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

撰文/杨东方 周明鉴   2016-05-10 18:07:05


编者按:《女医明妃传》热播以来,因剧情中提及不少中医知识,如医方、针灸、食疗、祝由术等,让不少人对传统中医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期特别关注组约了几位学者撰写相关文章,介绍中国古代的医学典籍、药膳、祝由术,以及古代人如何美容等知识,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传统中医文化。

撰文/杨东方 周明鉴

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医籍浩如烟海,2007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著录1949 年前的中医医籍(不含法医、兽医类著作)就有13455 种。医书不但数量繁多,种类也很丰富,有医经、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临床各科等多种类型。这些医书记载了无数医家的理论和方法,也记载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一“四大”之争与经典认定

面对卷帙浩繁的医书,初学者浩叹之馀往往无从下手,而经典则是入门必读。中医界有四大经典之说,只不过具体指涉尚无定论。一说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四部著作产生时代早,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的基础;一说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此观点认为四大经典中应该包括药学著作。1955 年冬,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提出的学习“中医四大经典著作”,就是上述四部。还一说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条辨》,因以《温病条辨》为代表的温病学著作对临床意义重大,是外感病的一大流派。现在很多中医院校设置四大经典教研室,依据的主要是这四部典籍。

四大经典尚无定论,原因之一在于古代医籍本无四大经典一说,仅有“医经”一说。医之“经”者为何?民国周禹锡《医经引》言“燮理阴阳,为群生所化育者曰医;圣贤垂教,为万世所宗法者曰经。医经者,统《内》《难 》《甲乙》而名之也”(《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周序》)。该文的经典标准源自《汉书·艺文志》的“医经”。《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医经 》著录了《黄帝内经 》《黄帝外经 》《扁鹊内经 》《扁鹊外经 》等典籍。流传至今的只有《黄帝内经 》,其流变关系即周禹锡所言“昔黄帝治兵之后,悯民疾苦,聚六臣而讲医事,君臣问答,作成《素问》《灵枢 》,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 》。晋皇甫谧乃重定针经为《甲乙经 》。是书通贯三才,包涵万变,为三坟之一,是医书之祖,故吾侪治国医学者,必自医经始”(《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周序》)。虽然“典,经也”,经典与医经应该多有交叉,但古人并无中医经典的明确界定,这就为今人的四大经典争论留下了空间。

四大经典尚无定论原因之二在于,经典之认定除了经典本身固有的价值之外,还跟时代、地域等外部因素有关。经典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名词,一些医学著作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经典化。这就为《神农本草经 》《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登上“四大”地位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就今天而言,三种观点涉及的医书都是名副其实的医学经典。

现将其所涉及的六部著作简介如下。《黄帝内经 》,后世简称《内经 》,18 卷,162 篇。其中 9 卷名《素问》,另外 9 卷无书名,汉、晋时称《九卷》,因其内容主要论及针灸经络,又名《针经 》,唐代王冰始称《灵枢 》。此后《素问》《灵枢 》成为《内经 》的两大组成部分而流传至今。一般认为,该书主要部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流传中掺入后人补撰的内容。《黄帝内经 》内容丰富,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成为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

《难经 》,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 》《八十一难 》,作者不详,相传是秦越人( 扁鹊 )所著;成书时代不详,最后成书约在秦汉之际,至少在东汉之前。它以设问答疑的形式解释了八十一经中的难题,大都是《内经 》已经提出而尚有疑点的问题,引用的部分经文见于《内经 》,可以说《难经 》是《内经 》的延续和解答。它推演了《内经 》的微言奥旨,且有不少独到见地,如首创独取寸口及寸关尺及浮中沉三部九候的切脉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本草经 》,简称《本经 》。该书熔铸汉以前历代医药学家的劳动成果,东汉时汇编成书。原书在唐初已散佚,今本是后人据《太平御览 》《证类本草》等书辑录出来的。其中清代孙星衍、孙冯翼的合辑本,顾观光的辑本,日本森立之的辑本质量较好,流传较广。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马继兴等人重新辑复成《神农本草经辑注 》,1995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神农本草经 》开创了中医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方法,并对药物学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东汉建安年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可惜不久后在战火中散佚。西晋时,太医令王叔和搜集采撷伤寒病证部分,编纂成《伤寒论》,该书将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提示了外感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提出了治疗原则,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尚论篇·自序》)。北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发现了《金匮玉函要略》,该书共三卷,上辨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林亿等将上卷伤寒部分删去,留中、下两卷,又将下卷方剂分列诸证之下,编为上、中、下三卷。这就是现存的《金匮要略》。该书开创了内伤杂病辨证论治的体系,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温病条辨》,清吴鞠通著。吴氏在吴又可、叶天士等人著述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对温病学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是确立的三焦辨证体系,使温病辨证论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该书也就成为了温病学的经典文献。

四大经典以外,仍有很多堪称经典的中医著作。钱超尘主编的《唐以前中医经典丛书》共列入十四部医学经典,除了上文所述及的著作外,还有《脉经 》《中藏经 》《诸病源候论》《黄帝内经太素》《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至于其他的著作能否称为经典,也是见仁见智。如《肘后救卒方》,该书为东晋葛洪著,后经南朝梁陶弘景、金朝杨用道补录流传至今,即现存的《肘后备急方》。该书卷三《治寒热诸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启发了著名药学家屠呦呦用低沸点溶剂成功提取青蒿素,屠呦呦据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从此影响而言,也值得称为中医经典著作了。

二 医籍秘传与方书泛滥

医道向来被认为是神圣之道。《灵枢·病传》言:“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故其传人有严格的要求,应该“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灵枢·官能》)。所谓“其人”,就是志向一致、智力毅力能力适合之人,因为只有在悟性、毅力、品德等诸多方面突出者才有可能体悟医学之高深玄妙。故有长桑君考察扁鹊十馀年,才将“禁方书”授之之事。《史记 》记载中,多次言及“私坐”“间与语”“毋泄”“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等,充满了神秘、神圣之感。又如明代针灸著作《神应经 》前有《宗派图》,记载了十二传的师承谱系,从梓桑君席宏达一直到陈会,“又有席宏达《誓词》,谓‘传道者必盟天歃血,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注其姓名,如或妄传非人,私相付度,阴有天刑,明有阳谴’云”(《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医术秘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传承的神圣性。

然而以神圣性为目的的秘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走向私密性——医道为传人所带来的“利”使很多后世医家变“择其人而授”为“传其子孙”,医学的“家天下”现象越来越多。

医道秘传导致医籍秘传,专科类医籍秘传现象更甚。元人和尼赤《活幼心书决证诗赋序》说:“然板行于天下,人得而有之者,往往大方脉之书为多。彼为小儿者每以专科自名,或私得一方,即祖子孙相传,世享其利,他人万金不愿授也,其肯与天下后世公共之哉?”伤科典籍《劳氏家宝 》“劳天池公家宝原叙”亦言:“今将原伤骨骱论方,著之于书,后世子孙一字不可轻露,当宜谨慎珍藏,毋违我之嘱。”其目的就在于保证该书为“子孙保身济世之至宝”。正因为医籍秘传,专科医籍往往以抄本传世,故古医籍中抄本数量众多,此为医籍秘传的第一个“效应”。到了民国时期,中医日渐衰微,为了拯救中医,裘吉生等有识之士竭力打破医界守秘陋习,公开印刷了很多秘藏抄本。但时至今日,仍有大量抄本沉睡于图书馆等地,未被整理刊刻。

医籍秘传的第二个效应是方书泛滥,这大概是很多医家始料未及的。方书秘传刺痛了乐善之士的神经,反而刺激到社会编纂方书的热情。一方面,社会普遍认为,纂辑方书是良善之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救急选方》就说:“世多乐善之士,随意搜集方书以期济人者,汗牛充栋。”这就导致现存古医籍中,方书占据绝对多数。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类医籍,编纂方书比较容易,而撰写经典研究类著作需要学养,撰写医论医案类著作需要学验,编纂方书则可上可下。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作者编的方书质量可能高些,反之则质量差些。但只要识字,搜集几首方子就可以编纂一部方书。这也导致大部分方书价值不大。传刻的随意使方书的价值又有降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咽喉秘集 》载:“无识者但知流播方书为济人善举,率意为之,于原书之美恶,大都以耳为目,至编辑之体例,更少明瞭。此传刻医籍之通弊。”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也加入方书的纂辑之中,且由于文人士大夫的明星效应,他们纂辑的方书流传更广。但由于一些文人士大夫医学修养有限,难免出现讹误。如苏轼曾纂《圣散子方》,并认为该方不论寒温阴阳,百病皆治,然而南宋陈言分析该方,认为“此药似治寒疫”,并不是百病皆治。在陈言之前,“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叶梦得《避暑录话》)。其流弊甚至波及明代,明人俞弁《续医说》卷三言:“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圣散子方》现收入《苏沈良方》中。李东垣将《苏沈良方》比作唐宋类诗,俞弁解释道:“盖言不能诗者之集诗,犹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诗之不善,止不过费纸而已,不致误人。一方之不善,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噫!后之集方书者尚慎之哉!”(《续医说》卷一)清醒的文人慎于编纂方书。明代李濂著有《医史》一书,在别人问到“与其辑《医史》,孰若辑方书之尤切于用乎”时,他解释道:“古之上医要在视脉,脉理既明,病乃可识。脉之玄妙,难以言传,意之所解,口不能宣也。执古方以疗今病,不惟不能起病而反增剧……甄权、许胤宗、李杲皆古之哲医也,而并有辑方之戒。恶可孟浪为之以误人耶?’”(李濂《医史序》,《明文海》卷三一六)

国务院刚刚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提出“中医药继承”方面,要“开展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这表明,当前要大力访求秘传医籍,整理出版以服务于社会。但另一方面,学术界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审察众多的方书,不能人云亦云。

三 医籍外传与域外访书

中国传统医学以其博大的理论、精湛的技术很早就引起了海内外的追捧。国外特别是东亚各国都很重视收藏中国医学书籍。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二说 倭人“若古医书,每见必买,重医故也”。朝鲜亦如此,公元 1457年,李朝国王命令赴明使节:“艺文馆所无书籍、医方、佛书可多购来。”(李氏王朝《世祖实录》卷一〇“世祖三年”条)中国的医书很早就外传到国外。公元 562 年,吴人智聪赴日,带去内外典、药书、《明堂图》等一百六十四卷。这是中国医书传入日本的较早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智聪寄居朝鲜,也有学者认为智聪本身就是朝鲜半岛加罗(任那)人,这又表明中国医书传入朝鲜的时代更早。

医籍外传的时间不但早,而且数量可观。仅以日本为例。成书于 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反映了隋唐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情况,该目著录医书一百六十多部,除《鉴上人秘方》《摄养要诀 》二书外,其他全都是从中国传入。成书于 984 年的《医心方》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大型方书,引用中国方书一百六十多部,其中很多医书现已散佚。《大宝律令》(701年颁布)、《延喜式 》(927年成书)规定的医学教科书均是中国医籍。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医书更是大量传入日本,不但有医学经典,更有时人的作品。

由于中医典籍大量传入国外且颇受重视,故出现了很多医籍在中国境内失传、反而需要从异域寻求的情况。早在宋代,就曾向高丽寻找《黄帝针经 》(即《黄帝内经·灵枢 》)等典籍。《高丽史 》卷一〇《宣宗》载:“(八年六月)丙午,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需传写附来。’”并附录了书目,其中包含《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张仲景方》十五卷、《深师方》《黄帝针经 》九卷、《九墟经 》九卷、《小品方》十二卷、陶隐居《效验方》六卷、《桐君药录 》二卷、《黄帝大素》(应为《黄帝太素》)三十卷、《名医别录 》三卷,占了总书目的近十分之一。两年后高丽献来了《黄帝针经 》等书。尽管高丽此次名为“献书”,实为交易——“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册府元龟 》等书”(《宋史·哲宗本纪一》),礼部尚书苏轼反对这种交易,但宋哲宗仍接受了他们的条件。

从异域特别是日本大量访求医书始自晚清,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作为驻日随使来到日本,结识了日本江户后期考据学者森立之等人,尤其是获见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后,按目求书,访求到大量珍贵的古籍,其中包括大量的医书。杨氏在辑印《聿修堂医学丛书》序中就说:“余初游日本,访求古书,于医方尤夥。”杨守敬把从日本购回的中国典籍先后藏在黄州“邻苏园”和武昌“观海堂”,后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杨守敬所著的《日本访书志》卷九、卷十著录医书二十九种,大都是宋、元版或影钞本;《日本访书志补》(王重民辑)著录医书八种,大都是元、明版。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统计,杨氏访回医书有五百一十多种。袁同礼叹道:“至医籍秘本,大抵皆小岛学古旧藏,学古三世以医鸣于日本,藏书之富,罕有其匹。今观其所收者,多为各书目所未载,宁非书城之巨封,文苑之宝藏耶。”(《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序》)

医籍在杨氏所访之书中占很大比重,既因《经籍访古志》作者森立之本身是江户后期杰出的医学家,又因“日本医员多博学,藏书亦医员为多,喜多村氏、多纪氏、涩江氏、小岛氏、森氏,皆医员也”(《日本访书志缘起》)。杨守敬访回的医籍数量可观,价值亦高。他自言:“《志》中急宜刊布者……医家之李英公《新修本草》,杨上善之《太素经 》。”(《日本访书志缘起》)《新修本草》即世人所称的《唐本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太素经 》即《黄帝内经太素》,是《黄帝内经 》的早期传本之一,保存了《黄帝内经 》的早期文字形态,是研究《黄帝内经 》的重要参考书。可惜这两部书在国内早就散佚,杨守敬的访回才使国内学界知道两书的存世。其后,傅云龙摹刻《新修本草》,袁昶、萧延平等校刊《太素》,两部医书终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杨氏访回的好医书远不止这两部,可以说《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等著录的医书都很有价值。

在杨守敬之后,罗嘉杰、力钧、盛宣怀、承淡安等人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也访回了大量医书。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马继兴、郑金生等先生又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地访回了大量医书,影印、校点出版。但海外访书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就提出:“加强海外中医古籍影印和回归工作。”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术界特别是中医药界会访回更多更好的医书,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大力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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