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王登基前的一次天象

2016-11-25 03:49:41

撰文/李鹏为 安瑞军

西汉昌邑王刘贺被霍光推选即位,经历二十七天的短暂执政后被废,贬到南昌附近,做了海昏侯,并死在了这个当时看来还很荒凉的地方。直到2015年,他的墓葬被江西考古界发现并发掘,两千多年后,为世人所熟知。翻阅《汉书》,我们发现,在刘贺登基之前,天文官们记载了一次天象,并向朝廷作了汇报。刘贺登基后,其执政举措引发霍光等人的不满,他们利用这次天象,将星占谶纬内容作为废掉刘贺的借口之一。

这次天象发生于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有关这次天象,天文官是这样记载的:“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众星随而西行。乙酉,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汉书·天文志》)古代用干支纪年纪日,“二月甲申”,即指二月甲申日这一天。“晨有大星如月,有众星随而西行”,指天文官在凌晨发现有一颗星如月亮般大小,并有很多颗小星随其向西运动。“乙酉,牂云如狗,赤色”,乙酉,就是甲申日的次日。“牂云”,颜师古无注。“牂”,许慎《说文解字·羊部》:“牂,牝羊也。从羊爿声。”又《广雅·释兽》:“吴羊牡一岁曰牡䍮,三岁曰羝。其牡一岁曰牸䍮,三岁曰牂。吴羊犗曰䍸,羖羊犗曰羯。”王念孙《疏证》:“《尔雅》:‘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郭璞《注》:‘羊,牡羒,谓吴羊白羝,注夏羊云黑羖䍽也。注牂羖云今人便以牂羖为白、黑羊名。’是羊之白者为吴羊,其牝为牂。黑者为夏羊,其牝为羖。又或通称白羊为牂羊。黑羊为羖羊。”是明“牂云”即白云。这句话的意思是:白云如天狗之形,并染成了红色,长长的尾巴,总共三枚。“夹汉西行”的“汉”,即“星汉”,指银河。这段天象的大意是:公元前74年的二月甲申日凌晨,有一颗大星裹挟许多小星划过天空,向西而去。而第二日又发现三枚如天狗般形状的红云拖着长尾,沿着银河向西而行。

这一天象的突出特征是大星西行和天狗出现。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天文学知识来分析,这是一次流星陨落事件,是一次正常的天文现象。但是对于西汉中期的天文官们来讲,它发生的时间和所表现出的特征却极不正常。在这一条天象记事辞之后,记有对这一天象的分析:“大星如月,大臣之象。众星随之,众皆随从也。天文以东行为顺,西行为逆。此大臣欲行权以安社稷。”同时还有保存下来的占辞,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牂云为乱君。”很明显,《汉书·天文志》记载的这些内容属于星占的内容,其内容十分不祥,读来颇令人心惊。有臣属要“运柄”,预示着中央政权可能出现一次混乱,这自然是一件非常惊悚的事情。

而“东行为顺,西行为逆”实质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天旋说中的“右旋说”思想,“东行”,就是“右旋”。“右旋说”由来已久,反映了上古以来天文家对天象的细致观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人文伦理。漫天星斗东升西落,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不同的行星运动速度不同,位置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连文墨稍具的明太祖朱元璋都能发现,“朕尝于天气清爽之夜,指一宿以为主,太阴居星宿之西,相去丈许,尽一夜则太阴渐过而东矣”(《春明梦馀录》)。古人在持久观察中得出一个认识:人们生活在一个天体中,这个天体昼夜旋转一周,而众星附于天体运动。天旋说就是为了解决人们肉眼观察所引发的日月五星运动问题。天旋说有左旋说和右旋说两种,左旋说认为,日月五星如人眼所视,都是从东向西旋转,只不过周行或快或慢。而右旋说认为,天体左旋,日月五星实际上是自西向东运动的。这两种观点是古人从西汉一直至明清时期长期持续讨论的两种宇宙模式。在两汉时期,历法家遵从右旋说,并且对这种宇宙模式赋予了人文伦理。班固在《白虎通义·日月》中就说:“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右行者,犹臣对君也。《含文嘉》曰:计日月右行也。周德放日月东行。而日行迟,月行疾何?君舒臣劳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很显然,班固以天为阳,以日月五星为阴;天又为君,日月五星又为臣。日月东行,乃是为臣之道。他将纯粹的天文知识上升为阴阳学理论,并直蕴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君为臣纲的人伦纲常观。并且他又认为,日行迟,月行疾,是明臣子固当多劳以令君主免于辛劳,其理论充溢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那么一旦这种关系被打破,就意味着君臣关系发生了错乱。

“大星”,即太白星,也就是金星,五星之一。太白星本应东行,如今西行,为逆行。且太白星“散为天狗,为卒起”,更是妖星的象征。著名的谶纬之书《河图稽耀钩》就系统记载了一个妖星系统,其中“太白之精,散为天杵、天附、伏灵、大败、司奸、天狗、卒起、白彗”,皆是妖星。太白星忽然间逆行,并且变成了妖星,这足以让饱受传统天文学教育的星官们惊骇莫名。

而这个“运柄”的大臣就是霍光,而“失柄”的则是当时已经被拥立的昌邑王,也就是后来的海昏侯。这就要回到文章开头我们所说的主人公昌邑王。公元前74年,汉武帝的幼子刘弗陵病亡,顾命大臣霍光与众臣议定新君人选,在排除了可能桀骜不驯的燕王之后,霍光选择了故人之子——李夫人的儿子昌邑王刘贺。时年二十岁左右的刘贺兴冲冲进京,史载“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汉书·武五子传》),同时带了旧部二百馀人,这自然引起了霍光的敏感。在很短的时间内,刘贺充分暴露了他欲尽用王臣、废黜霍光一班人等的目的。这使得霍光欲行垂控之事的愿望落空,遂果断废掉刘贺,后又贬为海昏侯,严加监管。而这段天象之占就发生在这件事之前。“安社稷”的大臣就是霍光,“乱君”就是昌邑王刘贺。史官们在这段故事发生之后,记下了验辞:“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汉书·天文志》)

有关霍光行废立之事与这一天象之关系,《汉书·楚元王传》也有提及:“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馀日,昌邑不终之异也。”是知这段天象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而“久阴不雨”是它相呼应的另一段异象。《汉书·五行志》:“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后数日卒共废贺,此常阴之明效也。”这段异象与“天狗夹汉而西”相呼应,非常充分地将矛头指向了刘贺,指出正是因为他的无道导致诸般异象的出现。除此以外,还有“大白狗冠方山冠而无尾”“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秃鹙集昌邑王殿下”“独见大熊”等等异象,与这次天象一起都被视为“服妖”“危亡”之象,皆是因为他的不道,使得阴胜阳,臣行权。从而昭示“乱君”要受到制裁。最终导致霍光行废立之事。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是西汉时期的一种星占谶纬,在两汉时期十分流行。实际是利用天文官星历和灾异感应,以达到一部分人的目的,从而为政治服务。在西汉中晚期,这种风气已经开始流行,到了东汉时期,学习谶纬成为风气。“中兴以后,儒者争学图谶”(《后汉书·张衡列传》)。甚至学者如果不学图谶或者反对图谶,往往要被罢黜冷落,“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如上文所言,光禄大夫夏侯胜本是刘贺师傅夏侯始昌的侄子,与刘贺关系密切。在刘贺即位以后,因反对刘贺的一些行为,受到刘贺斥责刑罚,转而投向霍光集团。很显然,霍光对夏侯胜的这套理论很感兴趣。于是夏侯胜为霍光上《洪范五行传》,以今文经学推阴阳,言灾异,和图谶的性质几乎是一致的。谶纬能够产生,和今文经学在西汉文景以后的地位提升有密切关系。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经学逐步成为政治神学,使得谶纬学说不断发展,最终在东汉一代不可收拾。

海昏侯时代的这次天象,被史家记录。然而海昏侯真正被废的原因,却和它没有任何关系。应当说,天文学构建了古人的时空体系,而古人的宇宙观又进一步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人文礼仪。所以掌控天文学知识,对于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都有强烈的权力意义。天象则影响着统治者的政治观,每一次天象的发生都可能对皇权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有人更会利用天象来干预人事。是以后赵时期石虎曾经明令“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晋书·石季龙上》)。北魏政府亦“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魏书·肃宗纪》)。唐代中央政府更是用具体法令约束,“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若将传用,言涉不顺者,自从‘造妖言’之法。‘私习天文者’,谓非自有书,转相习学者,亦得二年徒坐”(《唐律疏议》)。只有知晓了这一背景,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汉代天文官为何对这次天象异常敏感。这是我们在海昏侯考古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作者单位: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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