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景与地理之间

2016-05-08 09:50:35

□ 撰文/杨朗

在柳宗元的游记作品中,《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得到的关注并不太多。虽然姚鼐《古文辞类纂》、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等重要文章选本皆收入此篇,但此文影响力显然不及“永州八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在于此文的写法。“永州八记”中的每一篇游记都集中描写一处景致,而《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则罗列诸多地名,而以写景之语点缀其间,结构上不如“永州八记”紧凑。虽然柳宗元也有《愚溪诗序》这样涵括多处景致的文章,但其以“愚”字一气贯注,主题集中鲜明。《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则并无此种文眼,全篇似乎只是一味铺叙,开篇既没有点题之语,结尾亦无总括之文,似乎缺乏明晰主题。这一独特性似乎可以解释为何此文的历史影响有限,不过,对于严肃的读者来说,这种独特性也应当引起充分关注:为什么柳宗元要这样谋篇布局,其行文之中会不会隐含着某种“主题”?

实际上,柳宗元在柳州任上创作的记体文章很少,收入文集中的除了本篇,就只有《柳州东亭记》。而他在永州则创作了九篇游记——“永州八记”与《游黄溪记》①。章士钊认为其原因在于柳宗元做柳州刺史之后,可以实际主政,因而出游减少,即使有两篇记体文,也不过是“登录地理、用备参稽之作”,与之前判然有别(参《柳文指要》卷二九)。实则柳宗元到柳州之后,出游与应酬并不少,从他大量描写柳州风景的诗歌中就可以看出来。不过章士钊的说法倒点出了一个重要的特征——“登录地理”。的确,《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看起来很像地理志中的片段:根据方位罗列山川,标示地名,说明物产。这似乎也确实符合一位地方长官“用备参稽”的需要,具有官方记录的程式化特点。既然如此,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地理志书的写作特征,看看在“登录地理”这一点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否与之完全相合。

与此篇写作时间(元和十年至十四年)最为接近的地理志是李吉甫主持修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八年)。其中虽然有对于柳州之记载,但文字非常简略,先简述柳州之沿革、州境、八到、贡赋,再简单介绍所辖县之沿革,及其河流之基本方位。其所有记载都属于客观的地理与政治事实,可以核实,能够度量。如果说柳州可能因资料缺乏而记载疏略的话,那么再看看最重要的京兆府,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写法,因为资料丰富而增加最多的部分就是地理沿革。其所有记载也都是客观确切并可以查考的,即使引用到诗文,例如记终南山引用潘岳的《西征赋》,那也并非为了状物,而在于考证“终南、太一非一山也”。唐初的《括地志》(550卷)比《元和郡县图志》(42 卷)记载要更为详细,如今虽然已佚,但从辑本仍可窥见一斑。其特点是旁征博引正史稗书,例如记云阳陵则引钩弋夫人之史事,记兹泉水则引姜太公事等,一如梁顾野王《舆地志》之写法。而这也是一种客观记载,虽然历史上的传说不尽可信,但说到底,皆有史可查,并非个人之经验。唯一的例外恐怕是郦道元《水经注》,其中大量细致的风景描写基于作者个人体验,而非来自史料的记载。但《水经注》毕竟是一部注,其母本《水经》乃是一部不折不扣“登录地理”的地志,一如前面提到的几部书,而郦道元可以在注文中有较大发挥,渗入个人的主观体验以补充客观的地理记载。所以,《舆地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应当是地志的主流,重在客观化地记载地理沿革、山川方位与历史典故。《水经注》作为一部注本,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挥,因而有较多个人色彩,此为特例。

然而正如不少人所指出的,柳文更接近《水经注》。换言之,柳宗元的这篇“登录地理”之作明显地渗入了个人体验的色彩。可是,《水经注》的个人体验是为了补充《水经》提纲挈领的简略记载,而柳宗元此篇本身就得记录纲目分明的地理大势。所以,柳文实际上具有两种色彩,第一种是“登录地理”式的客观记载,另一种是对于山水景物的主观体验。我们来看看这两种色彩是如何在此篇文章中具体呈现的。

文章一开始从柳州的州治写起,然后先从其北部入手,有背石山、浔水、龙壁等,其后是南部的甄山、驾鹤山、屏山、四姥山等。因为记载的是“可游者 ”,所以文中必须点出其与众不同的地理特色,例如“夹道崭然”(背石山)、“壮耸环立”(驾鹤山)、“正方而崇”(屏山)、“独立不倚 ”(四姥山)等。应该说,这种描述虽然亦有主观感受之成分,但其言简意赅,仅陈大体,所以尚不失地理志的行文特点。接下来文章写到西部的仙弈之山时,则风格一变,仿佛之前的柳宗元是在向人一一指点提示,此时他竟一把握住人的手,直奔那山水深处去了。他领着人从西边上山,“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然后先来到宇,“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仿佛用手一一指给你看,这就不是仅陈大体,而是曲尽其妙了。接下来,柳宗元又领着人“东登入小穴”,“无窍,正黑,烛之,高仅见其宇,皆流石怪状”,这里面一团漆黑,柳宗元还特意点着蜡烛让人看清楚怪石。然后再来到屏,“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临大野,飞鸟皆视其背”。柳宗元愿意耐心地陪人走完一段黑路,然后终于看见一片光明,再往上走出去,则视野开阔,可以俯视一片大地。正在这时,他还提醒你看看飞鸟,它们都已在下面了呢。最后,文章还介绍了山上的“石枰”,以及本地的物产。由此可见,柳宗元这段对于仙弈之山的描述明显具有主观体验的色彩,虽然其中一次主语都没有出现,也未提到任何特定的游览时间,但全部行文都充满行动感,带领读者重新体验了一次作者自己的体验。清代孙琮即认为此文“中间叙石穴一段,最为出色”(《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但这种文字已显然有别于地理志那种客观确切的记述风格。

阅读后面的文字,则读者似乎感觉自己慢慢从一座高峰上下来,复归于平静。先是石鱼之山,文章依次介绍了山形(“如立鱼”)、洞穴、灵泉等。接下来,柳宗元特别描写灵泉流动的声音,“泉大类毂雷鸣”,然后,“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涧,因伏无所见,多绿青之鱼,多石鲫,多鲦”。这里又传达出比较细节化的个人体验,不仅有听觉,也有视觉——“绿青之鱼”,倘若以地理志的写法,这一句话没有必要,因为缺乏明确所指,况且石鲫、鲦鱼都是有青色花纹的鱼类,亦与之重复。但柳宗元点出“绿青”,却正好令人产生联想,除了确定的石鲫、鲦鱼之外,其他种类的绿青之鱼,甚至不明种类的朦朦胧胧的青鱼影像都可能浮现在人的头脑之中。结尾,文章更进一步向地理志的风格靠拢。先写雷山、雷水、雷塘,而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比较神秘。于是文章接下来叙述祈祷用的物品,这倒有些《山海经》的味道了。实际上,陈衍就说此文“全学《山海经》”(《石遗室论文》卷四)。然后,文章提到石鱼之山南面的无名美山,最后以峨山、峨水的方位结尾。看上去,这篇文章的开端是从地理志的笔法进入,中间忽然转为游记,最后又以地理志的形式煞尾,显得文风摇曳疏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问,除了文章风格的追求外,柳宗元为什么要给游记披上一层地理志的色彩,或者柳宗元在“登录地理”之时为何着意描写风景之美?这其中,究竟有没有他更深的考虑?

其实,只要细致地阅读“永州八记”,我们就能发现这种地理与风景的结合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一个明显特点。几乎所有的篇章,皆是以一种地理志的笔法开头,然后在某个特殊的地点停留,进入,最终成就一篇山水美文。不止于此,“永州八记”中的绝大多数写景文字都跟《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样,不用第一人称(余、吾)主语,而以一种客观的口吻进行描述。似乎柳宗元意在向读者传达一种客观现实,这种现实并不会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的确是在有意地模仿地理志客观记录的笔法。然而,细绎柳宗元的写景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客观描述绝不是纯粹的,是加入了个人色彩的。这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体现出来,而本文只想指出柳宗元的用字。

柳宗元很爱使用“如”、“若”之类的字,因为这类字后面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容许作者充分发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前面一句是客观描述,后面一句完全是作者之体验与想象,换做旁人,就未必会有这样的感受,但从辞气上说,似乎还是客观描写之语。又如《石涧记》:“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用“若”连续带出的几个比喻不仅起到了状物的作用,而且通过床、堂、筵席、阃奥、织文、操琴等词语意义的交融,读者仿佛进入了一个带有浓厚人间气息的屋舍之中,充分感受现世生活的种种情趣。此种阅读体验,岂是纯粹的客观记录可以带来的?至于《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文,前所引“如人,如禽,如器物”等语亦是显例。

柳宗元用字另一个特点在于程度副词的使用,如“皆”、“尤”、“甚”等。这些副词虽然是用以状物,但其蕴含的判断意味使其文字具有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如《至小丘西小石塘记》中的“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又如《小石城山记》之“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还有《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之“东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则廓然甚大”,无一不是写景之语,也无一不带感叹之意。由此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确具有精心撰结的特点,其在客观冷静的描述中融入强烈的主观体验色彩,实则赋予个人体验一种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说柳宗元的游记是其个人生命体验之再现的话,那么这种经过再现的体验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层坚固的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来自于柳宗元那种客观冷静的笔法,它让本来转瞬即逝、独异于人的体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稳定性,就好像地理志中的山川方位、行政沿革、历史典故一样毋庸置疑。“永州八记”如此,《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更是如此。

进一步说,早年的柳宗元热衷于写论辩文,行文果决自信,欲辨明天理人道,得到真知。而贬谪南方写作游记的柳宗元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年轻气盛的长安举子,并且山水游记中也并没有寄托多么高明的天人之道。不过,那种对“真”的追求却让不同时期的文字具有了内在的关联。只不过早年是追求“真理”,而到后来是追求“真实”。柳宗元不懈地赋予个人体验一种真实感,一种不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真实感。而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的努力,因为山川是客观的,但“风景”都是主观的,如阿尔卑斯的美景似乎被人人赞赏,但哲学家黑格尔看见后只感受到“永远死寂的大土堆”(阿尔森·古留加著,刘半九、伯幼等译《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78,21页)。柳宗元坚定地采用一种客观化的写法,与其说为了让世人了解南方的风景,不如说为了让后人更确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体验,因为那才是永恒的,才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是在反抗人自身的有限性,是在努力使一种短暂有限的个人感受转变为一种恒久无限的历史真实,一如地理志中的记载,通过一代一代的不断复述,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孟浩然不云乎:“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岘山》)“胜迹”是离不开“人事”的,是需要“古今”接续的,是属于一种特定传统的。而《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一文就是在创造“胜迹”,这篇文章就是“人事”的开端,就是传统的源头。从今往后,柳州之山水要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引路人乃是柳宗元,他创造出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将一直真实地存在。

南宋范成大曾经路过永州,专门去寻访柳宗元游记中的胜迹,但结果却未能令人满意。他失望地发现其中不少都已湮灭无闻——“询之,皆芜没篁竹中,无能的知其处者”,而存世的也未必如游记中所述的那般动人(参《骖鸾录》)。不过,这样的结果并不会令柳宗元感到失望,因为消失的只是风景,而永存的是自己的文章——后人正是因为文章才会对风景感兴趣。对后人来说,失望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那些文章实在太真实了,它们比《舆地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更真实,甚至比永州和柳州现实中的山水更为真实。而这正是因为它们描述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山川水土,而是柳宗元个人真正的生命体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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