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他的时代(四)

讲授/邓小南   2016-05-08 09:43:58


讲授/邓小南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新法有很多的条目,在当时是推出得很快的。熙宁二年,王安石做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时,就推出了四项新法,后来历年都有新法推出,所以地方上也非常不适应。当时有人就批评说,现在“数十百事,焦举并作”,这条新法还没弄明白又来了一条,那条还没清楚又来一条,地方官就觉得朝廷是不是想要一岁一月之间就让天下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大,一方面是因为新法的内容触动了一些集团的利益,这是由于新法内容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新法的推出方式有问题——新法是非常密集地推出的。

就王安石的想法来说,可能他觉得新法是一个配套的措施,如果是单独的一项新法,牵连到周边的政策却不配合,就很难执行下去,但是这么密集地推行确实又让当时各层的官员非常不适应。但王安石是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他在未任要职之前写了一首《登飞来峰》,当时他具有非常强的自信,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他相信自己是站得比较高的,他的襟怀、他的眼界都是比较高远的,所以那时他一直有强烈的自信。

在熙宁变法期间,有一种说法,说是王安石提出了“三不足”之说。“三不足”指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这“三不足”究竟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他的政敌给他扣上的帽子,这个很难说 ,但是至少从王安石行事的风格来看,他确实是把这“三不足”作为他变法的精神力量、精神支撑的。

首先是“天变不足畏”。熙宁年间连年大旱,在中国古代,在董仲舒那个时候就讲天人感应,就是说人间的变化会导致天象的变化,或者反过来说,包括地震、日食、彗星、干旱、雨涝等天变,都是因为人世间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所以引起天的震怒,它就来惩罚你了。而王安石所说的“天变不足畏”就是说天变是有天变的规律的,人世间的错和天变的规律两者之间是不相关的,所以他说不必把天变联想到人世间的错误这方面来。

其次是“祖宗不足法”。前面我们说过,祖宗之法在宋代是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则的,但是在宋代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正遵循祖宗之法的,阳奉阴违的事情多的是,但是没有人敢堂堂正正地提出来祖宗之法有什么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敢当着宋神宗的面就说,祖宗做的事情不见得都是对的,不必都逐一效法。

还有“流俗之言不足恤”。“流俗”指的是庸庸碌碌的人,这样的人的议论是不值得顾虑的。“恤”就是顾虑的意思。最后这一句也经常简化为“人言不足恤”。也就是一些议论不值得过分去顾虑。这“三不足”确实是王安石变法时精神上的支撑。

我们看到,其实变法在当时的元老重臣里,支持者是很少的,当时的那些所谓“大腕级”的人物,很多都不赞成新法。比如司马光就反对新法。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赞成,尤其那些资深的元老级的官员。怎么办呢?王安石只好选那些年少、资浅、青俊之士为职,选择年龄比较轻的,政治上有热情的,而且支持新法的人,破格提拔他们,让他们来推行新法,来主持新法。

当时的太皇太后、宋神宗的祖母曹氏就对宋神宗说:“王安石确实是有才学,可是很明显很多人都不支持他,你为什么不让王安石去外面做个官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在中央做宰相,不要让他主持新法,就让他去地方上做个官算了。宋神宗当时就说:“群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

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

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

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祠禄制度,其实就是当时做法的一种反映。祠禄是什么意思呢?祠就是供奉神灵的地方,也叫神祠。祠禄就是你去负责在神祠的工作,然后就可以领神祠的俸禄。而祠禄这样一种制度,就是由官员在神祠里兼职,这样的做法在宋真宗的时候曾经有过。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个皇帝,他是笃信道教的。道教的神祠大的叫宫,小的叫观。佛教的叫寺院,道教的就是宫观。因为宋真宗非常崇信道教,希望能提高道教宫观的位置和影响力。怎么去提高它的影响力呢?他就让当时的一些宰相、重臣去提举这些宫观,就是在宫观里兼一个衔。其实宫观里都有山长、道长,用不着宰相去管什么事,所以这些宰相就是兼一个名称。可是由于有一个宰相来兼任这个名称,宫观的身份就被提高了。

真宗死了之后,后来的皇帝就没有那么信道教了,所以提举宫观的制度就无疾而终了。但是王安石又开始用这个制度,他叫那些不支持新法的元老重臣去主持宫观、提举宫观。事实上不用去上班,但以这个名义拿一份俸禄,就是所谓的祠禄了。其实他就是用一种很优厚的待遇,把这些人物调派出去。关键岗位腾出来了,让那些支持新法的青年官员到那些位置上去。王安石跟宋神宗解释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把那些不支持新法的元老重臣称为“昏病 茸”之人,他说这些人很多都到宫观去了,从国家财政来说是多了一份支出,因为这些人不上班,又拿一份钱。但是这样可以“稍清州郡之选”,州郡的关键位子上都是那些愿意干事的人了,所以还是有好处的。这种安排被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看得很清楚。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就说,宋代制度中设的这个祠禄之官名义上是“佚老优贤”,即给这些“老干部”很好的待遇。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就是这样做的。赵翼说这种做法是“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即给予他们很优厚的待遇,目的是限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把有权力的位置让出来。所以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新法的一些配套措施,而这样一些措施的推行,相对来说也使得新法能够执行下去。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回到了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去当南京市长,当时叫做知江宁府。现在如果一个总理一任两任之后去当一个市长我们可能觉得不太能想象,但是在宋代很平常。他在南京当市长没当多久就又辞职了,等于是退休了,就生活在南京这个地方。

熙宁是王安石在朝时宋神宗的年号,后一个年号是元丰。元丰年间,苏轼曾经卷入到一宗案子里,为了这个案子有些人建议要把苏轼杀掉,当时的皇帝没有采纳这个过分的建议,那时王安石也出手相救。其实从政治角度来说,苏轼基本上是司马光那一派,和王安石这一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时王安石跟宋神宗说,盛世没有杀才士的,对待才士绝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后来苏轼被发落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这件事结束之后,他从黄州返回到开封,途中经过金陵这个地方,就去看望王安石,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

除了政治上的立场、政治上的选择之外,实际上当年这些士人之间彼此有很多精神上的相通和契合之处。两个人每天在一起议论前人的文字,谈过去的一些文学作品,而且两个人共同读佛经,共同体悟禅学的语趣,都非常赏识对方。王安石曾经跟人说,不知道几百年才有苏轼这样的人物出现;苏轼也很敬佩王安石,曾经让他的学生打听金陵的地价,说等退休以后,就在王安石家边上买个房子,这样两个人每天都可以在一起交谈。王安石的诗作中有一首六言诗,过去五言诗、七言诗比较多,六言诗比较少,王安石的这首六言诗作题在一个宫观的墙上,苏轼曾经看到过这首诗,据说当时苏轼盯着这首诗看了半天之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王安石这个人就像一个野狐精一样,干出来的什么事都是超越凡人的,都跟一般人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石在江宁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曾经在蒋山的山腰买了一块地,在那儿建了一个小园子,后来他把这个小园子捐给了一个寺院,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半山寺,这个半山寺现在还在,但是建筑不是当时的建筑。王安石的晚年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冷清。我们知道宋代其实已经有轿子了,《清明上河图》里有不少的轿子,但王安石在京城当宰相的时候是骑马的,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说人不能让人抬着,到了南京就改成骑驴。南京夏天是非常热的,当时有个提刑,就是当地的一个官员来看他,两个人在路边碰到了,就聊起来,聊得时间长了,太阳就转过去,两个人原本在一个阴凉处,现在就晒到了。这个官员有个跟班,跟班的就把伞打开,罩到官员的头上,而太阳就还照在王安石身上,当兵的都是给自己的长官服务的,所以他打伞只打在他的长官身上,长官说这怎么行,就让他把伞打到王安石身上。王安石说不用,下辈子我说不定就是一头牛了,到时候太阳底下我还得耕田呢。所以王安石晚年的心境其实非常平和,就是以一个山野之人的身份生活在当时当地。

宋神宗是元丰八年(1085)去世的,他去世时最大的儿子才只有九岁,九岁的孩子当然是不能实际上掌握朝政的, 因此当时的朝政掌握在太皇太后手里,太皇太后也就是小皇帝的祖母,宋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而她和我们刚才说的问王安石为什么不去外面做官的太皇太后曹氏等后宫里的后妃们都是支持司马光一派的。他们都是主张要实行祖宗之法的,所以太皇太后高氏上台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洛阳召回司马光,而且派使者在路上迎着司马光,跟他说要考虑怎么恢复祖宗之法,改掉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司马光做了宰相,新法一条一条地就相继废罢了。这是 1085 年的事情,而1086 年四月王安石就去世了。

王安石去世的时候司马光是宰相,当时他病得非常厉害,不能上朝,但当他听说了王安石去世的消息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早年一个共同的朋友吕公著。吕公著当时也是宰相。司马光是第一位的宰相,他是第二位的宰相。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在王安石去世以后,很快,同年九月,他也去世了,但是后来的人还是在太皇太后的主持之下,坚持废完新法。九岁的小皇帝,也就是宋哲宗九年之后成人了,他的祖母去世了,宋哲宗又回过头来执行他父亲的这一套,又把新法拿出来了。所以新法在北宋后期是断断续续的,虽然那时候被司马光废了,包括司马光的一些继承人,他们也都主张废除新法,但是后来实际上政治又有一个翻覆,又拿出来了这套新法。

到了宋徽宗时,蔡京之流当权,他们其实是打着新法的旗号实行盘剥。他们一直号称他们是主持新法的,但是把新法一些内在的、对老百姓发展生产有利的积极的内容都抽空了,而变成了怎么样搜刮、怎么样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套法度。所以那时候新法是名存实亡的,实际上新法的原则、新法的主旨,已经变形了。

对于新法,对于王安石,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千秋功过谁评说”。通常我们会说盖棺论定,但是王安石变法盖棺多年了还不能论定。新法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不能一概而言,从富国强兵这个预期来说,应该说新法部分达到了目标,对于国家财政,从过去财政虚空、国库虚空的局面,扭转到库存充盈的局面,新法确实是有它的作用的。其他像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增加铨试(铨试即要做官的人都要考法律),这些做法其实都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但是王安石根本性的追求,所谓的“变风俗,立法度”,没有真正实现。所以王安石变法留给历史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能很简单地说是失败或是成功。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到很多王朝,他有一些重要的评价,讲到北宋的时候,他说北宋有一些大胆的试验,其实他指的就是王安石变法。这本书是1997年出版的,所以他说是 20世纪的末叶,他说当我们“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经知道可以用信用借款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成长。这个指的主要是青苗法了。那么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时候,即便是用同一的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的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和传统的看法所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就是说司马光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是一个常量,国家的整个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所以财政收得多了,民间就留的少了,但是王安石认为在经济流通、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就可以扩大财富,所以税率不用增加,也是可以得到国家财富丰衍的效果的,所以黄仁宇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就是说王安石改革经济、改革财政的一些思想,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变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产生在认识的参差不齐的过程中的。

我们前面说过,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有一些改革的追求,也有不同的地方,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庆历新政虽然没有实行到底,但是这个新政和他的执行者范仲淹,长期以来都是受到表彰和称赞的,后世的人物始终都是非常敬仰他的。而王安石非常不同,从南宋以后,各代的史学家、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是否定这个变法的,一直到了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提倡维新运动,梁启超要找历史上的革新人物,才回过头去看到王安石,写了《王安石传》,把王安石的案子翻过来。《王安石传》里,梁启超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王安石是三代以下的完人,而王安石的这一次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的社会革命。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说到,范仲淹和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虽然失败了,但以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他说的最近期的中国指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但是我们确实会看到,王安石的精神是影响到了——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仍然是——最近期的中国。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来中日结成邦交了。当时毛泽东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就说,田中首相啊,你到中国来,美帝、苏修都不赞成,你们国内也有人反对,也有很强的反对声浪,你就像我们历史上的王安石,你是“人言不足恤”。后来“批儒评法”的时候,王安石一直是作为法家的正面人物出现的,这一点与毛泽东对他的肯定是有关系的。温家宝在他第二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三不足”的精神在当时提出来,意思是说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了,不管有多大的障碍,还是要把改革推进下去。现在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的研修班上就说到古代的几个县官、县令、知县,可能是名垂青史的,他讲到这样六个人物,而首先讲到的就是王安石,实际上我们知道像陶渊明、狄仁杰,就时代而言都比王安石更早,但王安石在宁县期间,包括他后来在中央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可以说在诸多县令里是非常突出的。2015 年 3月底《光明日报 》和宁波,也就是王安石曾经做过地方官的地方,也特别召开了一次会来讨论王安石的县政治理思想。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那个时期所做的一些努力,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当时的一些精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 (全文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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