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与莫高窟

2016-11-25 03:49:39

撰文/刘进宝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东麓,从公元366年开凿第一个洞窟开始直到14世纪,形成了南北长一千七百馀米的石窟群。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735个,鳞次栉比地分布于高达三十多米的断崖上,上下分布1至4层不等。莫高窟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的492个洞窟是礼佛活动的场所,现存彩塑两千多身,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唐宋时代的木构窟檐建筑5座;北区的243个洞窟,主要是僧侣修行、居住和瘗埋的场所,大多没有彩塑和壁画遗存。

一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

不论是莫高窟的开凿时间——公元366年,还是莫高窟的开凿地点——敦煌鸣沙山,可能都是偶然的,但在此时间(公元366年前后)、此地点(敦煌周边) 开凿石窟则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敦煌是汉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敦煌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带来的名称(图1)。《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汉书·西域传》就是以张骞的报告为据而撰写的,其中均有月氏人“居敦煌、祁连间”的记载。在张骞出使西域前后,汉武帝还多次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击败匈奴后,汉王朝“列四郡、据两关”,即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并在敦煌郡城的西面修建了玉门关和阳关,作为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门户。此后,中原王朝出使西域和西域诸国朝贡中原往来不绝,“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图1 莫高窟第323窟初唐的《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南枕祁连、西控西域,是汉王朝西边的重镇,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它既是东来僧侣、使节、商人步入中原的最初落脚点,也是西去僧侣、使臣和商人告别故国的地方。当时,凡是罢都护、废屯田之时,汉政府派人迎接吏士,“出敦煌,迎入塞”,就算完成了使命。对当时的旅行者来说,“西出阳关”意味着凄凉的离别,“生还玉门”象征着幸福的重聚。例如,班超在西域长达数十年,晚年上书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唐初,敦煌以西和以北地区都是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以南则由吐谷浑占领。因此,武德末年、贞观初年,唐朝关闭了通往西域的关津。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时,就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境的。当贞观末年玄奘返回之时,唐太宗便“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

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也自然就成了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据点和基地。汉王朝在敦煌驻军屯田,修建烽燧亭障,加强了军事防卫力量。同时还开展水利建设,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之时,敦煌就安排了六万士兵、数十万牛马等奔赴前线。

如果将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看作一幕幕话剧,那么,敦煌就是中原政府导演话剧的重要舞台,而西域诸国则是这场话剧的主要参与者。东汉时,由于北匈奴控制了西域,护西域副校尉转而长驻敦煌,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因此,敦煌就成为汉朝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五凉时期,敦煌还是各政权控制西域的重镇。前凉太元二十二年(345),张骏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并,治所就设在敦煌。隋炀帝击灭吐谷浑势力后,也以敦煌为前哨阵地,进军西域,占领了伊吾(哈密),并修筑伊吾城。唐王朝在消灭东突厥后,转而进军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在唐朝平定高昌的战役中,敦煌又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物资和兵员供应基地。

唐朝随后经营西域的各项活动,例如,攻焉耆、破龟兹、扼制西突厥等,也以敦煌作为进军西域的物资供应基地,而且沙州(敦煌)刺史亲自率兵参加战斗。此后,在唐朝与西突厥、吐蕃馀部争夺西域的角逐中,沙州都是协助安西都护府(驻龟兹)控制西域的重要力量。为了加强西域的镇防力量,上元二年至三年(675-676),唐朝将丝路南道上的典合城、且末城,分别改称石城镇、播仙镇,划归沙州直接管辖。《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称,天宝年间“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可以说,正是由于敦煌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使得中原王朝相当重视对这里的经营。

此后,由于唐、吐蕃、大食在西域的争斗,唐朝势力逐渐收缩,吐蕃势力入侵,归义军处于半割据状态。随着宋、辽、西夏等政权依次更迭,当时的中原王朝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敦煌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基地作用。但是,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敦煌在贸易上仍然是中西交往的重要孔道,在这条“丝路大动脉”上发挥着营养供给源的作用(图2)。

图2 莫高窟第420窟壁画中的西域商队综上所述,敦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从敦煌出发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就可到达古都长安、洛阳。从敦煌西出阳关、玉门关,可达中亚、欧洲,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二 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文化背景

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并生根发芽。同时,由于敦煌地接西域,交通极为便利,也就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的文化也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而到了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这里汇聚、碰撞和交融。

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后汉书·孔奋列传》)。由于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都偏处西北,远离中原,因而能避免诸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那样的兵祸之灾,保持境内长期安定的环境,从而使大量避难百姓流亡到此,使河西的文人学士大为增加,并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及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一二三“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另外,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

河西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文士学人,大多都出自敦煌。可以说,没有汉魏以来敦煌文化的发展,便不可能孕育出像刘昞这样的儒学大师。而一些退隐或隐居的知识分子能够离开中原地区的物质文明,来到敦煌和河西各地,固然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敦煌已具有了他们从事著述和讲学的物质条件。而这些都说明,汉晋文化传统在河西,尤其是在敦煌已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流行,并对南北朝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河西地区佛教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河西地区出现了不少高僧,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与朱士行、法显一样,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最为著名的“敦煌菩萨”竺法护,游历西域诸国,在西晋泰始年间(265—275)携带大批佛典回到中国,“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此外,《出三藏记集》记载了大批西域诸国及天竺国的僧人经敦煌西来,传译佛经,使得四五世纪形成了佛经求取、传译的高潮,而敦煌则处在这股浪潮的潮头,这对敦煌地区佛教的兴盛关系重大。

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兴盛,还表现在开窟建寺的活动十分活跃。石窟寺是佛教活动的标志,早期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是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摈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据说只有在生前不断地坐禅苦修,才能渐渐达到寂灭的境界,死后升入天堂。因此石窟寺一般都建在远离闹市的幽僻山林中,并往往还有佛塔、佛像,以供修禅者一面观像,一面礼佛,最终达到超俗出世的境界(参齐陈骏等《五凉史略》,160页)。

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如《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2007,120121页)《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

从早期佛教在敦煌传播的历史看,僧人崇尚开寺建窟,静坐修禅,因此选择了鸣沙山下这片沙漠绿洲。由于它既远离闹市,又能得到人间烟火的供应,在这里凿窟修禅,的确是很理想的。早在西晋时,就有月氏后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布道。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习禅法。到了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便在鸣沙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敦煌佛教艺术之花从此绽开。

三 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莫高窟

作为敦煌艺术结晶的莫高窟,它的开凿、发展既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又是其载体和见证。

第一,敦煌是最先接受外来思想的地方,也是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佛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是经敦煌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并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间接经过中亚和西域(新疆)一带的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最早的汉文佛经也不是从梵文、巴利文直接译成汉文的,而是经过中亚和西域(新疆)一带的“胡”语译成汉文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既懂梵文又懂汉文,而且还精通佛典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只有法显和玄奘、义净到印度多年,既精通汉文,又懂梵文,还熟悉佛经,因此他们翻译的佛经质量很高,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可喜的是,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些梵汉对照佛经,如P.2025、2798《大般若波罗密多经》,P.2739《大智度论》,P.2026《金光明最胜王经》,P.2783《妙法莲华经》等,均附有梵文原经。而这些梵文原本,在印度本土也早已散佚了。现在就有可能利用这批梵文本再移译,修正古译本在译文上的缺点和不足,更正确地认识这些佛经的宗旨。

另外,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署名为马鸣、龙树、世亲等所著的佛经,他们都是古印度佛教大师。这些典籍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汉藏佛教的交流,印度佛学大师的生平、著作及影响都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第二,莫高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从印度发祥后不断东传,在传播的过程中开凿了许许多多的石窟寺,莫高窟就是其中之一。从莫高窟早期洞窟看,还有较重的西域、中亚风格,但也显示出了中原汉地文化的影响,而后,中原风格渐渐产生较大影响,并在内容、形式上与印度、中亚、西域风格融合,形成了东西文化交融的敦煌石窟艺术。

除了佛教这一世界主题外,敦煌的艺术也是世界的,如敦煌壁画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表现出了萨珊伊斯兰的艺术风格,由此可以探讨西亚地区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艺。

另如敦煌壁画中最有名的飞天形象,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代表。飞天出自印度,在公元前2世纪的雕刻和壁画中就已出现了飞天形象。随着佛教的东渐,飞天也沿着丝绸之路飞越千山万水,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犍陀罗,吸收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的艺术之后,便形成了最早雕刻佛陀形象的犍陀罗艺术,然后又进入西域,在龟兹诸石窟和寺院安家。到十六国时期,又从西域继续东传,飞越玉门关、阳关,才在莫高窟落户。

至于“飞天”一词,就目前所知,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该书卷二《城东》载:“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杨衒之所记乃公元6世纪初的情况,其金像辇上的“飞天伎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已无法见到了。但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却有幸看到了南朝“天人”的形象。

“天人”形象,是1968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出土的两座南朝萧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这里的“天”,已不完全是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原有的仙山之上的“天”,而是带有佛教“西方净土”的意味了。因为这时佛教已在江南广为流传,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传统的羽人飞仙与佛教天人熔为一炉,画出中国化的“天人”形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图3 莫高窟第249窟窟顶东披的飞天在古代中国,“飞仙”似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国固有的,另一是印度传来的。中国固有的飞仙,就是指羽人,是神仙家思想的产物。南朝大墓中的戏龙、戏虎图,都是羽人和天人并存于同一画面上。这种情况,似已说明“天人”已不完全属于中国固有的飞仙,而属于源于印度而中国化了的飞天(图3)。这种羽人和飞天并存的情况,在敦煌也有发现,如莫高窟第249窟壁画、第290窟残塑等,都是羽人和飞天共存(图4)。由此可知,羽人进入了佛窟,天人进入了陵墓,它们相互交起了朋友。这种情况,既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又反映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以上叙述可知,敦煌飞天,既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而是以歌舞伎为蓝本,并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改变,从而创造出的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

图4 莫高窟第249窟西壁龛外北侧的“飞天和供养菩萨”从敦煌的历史可知,它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莫高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艺术,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开凿于公元366年的敦煌莫高窟,距今已一千六百五十年了,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建设,莫高窟及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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