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府民歌之剪裁运化

2016-05-08 09:50:41

□ 撰文/常森

两汉乐府民歌之朴质高古一向为世人关注,其剪裁运化之匠心却备受忽视。本文将以《东门行》《妇病行》《有所思》《孤儿行》等经典作品为研讨对象,集中论析两汉乐府民歌在这一方面的造诣。

《东门行》写道: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瑟调曲》)《东门行》将一种普遍社会问题聚焦在一个具体家庭上,其核心人物是一家三口:夫、妻加上幼子;其基本事件是,由于无衣无食,男主人公最终不顾上天、不顾幼子、不顾妻子反对,离家走向了反抗社会之路。这种题材显然是先秦诗歌中没有的。《诗三百》虽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哀叹(《豳风·七月》),有“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的愤愤不平(《魏风·伐檀》),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激愤和向往(《魏风·硕鼠》),却没有“拔剑东门去”的抗争。

在剪裁即题材的取舍安排上,《东门行》十分巧妙。揆之以情理,该诗开篇男主人公“出东门”以前,夫妻当有多少番交涉,普通作者便会从那里写起了,而该诗起笔就写男子出东门时的内心纠结。该诗后半,夫妻交涉了一番,丈夫最终拔剑而去,之后还有多少事要发生,普通作者将在那里收束,而该诗则在男主人公拔剑离去时戛然止笔,只在意想中留下了他仗剑独行益行益远的背影。它聚焦于男主人公出而复归、归而复出的纠结和最终决断,截取了事件最集中最有力最精彩、情感蕴含最丰富的片段予以呈现,情节既自具完整性,核心又十分突出;出而复归的纠结引发对主体行为的注视,在这注视中展现他归而复出的决断,真是妙极!其开篇毫不拖沓,收笔也极其利索。换句话说,《出东门》所叙情节之前和之后均有“留白”,为读者布置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其中前面一处留白由正文所叙容易补足,后面一处留白则更加耐人寻味,诸如男主人公拔剑东门去之后其自身结局如何、其妻子幼儿结局如何、什么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等等,一切都留给了读者的想象。

《妇病行》写道: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黄节《风笺》:妇自谓将死也),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受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瑟调曲》)《妇病行》的核心人物为一病妇、一弱夫及其两三孤子;其基本事件是,女主人公久病,向丈夫托孤后离世,其夫心有馀而力不足,无以养活两三孤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夭折。这也是先秦诗歌中从未有过的题材。乍看上去,该诗男主人公跟《东门行》的男主人公相反,同样是面对着饥寒交迫的现实,他显得走投无路,显得一派无奈,甚至流露出不敢直面悲惨现实的倾向(但他正代表着现实重压下的大多数);而该诗中两三孤子的命运,简直就是《东门行》“黄口儿”命运的预演。

虽然《妇病行》同样将下层社会的悲剧聚焦在一个普通家庭上,可它更进一步,将关注点推到二三孤子身上,写尽了下层社会惨淡无助的人生。女主人公离世前恳切托孤,其夫无以副其望,他将在体味丧妻之痛的同时,面对丧子之悲。就现实生活的逻辑而言,《妇病行》所涉及的最关键的事件,是女主人公及其两三孤子怎么折摇。然而它在叙述女主人公托孤后,径直跳过了第一个事件,在叙述男主人公预言孤子行将如其母一样夭折(“行复尔耳”)之后,又跳过了第二个事件,并戛然止笔,由此造成了两块巨大的留白。——一般的作者才会在诗歌屏蔽的这两个事件上下大功夫。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飔)〔思〕,东方须臾高(皜)知之!(《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汉铙歌》)此诗篇幅也不算大,却把女主人公遭遇感情挫折的心理反应与变化表现得极具体、极丰富、极有层次感。开篇叙述她打算将体己之物玳瑁簪赠送给远在大海南的所思,这足以表达她的内心了。但不止此,那不是一般的玳瑁簪,上面装饰了双珠。这是翻上一层。且又不止此,她还用玉缠绕装饰起这双珠玳瑁簪。这是又翻上一层。如此层层向上翻,盖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爱之深。这是诗歌的第一层。接下来,主人公听闻所思移情别恋,遂将悉心准备的赠品混杂在一起折断烧毁。且不止此,还要把其灰烬迎风撒掉。这是翻上一层。且又不止此,还要宣言从今而后再不想他。这是又翻上一层。且仍不止此,还要重复一遍与他绝相思。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重复,而是主人公的感情又翻上了一层。如此层层向上翻,盖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恨之切。这是诗歌的第二层。接下来脑际泛起悄言冷语,呈现了主人公的心口相商:从前二人幽期密约惹得鸡鸣狗叫,兄嫂当知其事矣。此意点到为止,却表明主人公畏忌人言,实不能遽然断绝此情,于是陷入满腹犹疑之中。这是诗歌的第三层。在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中,即便“自己的感情”,也往往不是“自己的事儿”,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感情固然可以在岩石的罅隙中萌发,但它要褪除私人性,则必须经过父母兄长乃至广大社会的审阅,因此无论是成还是休,都往往不能自主。该诗第四层叙秋风萧瑟,晨风鸟传来求偶之悲鸣,主人公托言东方快要亮了,东方亮了之后便知道如何处置了。全诗又戛然止笔。它同样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主人公后来究竟是如何做的呢?就生活的逻辑而言,这才是更重要的部分,可该诗并未留恋这一环节。

《东门行》《妇病行》《有所思》等乐府民歌的这种留白,凸显了剪裁的匠心。18 世纪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Lessing,1729-1781)曾说:“既然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顷刻;既然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择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个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19页)莱辛说的主要是绘画等造型艺术。诗歌自然与造型艺术不同,莱辛把诗人称为艺术家的敌手(同上,11页),有些过度,至少诗文也可以选择很多个“顷刻”。然而究其实际,有些道理无论对诗歌还是对造型艺术,都是有效而相通的,上引莱辛的观点就特别适合中国的诗。剪裁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舍弃。在现实生活的关键环节上营造空白,往往可以最大程度地开启读者的想象。《东门行》叙述男主人公拔剑东门去之后,若继续在这个家庭及其成员的命运上下功夫,《妇病行》若在女主人公及其两三孤子怎么离世上下功夫,《有所思》若在天亮后主人公所作所为上下功夫,那么,读者的想象空间就被大大限制了,尽管从生活逻辑上说,这些对于诗歌所叙人物、事件而言都是极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莱辛又说:“在一种激情的整个过程里,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步。”(同上,19页)

所以,这些乐府民歌选择了适当地舍弃以及在适当的地方止笔,从艺术上说,它们的选择和舍弃激发了更多的关怀与想象,换言之,那些从现实生活逻辑上看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被搁置,反而更得到凸显,诗歌的意味被加强而不是被削弱。比如《有所思》,其意味简直全在天亮之后。天亮之后,那位当时拿捏不定、表示“东方须臾高(皜)知之”的女主人公究竟怎么做呢?读者须调动与该诗内容相关联的知识储备,以及历史的或现实的经验,展拓开放和多元的想象:她也许会设法前去寻找那位负心人吧?而这显然又存在多种可能,例如她可以给他一顿怒骂。在《诗经·卫风·氓》中,那位被休弃的妻子就曾经指斥“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感慨“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说简单点儿,就是男人全都三心二意靠不住。古人对负心汉的怨尤,往往会被这样放大成基于普遍本性的男人整体的道德亏欠。当然她也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汉无名氏《古艳歌》便说:“茕茕白兔,东走西顾。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太平御览》卷六八九)现在俗话也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又或者她会苦苦哀求对方,也完全可以骂、劝、求多管齐下。不过鉴于两汉社会的实际情形,更大的可能是她接受了现实,却无法忘记旧情,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只能徒然地“追忆逝水年华”。总之,诗歌留下的空白往往就是开启读者联想的地方,有时它虽然舍弃了一些重要题材,却收获了更多的思考。毫无疑问,对原诗来说,不是所有的想象都同样有效,可阐释的有效性显然已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

汉乐府民歌在还原事实上有惊人的保真度,这也得力于它精心地选择和使用题材。《东门行》开篇,男主人公“出东门”时表示“不顾归”,“不顾归”了却又“来入门”,这种纠结极具表现力,有基于生活逻辑的丰富内涵。它说明但凡有一点可能,男主人公就不会走上拔剑东门去的道路。故下文全是说他不得不如此之故,虽戒惧苍天、顾念幼儿均不足以制止他的脚步。这样一来,开篇男主人公的些微游移,倒是强有力地引向和突出了他最后的决绝。《妇病行》叙男主人公丧妻后到市诸事,细节也高度真实。如其中“道逢亲交”一句,已是说他遇上亲戚旧交;“泣坐不能起”一句,则说他悲泣乃至于不能起立;“从乞求与孤儿买饵”一句,方才接上前面“逢亲交”一事,说的是向亲交乞援。“对交啼泣,泪不可止”一句,则又回去说泣,唯前面作“泣坐不能起”,这里作“泪不可止”,侧重点各不相同;“我欲不伤悲不能已”一句,是说他不仅泣,而且还解释不能不泣之由;而“探怀中钱持受交”一句,方又接上前面的乞援。这种絮叨和凌乱,极真实地呈现了主人公丧妻的情感状态。《有所思》聚焦于女主人公遭遇情变的强烈内心变化,先一层层凸显其爱之深,转头又一层层凸显其恨之切,再以冷笔森然闪现其游移,最后说她不了了之,凡此都高度切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两汉乐府民歌巧于取舍题材,与其说是由于对写作艺术的把握,不如说是由于对现实生活逻辑的驾驭,文学艺术的根基不就在这里吗?《庄子·齐物论》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如此才是真正的天籁。

剪裁还意味着题材的安排。《东门行》《妇病行》《有所思》诸诗,基本上按历时顺序来安排情节单元,就是说它们是前瞻性的,从叙述策略或安排上看,在前面出现的叙事不包含基于后来事件的回望。这是文学叙事最常见的布置方式,大多数作品的题材单元就是这样排列和组合的。《孤儿行》对题材的安排相当奇特。该诗云: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皵),足下无 菲(屝),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月)〔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尺素,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瑟调曲》)《孤儿行》写的是以孤儿为核心的家庭伦理问题,也是崭新的题材。它主要叙述孤儿不得不从事的三件事情,即行贾(附以腊月归来,兄嫂勒令办饭视马等)、行汲以及收瓜。主人公“孤儿”谓“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则这一家庭的大致方位可以明断;又谓腊月归来,“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提及养马之事;复谓“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综合研判,其家乡殆在当时并州凉州之干旱少雨、吃水困难的西部地区。诗歌的主人公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今昔巨变,转折点在于父母离世。父母在时,他备受呵护,坚车驷马,锦衣玉食;父母去世后,他掉进了火坑冰窟,受尽了兄嫂百般役使、逼遣之苦。耐人寻味的是《孤儿行》对几个题材单元的布置和安排。行贾(附以办饭和视马)、行汲、收瓜诸事虽前后相继,但一切都是基于眼下遭遇的回顾。清儒陈祚明曾说:“‘下从’至‘黄泉’为句。下忽起一端,另写时令,从‘气’及‘草’,从‘草’及‘桑’,从‘桑’及‘瓜’,来脉迢迢,几许宛曲。‘春气动’三字,又微若跟‘地下黄泉’。此段文情甚奇。味通篇前后,‘将……瓜车’似是实事,诗正咏之。前此‘行贾’、‘行汲’,乃追写耳。不然,何独于将车一小事,如此细细咏叹耶?”(《采菽堂古诗选》卷之二)的确,叙行贾(附归来办饭和视马)当是追忆过去,叙行汲也是追忆,叙收瓜而瓜车翻覆瓜被人吃,惹来兄嫂责詈,才是直面眼下(当然严格说来,此事也是在追忆中呈现的)。

《孤儿行》对题材的安排,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叙事策略。乍看之下,它也像《东门行》《妇病行》《有所思》等诗那样,沿时间延续的方向,由远及近安排各个题材单元,其实则完全不同。可以这样理解,《东门行》诸诗在叙说前一件事情时,设定“不知道”后一件事情。《孤儿行》在叙述前面的事情时,总是

贯穿着主人公在后来遭遇中滋生的情怀。《孤儿行》甫一开篇,“孤儿生,孤儿遇

生,命独当苦”一句,凸显孤儿对运命蹇劣的悲叹。这种情怀就不是在“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诸事前产生的,准确地说,它直接关联的最切近的事件,是瓜车翻覆后兄嫂的责究——孤儿对命运的怨嗟不必就是此时才产生的,但从叙事机制上说,笼罩全诗的对命运的怨嗟却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情怀。《孤儿行》主人公在最后形成的关键情感元素,是“愿欲寄尺素,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

久居”(联系上文所说“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可知主人公这是在申明不久就将追随父母于地下)。这种情感元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故父母的强烈偏向,一是对现实中欺凌自己的兄嫂的强烈拒斥。这一情结回望式地贯穿了全诗。“行贾”一个片段,冠以“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已是这一情结的吐露。“行汲”一个片段,以“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收束,是再次凸显这一情结。总之就叙事机制而言,这些都是从主人公最后的核心情感发散出去的。叙事中这种回溯性的观照,是汉代乐府民歌布置和使用题材单元的更复杂的方式。

应该强调,《孤儿行》中,主人公解决问题之道带有“欺骗性”。寄信于地下父母、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说得煞有介事,仿佛实有可以倾听自己诉说、关怀自己的现实对象,实有那样一个温暖的归宿,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虚妄的。信写成也无从寄,即寄也无以达,即“达”(据主人公“相信的活动”)也无以解

决任何现实问题。冀望以一种不具实效的解决方式来解决现实苦难,只不过透骨地写出了孤儿的惨痛、孤单和无奈。而他越是抱持这种热望,就越是让人感觉悲凉。《孤儿行》从头到尾反复强化这一题材单元,强化主人公这一情感取向,从艺术上讲具有极高的合理性。

傅斯年曾说:“《诗经》之最大艺术,在其不用艺术处。”(《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4页)我们同样可以说,汉乐府民歌之最大艺术在其“不用艺术处”。其剪裁运化之功源于对生活逻辑的把握,所以天机盎然。而随着机械性规则日益丰富和定型,后代诗歌在艺术上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因为有“机事”、有“机心”而“纯白不备”,天然高古之

趣遂衰。汉乐府民歌由此成为后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艺术楷模,成为他们试图从机械性规则中松绑时追模的重要对象。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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