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救荒本草》

2016-11-25 03:49:41

撰文/王家葵

《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条目下提到《救荒本草》说:“洪武初,周宪王因念旱涝民饥,咨访野老田夫,得草木之根苗花实可备荒者四百四十种,图其形状,著其出产、苗叶、花子、性味、食法,凡四卷,亦颇详明可据。近人翻刻,削其大半,虽其见浅,亦书之一厄也。王号诚斋,性质聪敏,集《普济方》一百六十八卷、《袖珍方》四卷,诗文乐府等书。嘉靖中,高邮王磐著《野菜谱》一卷,绘形缀语,以告救荒,略而不详。”

此段说明文字错讹之处甚多,先误编撰年代永乐为洪武,又误药数414种为440种;更严重者,则是将此书著作之功由周定王朱橚转嫁给其子周宪王朱有燉,文中涉及“诚斋”之号、“诗文乐府”著作等,皆为有燉专有。《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说:“李时珍《本草纲目》以此书及《普济方》俱云洪武初周宪王著,考宪王有燉,于仁宗初始嗣封,其说殊误。”故刘衡如、刘山永在《本草纲目》新校注中,乃改“宪王”为“定王”,删“号诚斋”,改“诗文乐府等书”为“元宫词百章”,以与事实相符①。

《救荒本草》为朱橚的著作,有永乐四年(1406)周王府左长史卞同的序言为证明。朱橚是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弟,谥号为“定”,可明代许多文献都将他与儿子朱有燉的谥号“宪”弄混。

文献所及,在李时珍之前,《救荒本草》嘉靖三十四年(1555)重刻本已误“宪王”为“定王”,陆柬撰序言云:“《救荒本草》二卷,周宪王所著,永乐间刻于汴。”李时珍将“周宪王”坐实为朱有燉,其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五至五九收录了《救荒》的大部分内容,每卷前有小字,亦题“采周宪王《救荒本草》”。

不仅《救荒本草》如此,朱橚的其他著作也多被安在朱有燉的头上。《袖珍方》为朱橚命王府医师李恒编辑,朱橚作序,《千顷堂书目》云:“李恒《袖珍方》四卷。恒字伯常,合肥人。洪武初周府良医,奉宪王命集。恒永乐间致仕,王亲赋诗以饯,命长史瞿佑序其事。”朱橚所著《元宫词》亦被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记为周宪王之作,由此招致朱彝尊的批评,《静志居诗话》说:“《元宫词百首》,宛平刘效祖序称周恭王所撰,固为谬矣,《列朝诗集》作周宪王,亦非也。”

在误“宪王”为“定王”诸人中,徐光启、钱谦益皆曾官礼部,黄虞稷参与修纂《明史·艺文志》,李时珍虽是医师,亦以博洽著称,但居然都不能明朱橚的谥号,恐另有别情。

据《明实录》,朱橚以洪熙元年(1425)三月告病,闰七月甲寅病重,越三日薨,年六十五。“上闻讣辍视朝二日,遣官赐祭,命有司治葬事,谥曰定”。明代藩王的丧仪,礼有定制,其谥号颁诏天下,按理易于知晓,而朱橚实在是“死不逢时”。朱棣(太宗)崩于上年七月,刚逾期年,朱高炽(仁宗)崩于当年五月,尚未入葬,新即位的皇帝朱瞻基(宣宗),当祖、父之重丧,此时又当嫡亲叔祖父朱橚之丧,吊问是否如仪,谥号是否及时颁诏,皆未可知。或许是这个原因,百数十年后的人物,除非特别留心史乘,通过翻检《实录》《玉牒》,尚能知周王橚的谥号外,其他人如陆柬、李时珍、徐光启、钱谦益等,一提起周王,最容易想到的便是“恭谨好文辞,兼工书画”的宪王朱有燉,而非定王朱橚,遂连续出现父冠子戴的事情来。

《救荒本草》占用“本草”之名,却非真正意义上的药学文献,清人吴嵩梁诗“本草图成为救荒,幽芳千种谁重绘”,所咏即此。《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标题下虽然开列有《救荒本草》条目,但检“豇豆”条集解项李时珍说:“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多,乃豆中之上品,而本草失收,何哉?”《救荒》分明收载有豇豆苗、紫豇豆苗,李时珍对此视而不见,便是不将此书纳入本草范畴的意思。正因为此,《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都将其归在农家类。

朱橚此书专为“救荒”而作,卞同的序言详述寓意云:“敬惟周王殿下,体仁遵义,孳孳为善,凡可以济人利物之事,无不留意。尝读孟子书,至于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因念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苟能知悉而载诸方册,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乌喙,因得以裨五谷之缺,则岂不为救荒之一助哉。于是购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萌者四百馀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书一帙,名曰《救荒本草》。”白话言之,朱橚虽贵为藩王,但心存善念,有感于黎民受困于水旱饥馑,努力寻求荒年可以代粮的植物。访问田夫野老,获得四百馀种,种植在园囿中,亲自观察尝试,记录食用部位,命画工对物写生,编成这本《救荒本草》。

这段序言并没有夸饰的意思,朱橚的宅心仁厚乃是一以贯之。洪武年间,朱橚曾因小过迁谪云南①,有感于夷方边地,里无良医,“山岚瘴疟,感疾者多”,于是“收药诸方,得家藏应效者,令本府良医,编类锓诸小板”,成四卷本的《袖珍方》。用小版刷印,不仅便携,而且制作成本低廉,普通人家可以购买。朱橚感叹说:“天高地厚,春往秋来,日陵月替,海水桑田,况人物乎。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昔太上有立德、有立功、有立言,今吾非以徇名,将以救人之疾苦也,将以于世立功也。”

《救荒本草》上下两卷,按草、木、米谷、果、菜分为5部,其下再按照食用部位细分为叶可食237种、实可食61种、叶及实皆可食43种、根可食28种、根叶可食16种、根及实皆可食5种、根笋可食3种、根及花可食2种、花可食5种、花叶可食5种、花叶及实皆可食2种、叶皮及实皆可食2种、茎可食3种、笋可食1种、笋及实皆可食1种,总计414种。每一植物皆有图有文,“图以肖其形,说以著其用。首言产生之壤、同异之名,次言寒热之性、甘苦之味,终言淘浸烹煮、蒸晒调和之法”。

以绞股蓝条为例,这是属于草部叶可食者:“绞股蓝,生田野中,延蔓而生,叶似小蓝叶,短小软薄,边有锯齿,又似痢见草,叶亦软,淡绿,五叶攒生一处,开小黄花,又有开白花者。结子如豌豆大,生则青色,熟则紫黑色,叶味甜。”单列救饥项,记录食用方法:“采叶煠熟,水浸去邪味涎沫,淘洗净,油盐调食。”

本书插图的目的,乃是方便不识字的人能够按图访求,故图例皆由王府画工写生,绘制逼真,部分具典型特征的植物,甚至能够鉴定到种。如前面提到的绞股蓝,根据图例可以确定其为葫芦科植物绞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lla),与今用品种一致。又如淫羊藿,《救荒》描述说:“今密县山野中亦有。苗高二尺许,茎似小豆茎,极细紧,叶似杏叶颇长,近蒂皆有一缺,又似绿豆叶,亦长而光,稍间开花,白色,亦有紫色花,作碎小独头子,根紫色有须,形类黄连状。”所谓“近蒂皆有一缺”,结合所绘图例,应该是指小叶基部不对称。箭叶淫羊藿(Epimedium sagittatum)这一特征最明显,但箭叶淫羊藿为三出复叶,与图例所见二回三出复叶不吻合,淫羊藿(Epimedium brevicornu)符合二回三出复叶的特征,其侧生小叶基部裂片略偏斜,应该就是《救荒》中所描述的品种了。

《救荒本草》主要记录可食的野生植物,故被今人标榜为“明代天然食材宝典”,这其实与朱橚的撰著本意大相违背。如李濂在嘉靖四年重刻本序所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书中虽然也有黄精、百合、门冬、沙参之类“山居清供”,更多的则是苦涩难于下咽的草根树皮,如木部叶可食之云桑、冬青树、黄楝树,连续数条,都要求“采嫩叶煠熟,换水浸淘去苦味”。

木部“榆钱树”条救饥项的文字最能表现作者“体仁遵义”之情:“采肥嫩榆叶煠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其榆钱煮糜羮食佳,但令人多睡。或焯过,晒干备用,或为酱,皆可食。榆皮刮去其上干燥皴涩者,取中间软嫩皮剉碎,晒干,炒焙极干,捣磨为面,拌糠麧草末蒸食,取其滑泽易食。又云,榆皮与檀皮为末,服之令人不饥。根皮亦可捣磨为面食。”说榆皮“拌糠麧草末蒸食,取其滑泽易食”,糠麧是指麦糠中的粗屑,如此食法固然得之于田夫野老的传授,但若非专门说明,谁又能想象得出,这居然出自一位锦衣玉食的藩王笔下,比诸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差别何啻天渊。

《救荒本草》除在明代被徐光启载入《农政全书》外,还在天启年间为婺源鲍山剽窃,窜乱原书,改造成《野菜博录》三卷。尽管鲍山在自序中大言不惭地矜夸,“四百数十种,皆予亲尝试之”,其朋党也厚颜无耻地吹捧其“仁者之用心”①,而殊未知朱橚原书之创作,在永乐年间不仅不是美事,甚至还引来了一场风波。

宜注意卞同序言中涉及荒政的数句:“虽然今天下方乐雍熙泰和之治,禾麦产瑞,家给人足,不必论及于荒政,而殿下亦岂忍睹斯民仰食于草木哉。”按,荒政制度见于《周礼》,为大司徒所掌,其措施十二,但无论是散利、薄征、缓刑、驰力、舍禁、去几,还是眚礼、杀哀、蕃乐、多昏、索鬼神、除盗贼,其命只能出自君上,虽亲王大臣亦不能僭越;更何况朱棣得位非正,所需要的是天降祥瑞来粉饰其“雍熙泰和之治”,而预为荒欠饥馑作未雨绸缪之计,的确显得不合时宜。

不仅如此,永乐初年,朱棣担心基业未稳,对诸藩恩威并施,一方面不断赏赉羊酒彩币,另一方面则严重限制诸王的自由,可谓动辄得咎。《明史·列传第八·诸王五》诸王传赞云:“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其中“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之禁,显然有碍于朱橚采访田夫野老。卞同在序中说“得甲坼勾萌者四百馀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种于园圃固然有便于观察,而另一原因恐怕也是为了减少违制出城的次数。故王星光、彭勇在《朱橚生平及其科学道路》一文中,根据明末人所撰《如梦录·周藩记》中有关记载,将朱橚的植物园确定在藩王府内(参王星光、彭勇《朱橚生平及其科学道路》,《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十分正确。

朱橚在史书中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正史、野乘都说他“有异志”。《明实录·太宗实录》中屡有他受朱棣申斥的记录,其中永乐三年(1405)七月的一次申斥最为严厉。皇帝说:“比各府县录周府长史司榜位来奏。夫朝廷与王府事体不同,长史司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与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国有一国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逾尊,古之制也。今贤弟居国,如诸子擅行号令于国内,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离间,即具实以闻,当究治之,如实贤弟所命,则速遣人收还,仍严戒长史,行事存大体,毋贻人讥议。”

敕书所说的其实是一件小事,周王府的榜文张贴到了王城以外的各州县,但皇帝则认为是极为严重的僭越行为,圣旨的语气看似平和,却暗含机锋。朱橚倒也见机,立即上表谢罪。或许是态度诚恳的缘故,朱棣还将朱橚的伏罪状封发给另一位也受谴责的弟弟齐王朱榑,事在同年十月戊辰①。

《明实录》没有记载朱橚答辩的具体内容,只是《明史·列传第五·诸王一》齐王朱榑传中提到“(永乐三年)周王橚亦中浮言,上书谢罪,帝封其书示榑”。我们无法了解周王府榜文的具体内容,但结合《救荒本草》的著作时间,及书中涉及的药物产地密县(河南新密市)、辉县(河南省新乡市下辖辉县市)、郑州、荥阳(河南省荥阳市)、中牟(河南省中牟县)、祥符(河南省开封市)等,皆在开封周围数百里间,推想就是向田夫野老采访可食草木的文告。因为按照“非特旨不得出城”的诏令,朱橚欲了解这些地方的出产,可能只有以这种方式获得信息。卞同序末题署“永乐四年岁次丙戌秋八月”,这应该是《救荒本草》初刻时间,联系前面提到的榜文,则知此书的编写工作大约开始于永乐三年或稍早。

《救荒本草》的版本甚为复杂,需要略加说明。永乐四年初刻本已经失传,今存以嘉靖四年山西太原重刻本为最早。此本将原书上下两卷拆为上之前、上之后,下之前、下之后四部分,以“元亨利贞”为标记。嘉靖三十四年陆柬据山西本重刻,附刊《野菜谱》;四库所收即陆柬刻本,只是将两卷四册进一步拆为八卷。至于李时珍说“近人翻刻,削其大半”,乃指嘉靖四十一年胡乘节略本,仅有112条,分上下两卷;万历二十一年胡文焕据此辑入格致丛书。《农政全书》卷四三至卷六〇为荒政,其中卷四六至卷五九为《救荒本草》正文,尽管卷四五“救荒本草总目”仍称“草木野菜等共四百一十四种”,而正文却脱漏了“木部叶及实皆可食新增”之山苘树,故实际只有413种,顺序也与《救荒》原本不同。日本享保元年(1716)松冈恕庵据《农政全书》的内容辑出《救荒本草》14卷,目录1卷,附刊《救荒野谱》,书前题“徐光启纂修,张国维鉴定,方岳贡同鉴”,共413条,卷帙及每卷内植物顺序皆与《农政全书》同。咸丰元年(1856)来鹿堂刻本则是据日本刻本重刻。

(作者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

①见刘衡如等校注《本草纲目》卷一,华夏出版社,1998,11页。按,通观《纲目》全书,凡涉及朱橚处,皆称“周宪王”,可见李时珍原意如此,非镌刻错误。校点者代替原作者立言,不符合校勘原则,非常不可取。

①据《袖珍方》序云:“洪武庚午(1390),寓居滇阳。”可知朱橚确实到过云南。《明史》本传谓:“二十二年(1389),橚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显然不确。

①引文分别见《野菜博录》鲍山自序及程大中跋。关于《野菜博录》对《救荒本草》的剽窃,《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王家葵、张瑞贤、李敏校注,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有专篇文章讨论,此不赘叙。

①事见《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四七,第7册,719页。该条云:“周王橚遣人赍奏,深陈悔罪改过之意,上甚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赍示齐王榑。而赐书答橚曰:‘得奏,具见贤弟迁善之诚,良深嘉悦。兄之心惟欲与诸弟同享升平悠久之福,使诸弟皆同贤弟此心,福庆岂有穷哉。贤弟宜益加持守,为诸王表率,隆藩翰于国家,昭令誉于无穷,此兄之所深望。近齐王数为不法,已封贤弟今日所陈者示之,亦冀以兴起其迁善之心。’”按朱橚的认罪书十月始上奏朝廷,究竟是针对七至九月间的哪次谴责,《实录》没有说明,但在此时间内《实录》并未记载说收到朱橚的其他认罪状,看来此次上书应是对此期间所有指责的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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