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见义

2016-11-25 03:49:44

撰文/杜爱贤

《红楼梦》文本的经典性,在于它包蕴着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巨大的文学传统。从某个方面讲,《红楼梦》丰盈的文化蕴藉和空灵诗性都与作家有效使用“ 互文”艺术密不可分。

一 如何理解叙事文学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批评家对文学实践者的文本阐释。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1973年完成,中文版由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里,从诗人心理学角度出发,跨越历史时间,将不同时期的诗歌进行纯文本比对,阐发后人对前人文本的有意误读,从而拓宽、延伸自己文本的意义空间的互文性关系(参该书中文版,19-46 页)。

法国当代理论家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拓展了这种纵向的影响,将互文性理解为两个或多个表意符号系统的互相“ 指涉”。克里斯蒂娃说:

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一个符号系统之间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更喜欢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18 页)

就是说,互文性不仅指在同一符号系统之内新文本对旧文本的有意误读,而且指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相指涉。

小说家对于这种指涉,早就莫逆于心,虽然缺乏阐释的热情,但却在创作中将其变成了实践。英国当代小说家兼学者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1992 年完成,中文版由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第21章中专门讨论了互文性:

用一种文本去指涉另一种文本的方式多种多样:滑稽模仿、艺术的模仿、附合、暗指、直接引用、平行的结构等。一些理论家相信,互文性是文学的根本条件,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其他文本的素材编织而成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致力于文献记录风格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倾向于否认或贬低这一原则。……简言之,互文性是英语小说的根基,而在时间坐标的另一端,小说家们倾向于利用而不是抵制它,他们任意重塑文学中的旧神话和早期作品,来再现当代生活,或者为再现当代生活添加共鸣。(中文版,110页)

作为一种文学现实,互文性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之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典故的使用。中国文论中向来讲究来历,譬如有“无一字无来历” 的说法。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互文性的确像戴维·洛奇理解的那样,不仅对于英语小说是根基,对于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叙事文学同样也是根基。中国的叙事传统中,并不罕见对于前代故事的指涉、引用或者整体性的改写,所谓“新翻杨柳枝”。如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之间,杂剧《长生殿》与唐诗《长恨歌》之间,都存在这样的互文关系。作家的文学想象,无法超越也不必超越这样的谱系关系。意识到并且充分利用这种“互文性”,是小说叙事艺术的一种成熟和自觉。

但互文修辞的置入,也给小说叙事的接受设置了“门槛”,虽然未必有多高。譬如,读者至少要对林黛玉有概念才能构成理解,这说不上有难度,不知道林黛玉的中国人本就不多见。但门槛再低也是门槛,更何况,也有作家把“门槛”筑成了“ 高墙”,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完成)就是例子,据说全世界读完这本书的人数远不及此书的页数。

《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小说中最具互文性的叙事文本。故而,《红楼梦》也有自己的门槛与平台:

真正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 《水浒》《西游》《三国》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是题材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产生,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的条件。(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2页)

互文性是个大题目,在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涵纳进小说叙事中作为艺术手段的互文指涉。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互文性存在于文本之间的指涉,但更为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两个或多个指意系统之间的互换,是符号系统之间的指涉。譬如广泛存在于中国古典诗歌构成的指意系统中的“香草美人”符号,它不是由一个几个而是由难以统计的文本构成。我们很难判断居于时间最末端的文本指涉的是此前哪一具体的文本,但丝毫无损于我们对其互文修辞的判断或理解。而且这里的“符号”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只是内容性的,典型的文体或风格也具有符号表意性。此外,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挖掘具体的互涉文本或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分析这一修辞手段如何提升小说叙事的艺术品质。《红楼梦》巨大的文化含量和强大的意义生发能力,都与此种修辞方式有关。意大利的翁贝托·埃科谈《玫瑰的名字》(1980年完成,中文版由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写作时说:“问题要在纸上解决,向工作的材料发问。这些材料都有属于自己的自然法则,但同时也带来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的回忆(互文性的回声)。”(中文版,10 页)

可以说,《红楼梦》的作者,同样也在他的叙事中,将现实的生命经验与古老的文化记忆编织在一起。我们叩问《红楼梦》的文本,同样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互文性回声。

二 《红楼梦》的“互文”艺术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小说不仅并不享有“第一文体”的文化地位,甚至都不属于雅文学的范畴。而中国小说叙事中诗词曲赋等韵文,以及文牍、书信等散文文体的存在,是一个传统,因此小说天然地成为混合型的文体。但这种混合性,并不必然导致小说叙事在艺术起点上就高于其他文体。《红楼梦》之前的叙事作品中的诗词曲赋,通常与小说叙事呈现剥离状态,是插曲和点缀, 而且艺术成就整体不高。《三国演义》前那首《临江仙》已然是其中翘楚, 但放置在灿烂辉煌的唐诗宋词之间,也就泯然于众了。更为普遍的情况,恰如《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所批判的:

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 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 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 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 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 悉皆自相矛盾, 大不近情理之话。(本文所引《红楼梦》文字,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后文仅注回目)

《红楼梦》文备众体,诗文与小说叙事水乳交融,对于情节铺展和人物塑造,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且作者“代拟”的诗文,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小说的整体设计,具有风格和水准上的不同,即所谓“按头制帽”。

第一,《红楼梦》的作者通过这些诗文以及相关的小说情节里的某些特定符号,建立起了与中国主流文学表意系统的互文指涉,非常有效地提高了《红楼梦》文本的艺术质地、思想含量和修辞效果。

以与林黛玉相关的符号为例,我们可以梳理出的重要的指涉符号有“草木”“桃花”“梨花”“竹”“潇湘”“菊”“芙蓉”“海棠”“美人”……这些符号都是中国古代诗文传统中重要的表意符号,每个符号后面都有一系列的经典文本成为可能的指涉对象,从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直到曹寅的那句“百年孤冢葬桃花”等。古典文学修养愈深厚的阅读者,靠着“埋伏”在小说叙事中的互文符号的引领,对于林黛玉的精神气质的想象维度也就越丰富。

本文这里无法全部做具体分析,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符号抽出来,进行充分的表意分析,都足以完成一篇洋洋数万言的论文。我们在这里选黛玉作《五美吟》简单分析一下。作者让黛玉选择西施、虞姬、昭君、绿珠、红拂五位被历代文人反复题咏过的美人,进行了自己的表达:

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说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只见写道:

西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馀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第六十四回)

文中薛宝钗的理解就是互文见义的,在文学对同一对象的文本呈现中,充分显现了各自的相援相抗的生动理解。如果从艺术上来讲,黛玉所作的这五首诗远逊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然而作者同样非常重视,六十四回的回目就是“幽淑女悲题五美吟”,这恐怕是因为黛玉的诗作中,基本都是以彰显情感世界为主的,而这五篇,展现的则是黛玉的思想世界和对女性命运的独特认识。譬如那首《西施》,完全翻王维的《西施咏》之意。王维说:“美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浣溪女,暮作吴宫妃。”如果说王维的诗作表达了对才华的自信,那么黛玉的诗作则表达了对自我的珍惜。当然,这只是互文指涉产生的一种理解。

在这一段情节中,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互文指涉。作者在铺展情节的时候,非常有意味地安排了读诗的具体情境,前有宝钗一番“深刻”的“女性创作观”作铺垫,后有一番点评作指引,指涉儒家学说发展而来的礼教文化对女性人格塑造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系列经典文本。把黛玉卓然不群、凸显自我主体意识的诗作,放在这样的框架里推出,可供阐释的思想空间非常广阔,几乎可以涵纳对古今女性命运甚至人的命运及价值的各种思考。

《红楼梦》文本除了通过指意符号的设置,构成与诗文传统强大的主流文学表意符号系统互文指涉,另外一个重要的实现互文性的方式,就是“用典”。

“用典”是中国文学中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对这一手法的认识,历来褒贬不一。典故的使用,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中也有限制和使用方法的规定。使用过于冷僻的典故和滥俗、没有节制和必要性的典故,对于诗文艺术性和表现力的伤害,古人的认识也是很充分的。《红楼梦》对于典故的使用,基本遵循着雅驯、适度的原则,毫不生硬地融合于整个叙事文本的各个层面。相对比较集中的是诗词歌赋等韵文部分,这是文体表达的需要。情节层面也存在,譬如“晴雯撕扇”的情节,作者用了“千金一笑”的典故;“钗黛合一”,作者用了“金兰”的典故;王熙凤元宵节取悦贾母,作者用了“老莱娱亲”的典故等等。用典的指涉,大大拓展了小说叙事的文化空间,同时非常巧妙地在不干扰正常叙事的前提下,释放了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每个典故都有自身产生时的故事,这个文本外的故事通过用典,被牵涉进《红楼梦》的相应情节中,带着或正或反的力量,从而构成或是提升、或者反讽的修辞效果。

第三种互文方式,就是明确的指涉具体的文本,显示其文学间性。最显著的例子,当然是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指涉。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双玉读曲”和“黛玉听曲”的情节设计, 是《红楼梦》中的大关节处。如果没有《西厢记》和《牡丹亭》,宝黛的爱情就无从“谈”起,这两部著作可以说是他们爱的启蒙。对于戏曲文本的指涉在《红楼梦》中较为常见。虽然这些戏曲文本在《红楼梦》的叙事中只出现了一个名字,但却开辟出一个意义生发的空间。从脂批开始,这一点,有很多研究者给予了关注和阐释。

直接的指涉确定的文本,可以非常有力地揭示人物的思想世界。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宝玉的例子:

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 因命四儿剪灯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至看至外篇《胠箧》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 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续毕,掷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忽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第二十一回) 这是彰显小说男一号非常重要的一次内在思想冲突和成长历程,不亚于龄官画蔷所给予宝玉“人情分定”的启悟。小说文本与道家经典而互文见义,贾宝玉能入道而赢得天地自由宽的境界吗?痴情之苦、执着之苦,让宝玉产生了解脱、遁世的愿望,执于情与绝于情、有情与无情的彷徨所显示的冲突,对于宝玉的精神历程既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小说的叙事张力也有拓展。作者是通过对庄子《南华经》的指涉,对《胠箧》的直接引用,并且让宝玉仿效续作来完成了对这一冲突的描写。《胠箧》文本与宝玉仿续之间的互文性,后者借前者而“由浅入深”。

三 结语

《红楼梦》通过以上的三种主要形式,建构起了小说叙事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甚至是整个文化史的互文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思想空间,而且这种拓展与接受者自身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积淀有着水涨船高的生发性质。这也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从诞生肇始绵延至今,始终能获得文学大家、文化大家青目的原因。仅以饱受赞誉的《红楼梦》诗词为例,这些诗词若没有相应的人物和情节,在中国阵容强大的古典诗歌史上,恐怕很难不被淹没。然而这些诗词不是独立的文学作品,而是《红楼梦》小说文本的有机构成。《葬花吟》与那个对着缤纷落英啼哭的美丽少女是无法分开的,《葬花吟》和葬花人一起召唤着读者的审美感受力和文化记忆力。因此,与其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说《红楼梦》非常好地利用了小说艺术的本质规定性,充分动员了此前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各种资源,通过互文性的设置,使文本遍布打开古典诗性和文化记忆的触点。这是小说艺术最隐蔽也最公开的秘密,好小说不是要告诉你什么,而是要让你想起些什么。从互文性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意蕴丰厚,是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

(作者单位:河南省理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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