戴氏希望通过昌明学术而张扬正义,为广大劳苦大众伸怨诉苦。他通过治经考史、借古喻今来表达对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体现经术致用思想和忧患意识,提出真正儒者的经世济民在于实践儒家的忠恕之道、仁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察吏者,恻隐之实之至于民者也”(《送毕沅归西安序》)。而万世宁之类的“蠹吏”,空有功名而无实学,却到处以“理”杀人,行事不以法律,“令士民摇手触禁”,却以“洛闽之言”相拷问。“戴震亲见理学之末流竟致如此,所以他的反动最激烈,他的抗议最悲愤”(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岳麓书社,2010)。

戴震遭此人生大劫,于其本人为不幸,却于清代学术为大幸。“诗穷而后工”,学邃而后变,命运的乖蹇往往促成学者思想的博大与深邃。处家族欺凌、县令追捕、有理无处诉、有家无法回的无援无奈之境,戴震思想上不免泛起对于“理”的思索与追问,于是渐次有了《绪言》《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 》的问世,“使我们明了戴学确然有建立新理学,恢复中国学者的哲学兴趣的大功。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其次,学术的推进需要思想的碰撞,戴震的四处教学和坐幕,不仅在学问上得以迅速提升,而且也将自己的治学理念以波及式格局向外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了乾嘉时期的学术风气,如“纪太史昀、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戴先生年谱》)。此后,戴东原曾坐馆于王安国、裘曰修家;著作于秦蕙田、纪晓岚处;课徒于扬州,游幕于山西;待考于新安会馆,主讲于金华书院,在颠沛流离中,“以课徒为业,继乃橐笔傭书,往来燕晋闽越间,数更府主”,直至“征领局事”,殉职馆中。

三 编修四库 嘉惠士林

戴震一生既经历过同族豪强的欺侮和卑鄙县令的沉重打击,也饱受过同仁的“击节叹赏”和皇帝的“特达之知”。人生的休戚与起伏,也深刻地影响到戴东原的治学路径与思想倾向。五十一岁时,他以举人身份而入四库全书馆充任纂修官,成就了旷世英名,“声誉日隆满天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四库全书馆总裁奏请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典秘籍,时称“五征君”,后皆改入翰林,称一时之盛事。钱大昕述戴东原入馆一事曰:“癸巳岁,天子开四库馆,妙选校雠之职。总裁诸公疏荐先生,以乡贡士入馆充纂修官。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对。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单寒,独以文学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先生为考究巅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职,以称塞明诏。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晨夕披检,靡间寒暑,竟以积劳致疾。丁酉夏卒于官,年五十有五。”戴震进入四库馆时,才、学、识已臻极诣,加之朝廷中秘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更使其得天独厚,如虎添翼。许多沉埋已久的古书,也借戴东原之手而重见天日。事实上,戴氏在馆中所校《方言注 》《水经注 》和《算经十书》等,早在入馆之前,就已沉潜有年,别有心得,而后在馆又加拾遗补阙,精心编辑,后皆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仅就辑佚《算经十书》而言,“戴震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倘无他的工作,有的算经,我们就会永远看不到了,而且他提出了若干正确的校勘,对人们能通读被冷落四百馀年的这些算经,理解其数学内容,表彰其数学成就起了极大的作用。戴震的工作掀起了乾嘉学派研究中国传统数学的高潮。微波榭本《算经十书》在有清一代被奉为圭臬,研究十部算经者大都以此为底本”(郭书春《关于〈算经十书〉的校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7期)。戴氏不仅以整理古籍的杰出成就卓立于四库馆,又因“多识古书原委”而别受殊恩,当然也是承受着馆中难度最大的任务,整日里掇拾丛残,部次条别,删夷骈赘,疏通伦类,“非周察而得其实,不敢以为言;非精心于稽古,不敢轻笔之书”,故所辑佚皆为善本,嘉惠士林,裨益后世。

关于戴震在馆期间的校书情况,《戴中立致段玉裁书》中有载 :“先君所办《永乐大典》散篇,如《水经注 》四十卷、《仪礼识误 》三卷、《中庸讲义 》四卷、《五经算术 》二卷、《海岛算经 》六卷、《九章算术 》十卷、《五曹算经 》五卷、《夏侯阳算经 》三卷、《孙子算经 》三卷、《周髀算经 》三卷、《项氏家说 》十二卷、《仪礼集释》三十卷、《仪礼释宫》一卷、《方言》十三卷、《大戴礼记 》十三卷,计官书十五种,俱武英殿刊刻。”戴东原在馆五年,不仅完成了《永乐大典》中疑难古书的辑佚和整理,还分校了许多“各省送到遗书”,辨别真伪,弥补瑕隙,“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极大地带动了馆内外学者崇尚汉学考据之风。“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章学诚《周书昌别传》)。开馆之初,非翰林而为纂修者仅数人,戴东原“首膺其选”,引领学风,而使“游谈心性,空言道理”者望而却步,而经史考证之学蔚然成风。戴东原以一介书生,由山野一跃而为学界领袖,以窘迫落拓之运,引领着“名物考订”之风,使一批“才略之士”改弦易辙。其时,“馀姚邵二云先生与休宁戴东原先生为之冠,天下士大夫言经学必推戴,言史学必推邵,当时以为笃论”( 陈寿祺《南江文钞序》)。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楚图南《戴震纪念馆题词》)。可惜戴震英年而逝,未能尽展其渊博学识与深厚功力,也未能完成自定《七经小记 》(即《六书》《九数》《原象》《诂训》《学礼》《水地 》《原善》)的宏远规划。他与同时代的学者相较,在著作的数量上并非最多,但在思想领域的创辟榛莽、发凡起例,确乎“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在治学方法上的筚路蓝缕,引领推动,更是为学术“实事求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戴东原学兼多域且各成专门,既精于小学与经学,又深通典章制度和天文历算之学,不愧为“百科全书式学者”。语言学家王力有诗赞之:“哲学兼科学,畴之擅九章。天文识盈缩,声律辨阴阳。原善明经典,传薪得段王。高山安可仰,徒此挹芬芳。”具体而言,戴东原治学由小学而入经学,并辅以天文历算之法、推步

测量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城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诸如此类,无不求归至是,符契真源。如其文字学的“以字证经,以经考字”和“四体二用”说;音韵学的“审音法”和“九类二十五部”分韵法;训诂学的“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和“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理论;校勘学上的“理校法”和“十分之见”说;在地理方志研究上注重山水属性,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的思想;在自然科学上善于利用古代科技,结合西学知识,擅用图表,测算机械,“立度辨方之文,图与传注相表里”,图文并重,一目了然,也充分显示其思维方式已经突破传统,迈入近代(参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戴氏学术堂庑广大,通贯古今,乃清学凡例之奠基,近代规模之开拓也。“二百年来确有治学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基础,衣被学者,至今日犹有受之而未尽,则休宁戴东原先生其人也”(胡朴安《戴东原全集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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