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直高下释台陛

撰文/于志飞 王紫微   2016-05-13 18:04:06


撰文/于志飞 王紫微

中国传统建筑大多叠木而起,叠木由台基支撑。台基上承瓦木之重,下避水湿入室,又可供人们行止坐卧;而从地面上升至台基,则需要凭借阶陛。台基与阶陛构成一组相辅相成的建筑概念,合称“台陛”。百姓之家,台陛式样简素,足供使用而已;帝王之家,宫室、庙堂台陛设计繁复,广狭、高低别有深意,层叠多寡富含象征。由于木构久存不易,而石质台陛坚固难毁,因此,在今天众多古代建筑上部木构尽已无存的情况下,台陛也成为认知其空间格局的唯一实物信息。

一 台陛有制

三代之世,即使是帝王宫室、宗庙的台基,也只是薄薄的一层土台,仅能满足坚固、避湿的需求,遑论平民居所。盖三代君主以血缘为权力传承之本,宗庙宫室深藏于重重大垣廊庑之中,不欲为外人所见,故建筑布局方式采取平面铺陈而非竖向崇高。今天考古发掘所见夏之二里头、商之殷墟、周之周原宗庙宫室,一概如此。帝王坐于台基之上,群臣立于阶陛之下,尊卑既别,所以群臣奏事前要称“陛下”,以此引起君主的注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宫室台基矮小,臣子的发言可以直接被君主听见。

据传为夏都斟鄩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有多组建筑基址,其宫殿台基平面布局为方形廊院环绕独立的中央殿址(图1);而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宫室之主殿却多与廊院连为一体,坐落于廊院北端;周原召陈、齐镇、云塘建筑基址则独立不连,围合于夯土院墙之中。各具特色的台基遗址,成为判断三代建筑格局不同的显著标志。因此,周原上另两处建筑基址就显得比较特殊:其一为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由前后三重廊院围合,中轴明确,廊、室相连,在结构上几乎不分彼此;其二为凤雏三号建筑基址,由一巨大而浑然一体的“回”字形廊院构成。两处基址皆表现出浓郁的商代宫室格局特征,因而被怀疑是商遗民的宗庙与社稷所在(图 2)。


图1 偃师二里头一号殿址 (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图2 周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底图取自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嗣后所见秦人雍城宗庙的台基遗存,是与齐镇、云塘周人宫室趋同的“品”字形独立建筑布局,直至明清北京紫禁城东南依《周礼·考工记 》布置的“左祖右社”中的太庙,亦为此种格局的延续。可见“周制”一定,遂千年不易。

夏商宫室台基之阶陛数无定制,二阶、三阶、四阶以至五阶皆有。代表商代建筑风格的周原凤雏甲组、三号建筑基址皆有三阶。周代宫室台陛形制则趋于规范统一,代表周代建筑风格的齐镇、云塘建筑基址皆有二阶,推测其即为《礼记 》中记载的“宾阶”“阼阶”(图3)。建筑基址的实物资料正好可以印证礼乐文明肇自周人的文献记载。

二 升台纳陛

东周列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而臣君易位,楚王问鼎,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在倚仗政治权势而非单纯依靠祖先血缘取得社会地位的时代,低调幽深的宗庙建筑显然不足以宣示霸主权威,于是各国竞相兴起筑台之风。今天所见战国七雄故都城址,多有巨大台基巍然耸立,如齐都临淄之桓公台、燕都易县之武阳台、赵都邯郸之龙台、秦都咸阳之北坂宫殿。高台上建造宫室,既从视觉上压倒一切、摄人心魄,使君王在空间上凌驾于臣民之上,夸示统治权威,又兼有军事防卫功能,居高临下,对四周动静一目了然。


图3 周原云塘建筑基址 (底图取自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图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铜桮建筑图像及复原图(傅熹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科学出版社,2008)


一些战国铜器上镌刻着各式各样的高台建筑图像,并伴有人物,可见当时“台居”乃是列国风尚,故此装饰于铜器之上。在这些高台建筑图像中,还可窥见登台之阶陛的形象。既有突出于台外者,又有凹入于台内者,后者或为典籍中记载的“纳陛”,这种“纳陛”后来成为“九锡”身份的重要象征。

南方气候湿热而木构发达,建筑多高架,君主贵族活动于建筑上层,下层空间亦别作利用,譬如被楚人用来布置乐悬:

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种空间设计,可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铜杯之建筑图像上得以印证(图4)。

列国高台有发掘者,略可知其空间结构。如秦都咸阳北坂一号宫殿遗址,中央居高有大屋,方 13.4m×12m,当为王者之室。四周低下,环绕廊室若干,或为侍者所居。可见当时的高台乃是多室构成的复杂建筑,这种空间设计,使侍者、武士拱卫君主,正符合高台建筑的防御需求(图 5)。


图5 秦都咸阳一号殿址 (王学理《苦寻消逝了的壮美—秦都咸阳考古亲历记》,《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

筑台之风兴于宫室,波及陵墓。春秋时,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陵墓上皆无封土,选址亦往往居于城中。此皆因王室先祖灵魂皆归宗庙,陵墓仅存遗体而已。而战国诸侯王陵大作丘陇,近似筑台,逝者的权威化生为有形的巨型建筑,昭示后人。据考古发现,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之骊山陵墓,其封土并非纯粹的土台,而是层层回廊环绕的高台建筑。战国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图”更明示其陵寝之凸起建筑名曰“堂”,而非封土。也正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君主墓室开始规模扩大化、空间复杂化,精确模拟生人居所。生居高台,死亦建高台,就连周天子也不免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今洛阳西郊周山有周三王(敬王、悼王、定王 )陵、灵王陵,巨大台基雄踞于台塬之上,俯瞰洛水,其势不在七雄之下。

三 合台为宫

秦汉宫室营造多承战国馀绪,高台建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汉都城宫殿中心皆置巨大高台,其深广尺度竟有达数里者。与秦骊山陵墓同时营造的阿房宫,前殿台基1270m(东西)×426m(南北),合当时 900 步×300步,也即3里×1里(以1尺=2.31cm,1步 =6尺,1里=300 步计),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体量空前绝后的巨型建筑台基,体现了秦统一时期宫室营造气吞万里的设计构想。这一空间尺度之上显然并非仅有一座单体建筑,而是建筑组群的庞大聚合,实为后世宫殿核心区“禁中”的滥觞。

阿房宫东北,战国秦晚期营造的朝宫“章台”已是皇皇巨制,这座见证了“荆轲刺秦王”的高台建筑,后来为汉代继承使用,是为未央宫前殿,至今犹突兀于未央宫遗址中央,尺度为 200m(东西)×400m(南北),近于东西150 步×南北300 步。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虽有台基,却无房址可寻,但未央宫前殿弥补了这一空白。台基上坐落着前、中、后三座大殿基址,层层升高,其中央之殿,当为汉朝皇帝正殿——宣室殿,后部居高者当为后阁,周围台陛围合廊房,构成一组空间复杂而功能完备的高台建筑(图6)。已经发掘的西南部廊房遗址内发现了与医疗内容相关的木简,亦有各类武具(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由此推知,环绕前殿侧壁、总长数千米的层层廊房内,居住着侍奉皇帝、各司其职的官吏。直至两千年后,明清紫禁城的“前三殿”“后三宫”,仍然将三座殿宇置于同一座汉白玉高台之上,成为中国古典建筑制度绵延长久的生动写照。“后三宫”中交泰殿台基下,还设置有太监居住的值房,而紫禁城城垣外围也曾经环绕着一圈廊房,以为士兵戍卫之所。这些廊房虽在结构上已完全脱离宫殿台基,却仍延续着战国秦汉时代高台建筑的空间组合遗制(图7)。


图6 西汉未央宫前殿西南部依台而起的廊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图7 紫禁城交泰殿及东侧值房(小川一真1901年拍摄)


继秦之后,高台建筑的营造在汉武帝时期再次达到巅峰。武帝于未央宫之西营造建章宫,现已探明其规模“度比未央”,宫中前殿亦为高台,正与未央宫前殿规模相仿,宫内东部更筑双凤阙,台基至今犹存。武帝茂陵内亦有留存至今的高台建筑多处,如帝陵北之寝殿、帝陵东南之陵庙、“积石冢”,皆为当时高台遗存,而不见于西汉其他帝陵。汉武帝对于高台的热衷,或许来源于他的求仙之梦,其陵西北的李夫人墓有上下三重,令人联想到新近考古发现同为上下三重的甘泉宫“通天台”遗址,以及秦始皇陵——那位同样热衷于求仙的皇帝之陵。《尔雅·释丘》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郭璞注:“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求仙之梦寄托于这拟象昆仑的三重高台建筑之上,由此创立的“三重”台基形制传承至后世宫室,最终化身为北京紫禁城里的三重汉白玉台基。


图8 汉长乐宫四号建筑台基中的廊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考古》2006年第10期)

汉宫高台建筑之台基更为汉人充分利用,其内多有曲廊秘室,长安未央宫椒房殿、桂宫、长乐宫殿址皆有发现,颇可窥见西汉后宫空间之复杂形态(图 8)。长乐宫台内廊中甚至发现有彩色壁画残片,见证了当时高台建筑的华丽之极。

廊房环绕式高台建筑最后一次的大规模营造,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当政之世。先是汉平帝时于长安南郊营造明堂,嗣后王莽又造九庙。这些建筑均为中央高台上设“太室”,四周台陛环以“四堂”。汉人继承战国以来新兴的建筑技术与风尚,还原了汉儒们理想中的“复古”式庙堂空间。然而这些代表西汉晚期最高建筑成就的高台礼制建筑,不久即被绿林、赤眉起义的熊熊大火焚毁,侥幸保留的台基存在了近两千年后,也于20 世纪50 年代被现代工厂毁没,成为历史永远的遗憾。

西汉时,大型殿基设双阶已成定制,典型实例如汉长安未央宫椒房殿主殿、桂宫主殿、千阳尚家岭秦汉殿址。然而亦有三阶之例,见于阳陵陵庙、杜陵寝殿基址,或是西汉帝陵的独特制度。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宫室、陵墓规模都较西汉大为缩减,此后东汉宫室为魏晋继承,虽偶起台榭,但再未出现如阿房、未央、建章前殿般的高台巨制。惟光武帝于都城南郊建灵台,台壁环以围廊,台顶以观天象,而东汉末年曹操于邺城西墙处南北并立的“三台”,至今犹存,是兼具宴游与军事功能的建筑组群,也是战国秦汉以来筑台风尚的绝响。


图9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三号殿址(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四 度比山塬

南北朝统一于隋,隋朝营国于长安,新都大兴城的规划有模拟故汉长安城之意(参于志飞、王紫微《“拟古 ”与“溯古 ”——论隋唐两京空间设计中的文脉意识》,《形象史学研究》2015上半年),甚至在大兴城中轴线北抵龙首塬巅之处,仿照秦汉高台建筑意象营造了一座巨大的高台建筑,很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观德殿”(《隋书·高祖纪》)。此殿南对大兴城中轴,西对隋文帝泰陵,东对秦岭东部主峰,尽得形胜,与其巨大的规模相得益彰。可惜此殿近年未经考古发掘即因修路毁去,不得其格局之详。而隋文帝西北山中所建仁寿宫遗址亦发现多座高台建筑,典型如 3号殿址,中央殿基两侧连廊出阙,后亦出廊,曲折回转,颇似莫高窟壁画所绘佛殿建筑组群,当为仁寿宫内帝王宴游的主要殿宇之一(图 9)。

唐承隋制,长安新造大明宫中巨大的高台建筑首推含元殿,其殿基乃是销龙首山南壁而成,用自然之势而省人工之劳。李华《含元殿赋 》称其“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可窥”。含元殿后,宣政、紫宸殿地势愈加升高,至紫宸殿后乃下坡入太液池,也即大明宫三大殿皆坐落于龙首山之巅,以山塬为宫殿高台,颇得未央宫前殿高台之形势。自含元殿远望大明宫之西北,又可见两座高台宫殿隐现于太液氤氲之中,这就是三清殿与大福殿。二殿之位与关中北山两座山峰——北仲山与嵯峨山相重,颇见选址深意。唐朝皇帝推崇道教,唐宪宗甚至终日修道三清殿中,吞食“仙丹”而亡,这两座高台建筑寄托了他们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长安之外,东都洛阳也曾有一处显赫的高台建筑,位于洛阳宫西侧九洲池中,三殿东西并立,方形夯土每处角部皆有三个角柱遗迹(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故判断其为高台无疑,且规模巨大,是九洲池的主体建筑。按文献记载,或即瑶光殿(《元河南志》卷三),殿名取自汉代已有的西方瑶台传说。数百年后,北京紫禁城外西北、皇城苑中辽金元代逐渐建成的“团城”,或许就是九洲池瑶光殿的馀绪。


图10 唐大明宫含元殿址(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战国秦汉高台侧壁皆设廊房以助稳固,大概汉末以后,制砖技术渐趋发达普遍,高台遂不再依靠廊房,而皆包以砖墙。近年发掘的汉魏洛阳故城内北魏太极殿址,台基犹存,即有包砖残迹。隋唐台壁无论大小更是普遍包砖。包砖之转角部位多设角柱石,懿德太子墓所绘三出阙台壁有其生动的形象,表面装饰作忍冬卷草纹,极为华丽,而元上都大安阁所出角柱石则为精致的龙纹。

南北朝时期虽战乱频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为宣示“正统”,少数民族政权仍恪守汉地古制,因此北魏洛阳太极殿、东西堂亦各设双阶。大明宫麟德殿、三清殿亦为双阶。最大的双阶实例为唐大明宫含元殿前龙尾道,其九曲回折于翔鸾、栖凤二阁之下的龙首塬头,尽得“龙尾”之势(图10)。而大明宫中三清殿台基之南侧、西侧皆有夯土阶道遗迹,当是后宫宗教建筑的特例。南北朝以来的宗教建筑则已为单阶之制,如北魏平城思远佛寺塔、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唐长安青龙寺殿址,大概反映了佛教影响带来的某种空间特质,并在唐代以后成为主流。但唐长安西明寺佛殿址却为双阶,盖此寺原为隋越国公杨素宅邸,唐初先后为万春公主、濮王李泰宅,高宗显庆元年(656)方因孝敬太子病愈而改为寺院,其前身既为贵戚宅邸,保留双阶,或依旧制。

五 踵事增华

秦汉廊房式高台建筑消失后,多重砖壁台基较早的典型实例应为大明宫中的麟德殿,其殿基有上下两重,这已是大明宫中空间最为宏大繁复、装饰最为奢丽精致的殿宇。与之时代相近的永徽三年(652)确定的明堂方案之一是“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旧唐书·礼仪志》),可见唐代时三重台基是明堂这样等级极高的建筑才可以使用的。出于制度约束,及至明朝紫禁城中,三重台基也仅见于宫中前三殿,而城郊十三陵中,三重台基则仅用于陵寝之首——长陵祾恩殿,其馀陵寝即便豪奢如永、定二陵,也仅为单重台基而已。


图11 洛阳北宋大内殿址(底图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

北宋洛阳大内宫殿中考古发现的台基,虽多为局部而难见全貌,但已可获知其时代特质。有别于隋唐殿宇台基平面的方整简素,这些台基呈现出玲珑多变的特色,廊殿相连,院落重重,宫闱奥深,引人遐想(图11)。虽然木构无存,仍可想见其当年如院体绘画般精致典雅的面貌。

元代宫殿台基的突出实例,如元中都宫城中央大殿之“工”字形建筑组合,坐落于两重台基之上。这一“工”字平面形制亦源于北宋宫室,既体现了帝王自“后寝”经其间中廊而入“前朝 ”的政治想象,也保证了帝王行踪的幽秘。

元明朝廷实行土司制度。土司虽居偏远,然因受到汉地文教熏染,其居所亦趋徇汉地传统,又因当地地形崎岖而利用建筑台基高差,变通为层叠错落的山地建筑组群。新近发现的播州海龙屯土司衙署“新王宫”,即是一处利用山地形胜设计而成的大型组合式廊院。此建筑组群格局平面严整如平地而起,而实地观察则群台迭生,势如天宫。因其木构已毁,更可清晰地看到建筑台基已完全与台地融为一体,空间曲折,高低回转,尽显“庭院深深”之意,足见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建筑群体设计之匠意巧思。

砖石壁式台基多设有排水构件,往往雕为螭首,螭即后世所谓“龙生九子”之一,雨时万螭吐水,蔚为大观。最早的螭首实物见于邺城三台,风格为北朝时期。盖邺城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相继沿用,故有修葺增华。隋唐长安、洛阳宫室遗址更有若干螭首发现,雕饰精致绝伦(图12)。唐代时“起居舍人”的官职甚至以这一建筑构件而得别号:

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新唐书·百官志》)



图12 隋唐洛阳宫螭首(作者拍摄)

丹陛,本意为涂朱的台阶。又有“丹墀”,为阶间缓台。大概自元代以后,随着高等级建筑台基的修建逐渐以石代砖,石料的优势也被充分发挥出来,台基的雕饰日趋精致。元大都遗址已发现有镌刻精致的双凤麒麟纹石板。明清时,宫殿双阶之间正式设置丹陛石,紫禁城保和殿后丹陛石长达 16.57m,为现存最大的丹陛石。

丹陛石上依等级雕刻龙凤、山崖、水云等图案,而图形之异,正可反映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如清朝陵寝中独慈禧太后陵丹陛图案为“凤上龙下”,折射出其生前权势之盛。当然,也有个别帝王反其道而行之,不务奢华,厉行节约。譬如明仁宗献陵虽为帝陵,其祾恩殿丹陛却卑小之极,且铺满云纹,全无龙凤。这块小小的丹陛石,承载了仁宗“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明实录·仁宗实录》)的心愿,在历代帝王中亦属难得。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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