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章吐气 为不遇痛哭

2016-05-08 09:50:37

□ 撰文/周先慎

《叶生》这篇小说写的是在科举考试制度下,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小说的内容和人物的思想感情,都是植根于蒲松龄本人的生活遭遇和深切的生活体验之中的。小说字字句句都饱含着作者的悲苦和辛酸,是一篇写得十分痛切的血泪文字。冯镇峦在小说结尾处评论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看看蒲松龄一生在科举考试上的苦苦追求和惨败,便知此评十分中肯。

蒲松龄才学超卓,一生热衷于科举考试,但道路坎坷,屡试屡败。科场上的挫折,被他视为人生的最失意处,也是最伤心处。他十九岁时,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受到清代著名诗人施愚山先生的称赞和重视,但以后几十年多次参加考试,都是失败而归。直到五十多岁时,虽然受到贤淑、理性的刘氏夫人的劝止,却仍然不忘进取,然而终其一生,连一个举人都没有考中。七十二岁时援例被选拔为岁贡生,朋友祝贺他,他写了一首《蒙朋赐贺》的诗来回答。诗中对他一生的科场失意表现出极大的遗憾,出语极为凄苦:“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这样刻骨铭心的失意、羞愧和伤心的痛切体验,都被他提炼、凝聚到这篇小说中来了。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构思非常巧妙,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故事,写得很曲折,很丰满,很充实。小说以主人公叶生在科举考试上的遭遇和命运为内容、为线索,却是从两面来写。这两面,就是叶生的“遇”与“不遇”。作者是以其“遇”来写其“不遇”,或者说是着笔于“遇”,而着眼于“不遇”。两个“遇”字有不同的含义:前一个“遇”字,是知遇的意思,指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不仅知音、知心,并且真诚而又热情地支持和帮助他;后一个“遇”字,是际遇的意思,指他的遭遇和命运。“不遇”,就是说他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屡考不中,命运很不好,很倒霉。这两面一好一坏,原本是相反的,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又是互相联系、相反相成的。在情节的组织安排上,两方面有分有合,有明有暗,有主有从,相互依存,相互发明,在曲折多变中,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写得非常充分,将小说的悲剧气氛渲染到了极致。

小说的开头这样介绍叶生:“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这既是写叶生当前的境遇,也是对他一生遭遇的概括;读者透过文字不难看到,其中所蕴藏的,其实是作者蒲松龄本人一生科场失意的惨痛经历。这一段简短的人物介绍,是整篇小说情节的发端,着眼点是主人公的“不遇”。而下文写的却是与此相反的另一面“遇”,但转换却一点也不显得牵强,而是十分自然,顺理成章。

小说接着就写一个叫丁乘鹤的人,到淮阳来任县令,读了叶生的文章,非常惊异和称赞,就召他来见面。晤谈之后,大为惊喜,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就热情地邀请他到官署来读书,给予他灯火费用的资助,还不时赐给钱粮帮助他的家庭。乡试预考的时候,又特意向学官推荐,帮助叶生考了个第一名。这个人物的安排及其活动,是别具深意的。因为对一个士子来说,知音或者说伯乐,应该是在选拔人才的科场之内的,而现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赏识与同情是来自于科场之外的一个县令。这就包含了对科举考试弊端的一种不满和讽刺。

更鲜明的对比且令人深思的,是考试的结果。丁公基于对叶生才学的了解,对他参加乡试抱着很大的希望,考完以后,就马上索要他应试的文章来看,看后大为称叹。但结果却是:“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铩羽。生嗒丧而归,愧对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铩羽”是用鸟的羽翼遭到摧折来比喻考试的失败。“依然”二字,说明失败已经不止一次了。“时数限人,文章憎命”,这完全是作者蒲松龄对自己久考不中的感受和认识。他很自负,对自己的文才十分自信,因此对屡次考试的失败,除了怨恨考官瞎眼不能识才外,就是归结为“时数”,即命运不好。他在一首题为《试后示箎、笏、筠》的诗中这样写道:“……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文字即擅场,半由听天数。”他甚至认为,正因为文章写得好,所以命运才这样不顺。所以他在小说中化用了杜甫《天末怀李白》诗中“文章憎命达”的句意,来描写叶生,同时也是表达他自己考试失败后的无奈和痛苦。而对叶生“形销骨立,痴若木偶”这种痛苦到了精神麻木的描写,也完全是蒲松龄本人的自我写照。他在四十八岁时参加乡试,因“越幅被黜”落第归来后,写了一首《大圣乐》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不仅彻骨之痛与小说人物叶生相同,就是用词也很相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蒲松龄是如何将他自己真切的生活体验,熔铸概括到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中去的。以上是以其遇写其不遇的第一层。

接下去,写叶生辞归故里,“杜门不出”。这时小说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又极不容易为读者察觉而为后文情节的发展预设的伏笔,一是,“无何,寝疾,公遣问不绝;而服药百裹,殊罔所效”。生病,卧床不起,服药很多,全无效用。二是,丁公“以忤上官免,将解任去”,写信告诉叶生,很快要回归故里了,但迟迟未成行者,是因为要和叶生见最后一面。信写得感情真挚,出语十分感人:“足下朝至,则仆夕发矣。”叶生在病床上读了这封信,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回复来人:请告丁公,我病重,一时不能痊愈,请先动身吧。然而“公不忍去,徐待之”。这是写丁公对叶生从惜才、爱才,到同情,再发展到真诚、深挚的友情关爱。三是,“逾数日,门者忽通叶生至”。先是说病重不能来,现在却又突然来了,这个“忽”字,会让细心的读者感到有点蹊跷。但这正是小说的描写值得注意和玩味之处。不过接下去写叶生的一番话,却又合情合理,完全可以解释读者心中的疑惑。他对丁公说:“以犬马病,劳夫子久待,万虑不宁。今幸可从杖履。”“可从杖履”,是说病情稍有好转,勉强可以随侍左右了。因为自己生病而耽误了朋友的行程,心中不安而至于“万虑不宁”。他是为朋友的真情所感,才带病随从的,这当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一段,看似从叶生之不遇写其遇(因为命运不好,才更得到朋友的同情和真诚关爱;而诚挚的友情,也因此而显得更加珍贵),但后文的发展,这些笔墨却还是都落到了写其不遇上。

不遇中之遇,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写叶生由于得丁公之知遇,终于获得了为文章吐气(也就是以事实证明自己真正富有才学)的机会。叶生跟随丁公回到他的故里,公命其子拜叶生为师,日夜跟随他学习。公子聪慧,又刻苦学习,经一年“便能落笔成文”。叶生为报知遇之恩,在教学上非常认真,且毫无保留,“以生平所拟举子业”(为准备考举人而拟作的八股文),“悉录授读”。结果,公子参加乡试,“闱中七题(按当时的规定,乡试首场考试共有分别出自“四书”和“五经”的七个题目),并无脱漏,中亚魁(第二名)”而归。这时,丁公不是首先为自己儿子的考中而高兴,而是为叶生这样优秀的人才被埋没而深深感叹,谓生曰:“君出馀绪(意思是只是拿出你才情学问的一点点),遂使儒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叶生回答的一段话,实是道出了蒲松龄本人的心声,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欷歔不已:“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无憾,何必抛却白纻(唐宋时士子未考中前所穿的白色衣服。“抛却白纻”即指考中而换上了官服),乃谓之利市哉。”这段话所表达的感情十分复杂,一则是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二则通过所教学生能考中也间接证明了自己的才学,为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而感到欣慰;三则作为一个士人,能遇到一个知己,已比考中做官这件事更有意义,一生因此而可以无憾了。表面看来,学生的考中似乎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欣慰中表现出一种豁达和淡定,对世俗的人生追求也有所超脱。然而细味就不难发现,在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仍然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的失落感和深沉的悲哀。这是以其遇写其不遇的第二层。不遇之悲苦和愤懑,写得更深,也更具有思想的力度了。冯镇峦在这段“为文章吐气”的文字后评论说:“此数语为古今不遇才人放声一哭。”此语并不夸张,确是血泪文字。

第三层,情节似乎继续在向光明和畅朗的一面发展。从写学生的高中(借此实现了为文章吐气),进而写到叶生自己也时来运转,竟顺利地考中了举人,可以衣锦还乡了。这期间,小说处处着意写丁公父子对叶生的帮助和照顾,写叶生持续不断地得到的知遇之情。先是公“以其久客,恐误岁试(户籍所在地的学官每年一次对当地秀才的考核,是获得参加乡试考举人资格的必要程序),劝令归省”,本来不忍离别,却为叶生的功名前途着想而劝他回乡。但生却因不愿离开而“惨然不乐”,这当然也十分合理,正像此前丁公免官解任,坚持要和叶生告别才肯启程,而叶生最后是带病“从杖履”一样,都是出于朋友间的真挚情谊。继而写在此情景之下,丁公转而让叶生随公子进京,并“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所谓“纳粟”,就是以合法的方式,花钱为叶生买来一个不通过岁试科试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的监生资格。再后是写“公子又捷南宫(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而考中了进士),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监,与共晨夕”。“与共晨夕”四个字,就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可以想见公子是处处都给予叶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的。在这种情境之下,过了一年,“生入北闱(指在今北京当时称顺天府参加乡试),竟领乡荐”,顺利地考中了举人。至此,日夜梦想、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这是写“遇”促成“不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穷”而转“达”。读到这里,故事看来似乎会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

然而,接着第四层就写叶生考中举人后,衣锦还乡。这是喜剧的大高潮,同时也是悲剧的大高潮。而手法仍然是以其遇写其不遇。就连还乡的因由和实现,也都是出于朋友的关怀和支持。叶生中举人后,实逢“公子差河南典务,因谓生曰:‘此去离贵乡不远。先生奋迹云霄,锦还为快。’”生欣然同意,于是“择吉就道,抵淮阳界,(公子)命仆马送生归”。

待生回家以后,情节却陡转直下,出现了由喜转悲的骇人场面。先写生“归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这已经很有一点悲剧气氛了。但因为这是贫寒家境极自然的景象,也是中举还乡的叶生见景生情极自然的反应,因此还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可是,接下去的种种情景就十分奇异了:“(生)逡巡(二字传神)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见到多年离别的丈夫归来,不是高兴地上前迎接,而是“掷具骇走(四字传神)”。在这些非同寻常的情景背后,显然有着我们所不知而又非常想知的重大隐情。在当时特定的情景之下,还只是一方(妻子)知情,而另一方(叶生,还有随叶生回家的读者)全不知情。这就造成极大的悬念,吸引读者产生急切地要读下的强烈欲望。小说接着写道:“生凄然曰:‘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觌,何遂顿不相识?’”妻遥(“遥”字活现惊惧之状)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至此,谜底揭出,但读者仍然不知底里。妻子继续叙述事件的全过程:“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将卜窀穸(选择墓地)。勿作怪异吓生人。”读者不知道,甚至连叶生本人也不知道,他原来早就是以人的面貌出现和活动的一个鬼。这令人惊骇,令人震撼,同时也令人悲怆和沉思。

下文作者使用幻笔,却又是实中有幻,幻中有实:“生闻之,怃然惆怅(鬼而有人的感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妻惊视之,衣冠履舃,如脱委焉。”写人物的感情,人物的行动,甚至写鬼身的幻灭,都栩栩如生,读来历历如在眼前。

实与幻的结合和交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是作者在《聊斋志异》中惯常运用的手法。这篇小说的整个故事,基本上都是以现实生活的形态演进的,显得非常真实;而且由于人物感情的丰富而具有强烈的人情味和现实感,直到结局才让我们知道作者原来写的是一个鬼故事。其实,作者在行文中是曾有所暗示的,前面写“门者忽通叶生至”的那个“忽”字,与后面写叶生“扑地而灭”的这个“灭”字,艺术上起到了一种遥相呼应作用。没有明白写出来,但在闪烁掩映之间,并不是毫无踪迹可寻。有暗示,却又不露痕迹。这样,在幻实显隐之间,就更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回味之处。正是由于小说使用幻笔,却又基本上以现实生活本身的形态来呈现,完整地写出了叶生因科举考试失意而悲伤,而惭愧,而致病,而亡故,变成鬼也仍然奋斗不息,为朋友之子、也为自己赢得了功名,却又在最后一切都归于幻灭。经过这样精心的艺术经营,才把科举制度下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得那样悲惨、沉重,那样激动人心和令人深思。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最后,经过从塾中回来的儿子,与惊魂未定的母亲,以及送叶生归家的从者,三方面情况的交流和沟通,这才“始得颠末”。所谓“始得颠末”,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事情的开头结尾和前因后果。至此,读者在读完这个亦喜亦悲、大喜大悲的故事之后,在产生豁然明白、原来如此感受的同时,不能不感叹:在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下,不知有多少人才被埋没,也不知制造了多少像叶生这样死后阴魂不散的冤鬼!

篇末的“异史氏曰”,篇幅较长(约相当于正文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聊斋志异》中是比较少见的。文章用骈文的形式写成,使用了许多典故,显示了蒲松龄渊博的学识。但读来并不感到有堆砌的弊病,却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正文相呼应、相映照,仍然在“遇”和“不遇”两方面做文章,感知己之可贵,叹伯乐之难求,悲命运之不偶,写得十分悲愤、沉痛。与正文并读互证,当对《叶生》所表现的蒲松龄的思想感情有更深切的体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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