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

2016-11-25 03:49:39

撰文/王冀青

近代中国考古史上最具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当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古代文献、绘画品和其他文物,在发现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导致国际东方学研究的面貌在20世纪焕然一新。但因资料缺失,关于藏经洞的发现及其文物流散的过程,迄今仍有许多真相隐藏在迷雾中。1907年7月23日,敦煌县爆发农民起义,知县衙门遭到打砸抢烧,与发现藏经洞有关的原始档案毁于一旦。1913年7月23日,甘肃省财政司长田骏丰以防火为由,将保存于兰州的十几屋明、清两代官府档案全部烧毁,有关藏经洞文物在国内外流散经过的汉文记录,从此永远消失。百馀年来,有关这一话题的所有论述,都很难还原历史的真实。今后学术界孜孜以求的目标,只能是将国内外不断浮现的零星记录加以拼凑、梳理,尽可能走近真相。

一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

沙门乐僔于366年首开莫高窟后,千馀年间开窟不断。晚唐归义军政权统治时期,河西都僧统洪䛒从851年开始,在莫高窟南区北部开凿一个大佛堂(今编第16窟),又在其甬道北壁上凿出一个方形小窟(今编第17窟,即藏经洞)。藏经洞本是洪䛒的禅窟,他圆寂后被弟子们改为影窟(纪念堂)。在北宋(960-1127)时期,莫高窟僧人为应对周边外族军队入侵的威胁,将敦煌各寺院的图书、法器等物秘密收纳于藏经洞中,然后封闭洞门,涂壁造画。此后,藏经洞隐蔽于第16窟甬道北壁的壁画之后,近千年间不为世人所知。图1 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藏经洞口明朝建立后,大将冯胜于1372年在肃州(今酒泉市)以西建筑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1524年,明朝关闭嘉峪关,敦煌沦为关外一片荒无人烟的牧场。清朝入主中原后,从雍正初年开始恢复敦煌的行政建置。1726年至1729年间,川陕总督岳钟琪陆续将嘉峪关内各州县2405户贫农迁到敦煌无人区屯田,莫高窟香火从此再续。1862年至1873年,中国西北爆发陕甘回民大起义。清廷于1866年9月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于1873年11月率湘、楚子弟兵在肃州镇压了起义军。起义军首领白彦虎向西溃逃前,于1873年春、夏多次袭击敦煌县,烧毁莫高窟的木构栈道和窟前建筑。清军在肃州彻底镇压起义军后,左宗棠于1876年四月从兰州移驻肃州,指挥湘军、楚军继续向西,平定了侵占新疆的阿古柏政权。1895年至1896年,河湟回民起义军首领刘四伏率军进入河西西部,再次侵扰敦煌县。敦煌县在近代经过这两次战乱后,莫高窟惨遭破坏,百废待兴。1897年,敦煌商绅戴奉钰向县城里的信众发出倡议,请大家集资出力,对莫高窟进行大修。正是在历时九年的莫高窟大修过程中(1897-1906),下寺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

王圆箓祖籍湖北省麻城县,后落籍陕西省汉中府。在左宗棠率两湖子弟兵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期间,王圆箓也参军入伍,随军驻扎于肃州。他在肃州当兵期间,皈依了道教。王圆箓退伍后,一路向西云游,于1899年前不久来到敦煌县,定居莫高窟。王圆禄到莫高窟时,恰逢敦煌民众进行莫高窟大修工程,于是他积极参与,承包了属于道教下寺管辖的一段石窟群,主要负责清理下寺的三层楼(即第16窟及其上层的第365窟和第366窟)。在清理第16窟中的累积流沙时,王圆箓及其手下人意外地发现甬道北壁上有裂纹,进而剥出了一个洞窟(即后来的藏经洞)。图2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箓关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时间和方式,众说纷纭,仅发现时间就有近十种说法。其中主要的两种,即1899年说和1900年说。1899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圆箓徒子徒孙撰写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其中说王圆箓到莫高窟后,“又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列(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事也”。1900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圆箓于1911年亲笔所书《催募经款草丹》,其中自述道:“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这两说各有许多佐证,长期争论不休。

法国探险家夏尔-厄德·保宁(Charles-Eudes Bonin)于1899年9月到莫高窟访古,刻意搜求古碑拓片和其他文物,却没有看到藏经洞,也没有搜集到洞内文物,这是对1899年说的致命一驳。于是,1900年说显得比较可靠些,国际学术界现大都采用此说。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真是“天炮震响”的山崩地裂之日。在中国的东部,因慈禧太后前一天刚颁布了向西方列强宣战的上谕,八国联军借机大举侵华。在中国的西部,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已踏上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之路,正在刚被英国侵占的清朝藩属国罕萨调查清朝文书,马上就要进入新疆考古。藏经洞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在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由王圆箓这样一个无知小人偶然发现,实在是中国文化之大不幸。

就在藏经洞发现的前一年,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于1899年10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协调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进行考古学探险的国际组织。藏经洞发现两年后,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于1902年9月在德国汉堡召开,大会上正式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探险国际协会”,由俄、法、英、德、美等14国组成,总部设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历史大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出现人间,等待它们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四处流散。

二 藏经洞文物在国内的早期流散

图3 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初,如何处置其中的文物呢?画家张大千和谢稚柳于1941年至1943年曾在敦煌联袂调查过这个问题。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记录他们的调查结果如下:“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此后,王圆箓向安肃道道台廷栋献经这件事,被认为是藏经洞文物流散的开始。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廷栋迟至1906年才从东北锦州府知府任上转调甘肃做官,1908—1911年任安肃道道台。张、谢道听途说,难免张冠李戴。

按照人之常情,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必定是自己首先寻找、转移宝物,这需要一段时间。但终究纸包不住火,当王圆箓觉得不得不报官时,他应该首先向敦煌县父母官报告。根据零星记载判断,最早获悉发现藏经洞消息的敦煌县知县,是1902年四月起任敦煌县知县的湖北通山县人汪宗翰(字栗庵)。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记载,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即时报知地方官。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馀卷。当时人亦不之重也,有携回一二卷,亦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这段记录显示,汪宗翰在得到湖北老乡王圆箓的报告后,最早于1902年内对藏经洞文物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按照一般程序,汪宗翰证实藏经洞发现之事后,应该逐级上报,直至陕甘总督崧蕃(1901年至1905年在任)。图4 斯坦因挑选藏经洞经卷时的工作场所藏经洞文物的流散进程,也始于1902年。汪宗翰调查藏经洞后不久,崧蕃幕僚许宝荃(字伯阮)进入了藏经洞。徐珂《清稗类钞》记录:“壬寅(1902),许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书藏经五卷。……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馀卷。后为大吏所知,遣员至敦煌,再启石壁,尽取经卷而去。闻县令取佛炉,悉熔为金条,以致唐代造像美术,未得流行于世,惜哉!”其中提到的“县令某”,应指汪宗翰。许宝荃也得到五卷藏经,算是最早获得藏经洞文物者之一。

1902年三月,叶昌炽出京担任甘肃学政。叶昌炽到甘肃后,很快就请汪宗翰帮他搜集敦煌碑拓。汪宗翰在不断给叶昌炽馈赠敦煌碑拓的同时,也附寄一些藏经洞出土的写经和绘画品。汪宗翰主政敦煌期间,肯定也给其他官员们馈赠过藏经洞文物。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903年12月30日条记载,藏经洞发现后,“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篠珊所得皆不少”。恒介眉即恒寿,张又履即张庭武,张篠珊即张元潹,三人俱在甘肃各地做地方官。他们获取的藏经洞文物应来自汪宗翰,时间应集中在1902年至1903年间。

汪宗翰担任敦煌县知县期间,因敦煌县农民强烈要求免除自乾隆以来额外加收的不合理赋税“采买粮”,官民矛盾日益加深。汪宗翰感到难以应付局面,便想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为了请叶昌炽在崧蕃处为自己运动,汪宗翰从1904年开始更加密集地给叶昌炽馈赠藏经洞文物。叶昌炽确实也在崧蕃面前替汪宗翰求过情,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904年3月30日条记录:“午后,崧帅来话别。以汪栗庵事告之。白头老母,愿生入玉门关,亦人子之至情也。”可以推断,汪宗翰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应给其他“大吏”或上级官员送过藏经洞文物。

1904年春,甘肃省政府向汪宗翰下达了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的命令。1916年出版的上海广仓学宭丛书《艺术丛编》第3册上刊布过一幅《唐画大士像》,上有汪宗翰题记如下:“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朔(1904年5月15日),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瀚谨记。”该题记证明汪宗翰于1904年5月15日再次奉命“检点”藏经洞文物,并趁机又顺手牵羊拿走一些绘画品,美其名曰为“迎归署中供养”。汪宗翰“检点”完毕后,命王圆箓将藏经洞文物封存于洞中,并负责加以照看。

1905年春,敦煌农民抗粮领袖张壶铭等到省城兰州上控采买粮案。1905年秋,敦煌农民开始拒缴采买粮。1905年中秋节,汪宗翰又给叶昌炽送礼,请他帮忙在兰州应付敦煌农民上控告状事。新任陕甘总督升允看到敦煌县事态严重,于1906年3月将汪宗翰调回兰州,另委任黄万春为敦煌县知县。黄万春到任后,于1906年7、8月间向清朝学部呈交了一册《敦煌县乡土志》,其中说:“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1900)孟夏,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释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这是敦煌县政府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发现藏经洞的消息。

三 藏经洞文物的大规模外流

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获得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是曾任嘉峪关税务司的比利时人林辅臣(即保罗·斯普林格尔德,Paul Splingaerd)。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仍是张大千、谢稚柳在敦煌的调查结果。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记录说,王圆箓最初给廷栋献经后,“时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林辅臣于1881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担任嘉峪关税务司,但在1896年就卸任离去,转往北京、天津一带活动。因此,关于廷栋向林辅臣赠经的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

藏经洞发现后,第一个入洞获取文物的外国人,可以确定是斯坦因。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于1907年春从新疆进入甘肃敦煌考察。彼时,敦煌县采买粮危机日趋严重。1907年初,升允任命王家彦署敦煌县知县,以求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王家彦于1907年3月11日晚从黄万春手中接过官印后,一边应对四处掘宝的斯坦因,一边筹谋解决采买粮危机的办法。斯坦因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莫高窟考古,分别于5月28日、6月6日两次从王圆箓手中骗购藏经洞文物一百四十捆至一百五十捆。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敦煌后,王家彦决定以武力对付抗粮农民。7月23日凌晨,王家彦派兵捉拿农民领袖张壶铭,致其中枪坠地而死,激起敦煌农民3000人起义。起义农民攻占县城,打死14名巡勇,烧毁县署,王家彦全家逃跑。正在河西考察的斯坦因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趁火打劫,于10月初从安西派手下人潜回莫高窟,又从王圆箓手中骗购第三批藏经洞文物约二百三十捆,然后迅速撤入新疆境内。

斯坦因走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接踵而至,于1908年2月14日到达敦煌县城。1908年3月3日至26日,伯希和在藏经洞中翻阅了1.5万至2万件写本,从中选出精华部分数千件,捆载而去。1909年夏秋之际,伯希和带着几十个敦煌卷子逗留北京,其间接待了前来参观藏经洞文物的王式通、董康、罗振玉等一大批中国学者,并告以洞内仍有馀经的重要信息。在罗振玉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学部于1909年10月5日给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了《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在藏经洞发现九年之后,中央政府才首次下达了保护藏经洞文物的命令。毛庆蕃接电后,立即电令安肃道道台廷栋、安西直隶州知州侯葆文、敦煌县知县陈泽藩等人,让他们将藏经洞文物的剩馀部分解运北京。王圆箓在官府插手之前,又率领众徒弟私下藏匿了大批藏经洞经卷。

主管藏经洞文物东运的甘肃布政使何彦昇,为了能让儿女亲家李盛铎获得藏经洞文物,派李盛铎的外甥傅宝华担任押运藏经洞文物的“解送委员”。1910年5月,藏经洞里剩馀的文物被装上6辆大车,运往北京。这批文物从出洞那一刻起,又经历了一次大劫难。在整个文物东运的过程中,盗窃事件如影随形。傅宝华押送的文物运输队到达北京后,不首先去学部交差,而是将文物径直拉到李盛铎家,供李盛铎及其亲友盗取数百卷,然后将一些卷子割裂充数,通过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

1911年9月至1912年2月,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的第三次中亚考察队队员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在敦煌考察,从王圆箓手中获取藏经洞写经数百卷,其中开始出现王圆箓参与制作的写经赝品。1914年3月至4月,斯坦因再访敦煌,从王圆箓等人手中购获藏经洞写经六百馀卷,其中有大量赝品。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俄国考古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在敦煌考察,又从王圆箓和当地民众那里收购了一万多件藏经洞出土写本和美术品,其中比较完整的写经有近二百件。至此,藏经洞文物已流散殆尽。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于1923年至1924年代表哈佛大学到敦煌考察时,虽四处寻觅,然一经难求,只能将黑手伸向了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华尔纳在1926年12月26日写给斯坦因的信中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敦煌卷子,剩下来的一些敦煌卷子显然全被俄国人拿走了。”

藏经洞文物通过各种途径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十馀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陈寅恪于1930年为陈垣《敦煌劫馀录》写的序言中,记录下当时人的一种说法:“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相信这句话确实说出了百年来中国人的真实感受。但不可否认,伴随着藏经洞文物在世界各地的散布,灿烂的敦煌文化也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大大拓展了国际东方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形成了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敦煌学”。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馀录》写的序中,还准确地总结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今天,敦煌学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未来敦煌学的主要目标,是将散藏于世界各地的藏经洞文物逐步收归中国保管。因为从法律上讲,它们的所有权仍属于中国,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40)的子课题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上一篇回2016年11月第11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