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保天随和他的中国文学史

2016-05-08 09:50:39

□ 撰文/赵苗


东京大学

在19世纪末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文学史作为新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从西洋导入日本。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学者,早于中国学者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并对有关“文学”、“文学史”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对有关“文学史”的著述体例进行了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中国文学史为中国本土文学史提供了先导性的研究范式。在明治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家中,久保天随和他的《支那文学史》值得关注,这不仅在于他的《支那文学史》刊行时间较早(1903),更在于他受西洋文学史观的影响,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大力倡导中国白话戏曲小说的价值,打破了传统诗文一统天下的局面。

久保得二(1875-1934),号天随,又号默龙、青琴,1875 年生于日本东京。与明治时期大多数的汉学家一样,久保天随毕业于被称为“日本汉学家摇篮”的东京大学汉学科。他精通汉语、英语和德语,著有汉诗集、汉文汉诗评译、纪行文集、西欧作品翻译集等共约一百四十部作品,不过最具盛名的仍是中国文学史。1903年,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由日本的人文社出版,1904 年推出另一部《支那文学史》,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尽管两部著述同名,但是在体例编排和文学史观上有较大差异,体现了久保天随对中国文学史的新思考。

在1903 年日本人文社版《支那文学史》的卷首,久保天随列出了文学史撰写的三个标准,即:务求记述文字简明清楚,具有精准的理论根据,对作家及作品的公平批评态度。久保天随进一步阐释,“具有精准的理论”是指中国文学史的撰写须体现明确的文学史观。这是针对当时日本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史存在着将“国学”、“学问”与文学混为一谈的情况,有些文学史的内容颇为庞杂,一部文学史往往也是一部国学史。久保天随对此进行了谴责:

所谓文学史,是以历史的顺序论究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中国文学史,正如标题所揭示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也就是中国的文学作品。本来日本并没有本国的文学史,更何况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一些并非真正理解西洋文学史之内涵、似是而非的学者撰写了所谓文学史。……我虽才疏学浅,但是有感于日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敢于公开宣言本人是东亚文献研究的第一人。在此之前虽然出现了两三部号称中国文学史的作品,无非是见识浅薄学者之作,其价值根本不值一提。著者甚至根本不明白文学与文学史为何物,所著无非是学者的小传及著者的解题,只是并无多大意义的罗列而已。更有一些人,其实对于中国历代文集并不通晓,所著文学史无非是取巧,故难以做到对中国文学作品公平的鉴赏与精确的评判,这些人无异于学界的鼠贼。……所有的艺术,以形式与内容的调谐为最上乘,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对此二者有轻重之别。由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时代印记与个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将两者加以区别。我所进行的研究在遵照文学的根本规则的基础上,尽可能简易明晰,力求在对于作家作品上,既有精确的文学理论依据,又有公平的批判态度。(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日本人文社出版,1903,5页)

久保天随的观点很快得到学者大町桂月的响应。大町桂月随后在明治三十七年(1904)一月的《太阳》杂志第10 卷第1号上,发表了题为《评天随的〈支那文学史〉》一文,声明支持久保天随的观点。大町桂月在文中这样评述:“迄今为止日本撰写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有十几人,然其皆不明白文学为何物,文学史又为何物。其将历史学家、文章家、古典学者或者语言学者认为是文学家,将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哲学相混同。所谓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无非是作者传记加作品摘要的罗列。不追问思想,只诠索形式,只记录文学发展变迁的轨迹,却忽视文学内在的生命价值,完全是机械的罗列作品。因此若要撰写中国文学史,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史’。”

从出版时间上看,久保天随与大町桂月矛头所向,是末松谦澄、古城贞吉、笹川种郎、儿岛献吉郎、藤田丰八。其中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是日本第一部以“文学史”题名的中国文学史,但只是一部先秦诸子学说的小史,而且出版时间早在1882年,与久保天随的年代相隔较远。久保天随与大町桂月直接抨击的对象当属古城贞吉。1897年,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出版,此书在日本和中国受到广泛的关注。尽管此书在文学史的分期及叙述模式上颇具开创之功,然而书中出现的“书契的起源以及文字的构成”、“周代的学制”,“古代文字”、“篆隶的变迁”、“造字的基础”、“诏敕”、“上书”、“书牍体的文章”等,超出了“文学”的叙述范围。久保天随所指责的,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学史”。久保天随从近代西洋意义上“文学”的角度考量,认为这类文学史更接近于“国学史”。然而,久保天随与大町桂月的攻击面过宽,其时已有笹川种郎与藤田丰八等人的中国文学史问世。笹川种郎较早接受西方近代文学观的影响,已将中国的戏曲小说列为文学史的叙述内容;而藤田丰八则在1897年至1904年间刊行的《中国文学大纲》中开辟专篇论述李渔、汤显祖及其作品,将小说戏曲视为与传统诗文同等的地位。

久保天随、大町桂月力求对“文学”的阐释接近西洋学术的层面,指出当时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误将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哲学相混同,存在文学与国学并存的文学史著述,这种观点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在新旧观念交替的年代,有关“文学”的理解变动不定,尽管久保天随早在1903 年便提出上述观点,然而并未被完全认同,如1912年出版的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中仍然有文学与文字、文学与学校、文学与科举、儒学、佛教以及道教等内容,这只能说明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由传统“文学”向西方近代“文学”的转型还需要时间的磨合。

久保天随其实并没有给出“文学”的确切定义,不过通过他在《支那文学史》中的一些阐述,仍可以看出他对“文学”所作的思考。他认为:“所有的艺术,以形式与内容的调谐为最上乘。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对此二者有轻重之别。由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共同思想与个人性情相结合的产物,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将两者加以区分。”(《支那文学史》,2页)久保天随的这段论述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他认为任何艺术以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为最上乘,文学史的研究亦要顾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不能只关注作品的内容与思想倾向,而忽略文学作品的形式。其次,久保天随提出“时代共同思想”与“个人性情”相结合,指出文学作品是时代共同思想与作家个性差异的统一体。所谓“时代共同思想”,与丹纳所提出的“时代精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丹纳看来,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首先要设想的就是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久保天随将丹纳的“时代精神”、“风俗概况”对文学的影响移植到《支那文学史》中,阐释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以丹纳的学说来解释中国文学的现象与发展规律并非久保天随的首创,早在古城贞吉和笹川种郎的著述中已有体现。因此尽管久保天随标榜自己的著述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但其实他对于此前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仍有所继承。

如果说久保天随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首创,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填词”的阐述,而他本人也颇为得意地自称是“日本对中国文学的填词进行论述的第一人”。他认为:“世间一般的文学史家未有论及‘填词’的,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平仄的规律。如果不懂得填词,那么对于元代特有的文学形式‘杂剧’、‘传奇’就不能很好地展开研究。现今的情况是,坊间流行的两三部中国文学史还不能对‘填词’进行论述。填词,是以声调限制的律语的一种,始于六朝,至唐代中叶开始发芽,五代时期逐渐成长起来,至宋代开出了绚烂的花朵。之所以填词在宋代兴盛起来,是由于自唐代中叶的韩愈、白居易开始已经出现了散文化倾向。尽管宋代的诗歌也不乏佳作,但是诗歌发展至宋代已经有一些陈腐之气。与诗歌相比,填词更有清新刚健的气息,因此逐渐流行起来。加之南渡以后散文衰落下去,一代才人艺士倾力于填词,填词因此愈加发展起来。”(《支那文学史》,273-274页)

明治三十七年,久保天随的另一部《支那文学史》由早稻田大学出版,相比一年前人文社出版的《支那文学史》,此书明显增加了有关中国戏曲小说的内容。在第四编“近世文学”中,久保天随对元明清戏曲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单列章节叙述。在第四编“近世文学”的第一篇“金元文学”中,久保天随将《水浒传》列为第十节。他在开篇这样阐述:“如果说《琵琶记》是元代戏曲的代表,那么《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元代小说的代表。《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被称为中国小说的四大奇书。”久保天随接下去谈到《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他认为:“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罗贯中,有人认为施耐庵,亦有人认为《水浒传》乃罗贯中与施耐庵二人合著。持第一种观点,即认为罗贯中所著者,乃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王圻认为:《水浒传》,著者罗贯中,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水浒传》描述奸盗脱骗,机械甚详,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可知世间认为作者为罗贯中可能有误,或许是“罗贯”一名的误写。持第二种观点,即认为《水浒传》为施耐庵所著者,见于胡应麟的《庄岳委谈》。第三种观点出自清代评论家金圣叹等人,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为施耐庵所著,七十回后的故事乃施耐庵的弟子罗贯中所续写。据《菽园赘谈》:“小说家言,信笔挥洒,不无失检。圣叹从而润色,托之耐庵古本,遂觉洋洋大观。何物罗贯中,强行干预,妄行续貂?七十回以前,被其窜乱者亦复不少,实《水浒》一大厄也。至毅然以忠义之名褒群盗,更为耐庵所不及料。后人不讥贯中,而讥耐庵,曷不取圣叹所批之本而观之?此虽事之小者,然实关系于人心风俗之大,余故不能已于言。”(《支那文学史》,早稻田大学,1904,248-249页)

在梳理上述有关《水浒传》作者的三种说法以后,久保天随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据我看来,《水浒传》的作者应该是施耐庵。第二种说法并不可信。目前世上流传的《水浒传》有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未见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是李卓吾《忠义水浒传》,七十回本是金圣叹评本。金圣叹评本往往篡改原文,并删改了七十回以后的内容,与古本差异较大。《西厢记》与《水浒传》由于李卓吾校刻比较接近于古本。”(同上,249-250页)

久保天随对白话小说作者的考证,已经意味着对戏曲小说观念意义上的转变。他不仅将历来不入流的小说堂而皇之地列在文学史中,而且对其作者进行考证,体现了西洋文学观对传统文学观的挑战。有学者指出,20 世纪初日本学者所构建的这种考证的研究模式,并非清代考据之学的直接延续,因为尽管清代的考据之学颇为兴盛,却将小说戏曲严格排斥在外。因此久保天随对于小说戏曲的作者、版本源流所进行的考证,是在西洋史学观照下融合近代文学观与研究方法的对于中国清代考据学的一种重新阐释。当年胡适就是从对中国白话小说考证出发开始了文学的新研究,他所说的“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与久保天随对于《水浒传》的考证一样,都标志着小说研究的新方向。

1904 年早稻田大学版《支那文学史》与1903年人文社版相比,可以看出久保天随对中国文学所做的一些新思考。人文社版《支那文学史》中不乏与“纯文学”不相关的经学、文字学、训诂学、史传等内容,时隔一年,早稻田大学版的《支那文学史》不仅剔除了上述内容,而且在“序论”中加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以及方法”、“中国文献的九大散遗”、“中国文学的特质”、“中国文学的分期”等内容,这不仅是在结构上所作的调整,也意味着文学观的转变。与人文社版相同,早稻田大学版的《支那文学史》更侧重上古文学。为清楚看到各章节的比例结构,现将各章节页数统计如下:“第一期 上古文学”所用篇幅160页,“第二期 中古文学”包括“两汉文学”、“魏晋文学”、“江左文学”在内共计194页,“第三期 中世文学”中仅“唐代文学”部分就达117页,“宋代文学”为76页,“第四期近世文学”包括“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在内,共计 221页,其中“金元文学”70页,“明代文学”70页,“清代文学”八十馀页。从上述的比例分配上看,“上古文学”部分明显列为全书叙述的重点。这种叙述构架可能与日本历来认为先秦思想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有关,尤其是江户时期幕府统治者对于儒学的大力倡导,使得诸子学说在明治时期仍有影响力。日本对于先秦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日本历史上对于中国典籍所作的训读①其实主要是先秦诸子学说。

可以说用训读的方法阅读先秦的儒家经典已经内化为日本学者的一种素养。尽管在5世纪前后,儒学才以官方的渠道传入日本,但是此前先秦诸子著作已经在日本的民间广为流传。作为日本最早的成文法,7世纪初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儒学,其中“以和为贵”、“治民之本在于礼”等思想都是基于儒家典籍。成书于8 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日本最早的文学与历史著作,对于日本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这两部书也都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至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更是被确立为官学。在长达264 年的江户幕府统治期间,儒学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历代幕府将军都推崇中国文化,如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本人就有很深的儒学修养,他召集学者讲译汉学经典,亲自主持刊行《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孔子家语》《六韬》《三略》等汉文书籍。可以说儒学之于日本历史文化有难以割裂的渊源,因此日本的学者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历来十分关注,目前日本各图书馆所藏与先秦两汉文献研究相关的图书目录来看就达三千六百种,其版本包括中国流传日本的刻本以及日本、朝鲜的自刻本(参刘毓庆、张小敏《日本藏先秦两汉文献研究汉籍书目》,三晋出版社,2012,2页)。可见日本对于中国先秦文化受容之久远与深刻。

以上对久保天随两部《支那文学史》的内容与体例进行了大致梳理,并对久保天随的主要文学史观进行了叙述。从最早的笹川种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支那文学史》,到笹川种郎、白河鲤洋、大町桂月、藤田剑峰、田冈岭云合著的《支那文学大纲》,再到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透视出日本学者对中国小说戏曲价值与意义的认可逐渐成为文学史家的一种共识。除《支那文学史》以外,久保天随还在《支那文学评译》丛书中撰文评论《三国演义》《水浒传》,向日本读者介绍《儿女英雄传》《金瓶梅》《西厢记》《长生殿》等小说戏曲名著,使更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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