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与《左传》的崇礼倾向

2016-11-25 03:49:41

撰文/郭丹

春秋时期,是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自西周以来维持的礼乐制度遭到了极大的冲击。《论语·阳货》中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宰我所说的“礼”和“乐”,还只是可操作性的礼仪。“礼崩乐坏”的局面,昭示的是对政治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破坏。西周末年,周天子的威权急剧衰落,东迁以后,更是如此。作为臣下的诸侯国,已经敢于蔑视周天子的地位,甚至敢于对主上的威权发起挑战。当其时,礼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 “礼崩乐坏”的现实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礼崩乐坏”最典型的事例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周天子的权威发起冲击。始作俑者是郑庄公。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周平王欲削弱郑庄公的势力,想让虢公与郑庄公为左右卿士同掌王事。郑庄公不但厉声质问至尊天子,还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以此拑制周室。这个破天荒第一次的“君臣交质”,一下子就撕破了周王脸上至尊天子的面纱,把君臣间的关系改变为平列诸侯国的关系。不但如此,到了鲁桓公五年(前707),郑庄公还与周桓王在繻葛打了一战,“射王中肩”,一箭射掉了周天子的威风。尽管郑庄公后来仍不放弃“尊王”的虚假幌子,但是,周王朝天子的威严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随后,郑文公执周王使臣伯服、游孙伯(《僖公二十四年》),楚庄王之观兵问鼎(《宣公三年》),晋平公与周王争阎田(《昭公九年》),皆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大树飘零,西风残照,谁也无法为周王朝挽狂澜于既倒了。

其二,与王权衰落同时而兴的,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作为天下共主,周天子对于诸侯之间的战争,已无力阻止。自春秋初期郑庄公小霸叱咤于诸侯之间后,争霸战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嗣后晋文公策命为侯伯,秦霸西戎,楚霸诸蛮,哪怕是昙花一现的宋襄公,也“赶时髦”做了几天的霸主梦。在春秋的前期与中期,一直到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弭兵大会召开之前,争霸斗争成了列国之间政治斗争最重要的内容。争霸斗争的频繁,使得各诸侯国也忘却了礼制的遵守,最典型的要数晋文公。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城濮之战后的践土之盟,刚刚取得胜利的晋文公竟不可一世地召王赴会。周襄王也只得乖乖应召,《春秋》经文则闪烁其词地为王者讳:“天王狩于河阳。”

其三,宗法制遭到了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度已无法保证施行。春秋时期,从西周延续下来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冲击和挑战,意识形态里传统的宗法礼制思想和君臣观念遭到了普遍的冲击。小宗由于财富、实力上的增强,政治权力上的野心随之膨胀,企图起而代替大宗。于是少长之间、嫡庶之间的篡弑争夺频繁发生,愈演愈烈。非嫡长子弑君夺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楚国的商臣、鲁国的叔孙竖牛、齐国的商人、宋国的公子鲍等。楚国的商臣(楚穆王),本已立为太子,因从江芈口中证实楚成王欲改立王子职,遂起篡弑之心。晋国晋献公的妃子骊姬设计除掉太子申生要立自己的儿子奚齐,结果酿成了长期的内乱。

其四,随着权力的下移,僭越现象较为普遍。《左传·庄公十八年》说:“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可是,春秋时期,“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其最甚者,乃是鲁国的季孙意如(季平子)。“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季孙意如以八佾舞于庭,这是严重的僭越。八佾是天子之乐,“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礼记·祭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然而当时季氏却私下用“八佾”,所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就以上述所列例子来看,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现象已然存在。有的学者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怀疑是不准确的。以今文经学家的观点来说,孔子正是看到了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现实,才作《春秋》以表达他的忧虑与垂教,希望挽狂澜于既倒,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的“礼”和复礼的理论。

二 “重礼”与“崇礼”的用心

《左传》中一方面详细记载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大量记载了重礼、循礼、严格礼制的行为,表现出浓厚的崇礼倾向以及强烈的保守与复礼用心。

首先,《左传》从本质上对“礼”加以强化。

到了春秋时代,面对制度层面的“礼崩乐坏”现象,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隐公十一年(前716),《左传》作者借“君子”之口,肯定了“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的本质功能。对“礼”给予一再的强化,并以史实来验证其功能。隐公七年,陈国大夫五父到郑国参加盟会,“歃如忘”,即歃血盟誓时心不在焉,是为无礼,泄伯说:“五父必不免。”后五父果为蔡人所杀。成公十三年(前578),成肃公在社庙接受祭肉时不恭敬,刘康公预言其将“弃其命矣”。僖公十一年,周王派召武公、内史过赐命于晋惠公,惠公受玉时懒洋洋,态度不敬,内史过回去向周王报告说:“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后来晋文公返回晋国即位,杀了晋惠公儿子晋怀公,惠公果然无后,应了内史过的预言。

《左传》对“礼”的强化,把它上升到维护宗法制度、维护国家存亡、社稷安定和个人安身立命、死生攸关的高度上来。不但如此,还企图把“礼”变成为一种人们内心自觉的追求。所谓“敬,礼之舆也”,就是强调一种虔诚的内心态度,而不是像五父、成肃公、晋惠公那样心不在焉地在形式上的应付了事。《左传》中对许多违礼的人和事的预言大都应验,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恰恰反映了作者强化这种已遭到冲击和破坏的礼制和礼文化的态度。

其次,重视“礼”“仪”区别。礼是用来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礼一开始就是为适应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但是,“礼”的本质意义又是由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来实现的,这就是“仪”。

《左传》昭公五年,鲁昭公到晋国去,从郊劳到赠贿皆无失礼。但是女叔齐却批评他只知“仪”而不知“礼”,并指出:“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最有代表性的是昭公二十五年记载的郑国子大叔与晋国赵简子讨论“礼”与“仪”的区别: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以制死生。……”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子大叔的话,说明“礼”与“仪”在春秋时期已有了区分。区别之处在于,“礼”应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即要有自觉的明确的社会规范,尤其应包括经国济世的有助于建立统治秩序的内容。“仪”只是一套人所遵循的外在的仪节形式。

其三,因为上述原因,作者在日常行事中特别强调礼仪的施行。

礼的最早的表现形式是祭祀——对天地山川的祭祀和对鬼神祖先的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以《左传》对祭祀以及祭祀中的繁文缛节记载得特别详细。在周人的观念中,丧葬祭祖等仪节就是礼的体现,因此对天子诸侯之间的嫁娶丧葬等礼仪记载不厌其详。诸侯国每有大事,都要到祖庙告祭,听取意见,祈求祖先的福佑。祭祀是头等大事,主祭者也是政权的拥有者。卫献公为求返国,宁可让宁氏执政,却不肯放弃祭祀之权,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僖公二十六年》),可见时人对祭祀的重视。

礼作为“国之干”和“身之干”,还体现在外交往来、朝聘盟会与战争之中。“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襄公二年》)。朝聘会盟都应按礼而行,否则就被斥为“非礼”。诸侯国内政淫乱“无礼”,他国可以讨伐。“无礼,无以立”。襄公九年,晋国纠集鲁、齐、宋等国伐郑,并要挟郑人求和以立盟约。晋知罃说:“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而要做到有礼,就要有德,所以知罃要求诸侯:“姑盟而退,修德息师而来,终必获郑,何必今日?”相反的,楚国的子反不守信用,要违背与晋国订的盟约;申叔时预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五年》)第二年鄢陵之战,子反因战败自杀。

战争中也要讲礼。这在《左传》中有多处的记载。宣公二年大棘之战,宋人狂狡倒戟而救出落井的郑人,自己反而被俘。作者借君子之口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至果为毅。易之,戮也。”兵戎之礼,在于发扬果毅精神。狂狡姑息了敌人,违背了礼,活该被擒。有时在激战方酣之时,敌我双方也不忘应有的礼制。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晋韩厥紧追齐顷公不放。齐顷公却因韩厥有君子风度而不射他,说:“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当韩厥追上齐顷公时:

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多么的谦恭儒雅!敌我双方都要优游有礼一番,结果韩厥幸免于死,齐顷公也因此逃脱,韩厥只逮住了一个假齐顷公而已。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晋新军主帅郤至多次与楚共王相遇,双方也是雍容有礼: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靺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杀敌之时,“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可是在某些场合,哪怕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动,遵守礼所规定的秩序,比战场上的“杀敌为果,致军为毅”更为重要。

这不能不说是《左传》作者有意识地对礼制思想的强化。

三 破坏与挽救的矛盾

那么,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与《左传》的崇礼重礼倾向呈现出突出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不难理解。

“礼崩乐坏”的局面,昭示的是政治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破坏。对此,孔子曾慨叹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这就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号令不行的局面。如果以《左传》的记载来划分,从隐桓二公到庄公闵公时期,是王权衰落、诸侯雄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从僖公到襄公时期,新的政治制度逐渐确定,世卿执政的情况在各国非常普遍,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期;到了昭公以降,进入春秋的末期,大夫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家臣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批有才干有心计的家臣上升为大夫,有的竟支配了各诸侯国的政事,是所谓“陪臣执国命”的时代。如在鲁国,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曾一度独揽了鲁国的政权。在齐国,陈恒氏有陈豹;在卫国,孔悝氏则有浑良夫;鲁国的仲孙氏则有公敛处父,叔孙氏则有叔孙竖牛,等等。从“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自大夫出”以至“陪臣执国命”,这是春秋时期急剧变化的最主要的特征,权力的下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一股潮流。天下有道,只是一个稳固的旧制度的一成不变;而礼乐征伐制度的变更,君臣礼数的僭越,却宣告了一个生气盎然的新时代的来临。

《左传》的崇礼,除了对“礼”的本质意义加以深化之外,其所记载的,更多的是“仪”和“仪节”。面对政治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剧变,既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一方面从理论上将“礼”和“仪”加以明确区分,一方面即试图在操作层面上维持礼仪的延续,由此强化礼的观念。从根本上说,这是作者试图挽回“礼崩乐坏”局面的一种奢望。因此《左传》所表现出来的崇礼、复礼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

宋代张大亨作《春秋五礼例序》,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礼制,取《春秋》经传中有关事迹,分属吉、凶、军、宾、嘉五礼,以明《春秋左传》中的礼制体例。可见,《左传》对礼仪制度的崇重,其所记载的礼制礼仪体例,为后世的礼仪制度提供了实例和参照。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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