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2016-11-25 03:49:44

撰文/刘跃进

《宋书·谢灵运传论》与一般史论有所不同,并没有围绕谢灵运展开论述,而是纵论先秦以迄刘宋时期的文学发展,是一篇泛论,近似于《汉书·公孙弘传论》。对此,日本著名学者兴膳宏先生《<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论》有过精到阐释,值得参看(参《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这里仅就有关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略作探讨。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

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

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既然是人物传论,就包含史传、评论两个部分。就史传而言,作者将这段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汉初,第二阶段是西汉后期到东汉,第三阶段是曹魏文学,第四阶段是两晋文学,第五阶段是刘宋文学。

周秦汉初文学,作者视之为文章起源,也是文章正宗。“史臣曰”云云,自是作者沈约自称。他说:“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天地人,乃三才。人与天地共生,集合天地灵气。五常,指五行,这里特指人所含有的金、木、水、火、土的品德。人有灵气、品德,更有情感。喜愠,即喜怒,乃七情之反应,形之于声,便为歌咏。《诗经》中的所谓“六义”“四始”便由此而来。六义,指风、赋、比、兴、雅、颂。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讴谣与风什,指歌谣和诗歌。三代以前的歌诗现已不存,虞夏时期有《五子之歌》,收录在《尚书·夏书》中。从文献记载看,诗歌的发达,始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经》就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战国至西汉前期,《楚辞》兴起,前有屈原、宋玉,后有贾谊、司马相如等人,“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英辞与高义,是秦汉士人心目中最崇高的典范。李善注引扬雄《法言》说:“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群体,开辟了“情志愈广”的抒情传统,与《诗经》遥相呼应。

西汉后期乃至东汉时期的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骃、崔瑗、蔡邕等人依然延续着这个传统。他们的创作,或清辞丽曲,或芜音累气,各骋才华,驰名于时。上述各人中,沈约认为张衡尤其具有代表性,认为当时作者很少有人能够匹敌:“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这里特别强调“艳发”与“情变”是张衡创作的主要特色。艳为外在的美艳,情为内在的文心。《文选》收录张衡三篇作品,即《四愁诗》《归田赋》《两京赋》,文情兼善,鲜明体现了艳与情互为表里的特色。《四愁诗》为“情变”的代表作。第一章大意是说,我所思念的美人在泰山,想去找她,又难以越过梁父的艰险。旧注,泰山比喻君主,梁父以喻小人。泰山在东,故下文言侧身东望,泪沾衣襟。美人赠我一把金错刀,我用最好的美玉来回报她,用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可惜路远竟无法送到,从而徘徊无计,深深地感到了不安。以下三章,句法大体相同,依次写到诗人思念的美人在泰山、在桂林、在汉阳、在雁门,但是在四面八方均有阻隔;四方美人皆有赠物,而自己却路远无以回报,忧心忡忡,无法排解。总之,所写的都是这种对于心目中的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复杂心情。从上面描述的这种心境来看,诗中所写的好像是怀人之情,又好像是抒愤之意。这首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非常之大,徐陵编《玉台新咏》也予收录,还在其后收录了晋代傅玄、张载的《拟四愁诗》。直至近现代,鲁迅先生还有拟作,比如《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家,欲往从之兮没有汽车。仰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何以赠之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从这些拟作来看,似乎都有所寄托,在形式上也如同张衡之作,傅、张二作各分为四章,每章七句,每句七言。傅玄在拟作的序中说到:“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即从形式上肯定了它的七言特点。张衡的美艳创作,莫过于《同声歌》和《定情赋》。《同声歌》:“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定情赋》:“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均为陶渊明《闲情赋》中所发“十愿”所承袭。

其实,张衡“艳发”与“情变”的直接传承人是蔡邕。《太平广记》卷一六四引《商(殷)芸小说》:“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这当然是不足凭据的小说家言①。不过,这个传说也从侧面传达出一个信息,即蔡邕传承了张衡的衣钵,推动了汉末文风从庄重典雅转向华丽壮大的转变。如《述行赋》有“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颓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等句,曹植《赠白马王彪》中的“修板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纾”等诗句就可以看到影响的痕迹。《艺文类聚》卷十八所引《协初赋》:“其在近也,若神龙采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立若碧山亭亭竖,动若翡翠奋其羽。众色燎照,视之无主。面若明月,辉似朝日,色若莲葩,肌如凝蜜。”(《艺文类聚》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31页)这与曹植《洛神赋》中的“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遥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等文句,又何其相似。此外,他的《青衣赋》就是一首艳情诗,类似于张衡的《同声歌》和《定情赋》,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超在《诮青衣赋》中称其“志鄙意微”,不足称道(参刘跃进《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从张衡、蔡邕再到三曹七子,文风日益变化。所以沈约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盛藻,乃美艳之词。不仅如此,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在美艳、文情之外,更强调情兼雅怨,文质相称。他说当时的各路才俊“彬彬之盛,盖将百计”,纷纷汇集到曹操幕下。他们纵辔骋节,望路争趋,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均有类似的评论。《文心雕龙·明诗》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诗品》也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建安文人从懂事时起,就见惯了各种混乱纷争的严酷现实,经历了种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时刻萦绕于怀,叫他们无法回避,不能平静。他们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五言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情纬文,以文被志”,慷慨任气,磊落使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特色,钟嵘概括为“建安风力”,初唐文人称为“建安风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感召力的称谓。

两晋以后,情形发生重要变化。“元康”,晋惠帝年号。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即钟嵘《诗品》所说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在当时人心目中,潘岳和陆机最具有代表性。钟嵘《诗品》将陆机与曹植、谢灵运并列,分别作为三个时期的代表,称陆机为“太康之英”。他们的创作与两汉的贾谊、班固以及建安时期的曹植、王粲等人多有不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律异”和“体变”。律,法则。体,风格。这种特点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缛旨与繁文相对,星稠与绮合相对,都是比喻文思细密,文风繁缛。刘勰《文心雕龙》论及陆机的创作,常常用“繁”字来形容,包括著述之繁、文情之繁和辞藻之繁。先看著述之繁。据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附录《陆机著述考》,陆机著作包括:《晋纪》四卷、《洛阳记》一卷、《要览》若干卷、《晋惠帝百官名》三卷、《吴章》二卷、《吴书》《连珠》若干卷及《文集》四十七卷。《昭明文选》收录陆机五十二首诗,为全部作家之首。其著作之繁,正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所说的“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再说文情之繁。其《叹逝赋》中的“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其境界犹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借用闻一多的评价,即充满了所谓宇宙意识。《赴洛二首》《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颇为感人。故《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才略篇》也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张华对陆机的评语:“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钟嵘《诗品》也说:“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才华横溢而又“不逾矩”乃是最高境界。最后看辞藻之繁。《文心雕龙·议对篇》说:“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镕裁篇》:“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谀辞弗剪、缀辞尤繁,都是说他缺乏剪裁。《世说新语·文学篇》引孙绰的话来说,欣赏陆机的文章需要“排沙简金”的功夫,才能“见宝”,因为“陆文深而芜。”这“芜”即“繁”的另一种说法,多少含有贬义。西晋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沈约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亦即在形式上模仿前人,只是把文学作为一种娱乐的工具。《汉书》记载,梁孝王于睢阳城作平台,复道三十里,招延四方才子。南皮,魏文帝曹丕的游历之所。因此,平台、南皮,其意是指这些文人只是在文人幕府中讨生活,在形式上追摹枚皋、司马相如、应瑒、陈琳的逸响和高韵。(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①张衡卒于汉顺帝刘保永和四年(139),其时,蔡邕已经七岁。此系小说家言,不足信据。参《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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