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播州杨氏土司之兴亡

撰文/陈季君   2016-05-08 09:43:36


撰文/陈季君

明代播州的杨氏土司,在传世二十九代、存续七百二十五年后,至万历二十八年,被朝廷彻底剿灭。杨氏土司之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史称“平播战争”,是“万历三大征”之一,在西南地区震动巨大,影响深远。在沉寂了四百一十五年后,2015 年 7月4日,平播战争主战场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播州土司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

一 播州土司的形成与经济发展

播州,今为贵州遵义,古为夜郎东南隅,汉代属牂牁郡。唐贞观九年(636)置郎州,十三年改称播州。宋时置播州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为宣抚司,明洪武五年(1372)设播州宣慰司。万历二十八年(1600)杨氏土司被剿灭后,万历二十九年改播州之名,分置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属川黔。清朝雍正七年,遵义府隶属贵州。

播州地处川黔要冲,西通巴蜀,东连湖南,为中原入贵州的重要门户。山川险峻,大娄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亘其间,成一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所重。此地虽远离发达的汉人农耕区,但自然条件优越,境内河流纵横,既有可耕的沃土,又有可供射猎的丰富资源,山藏矿物,冶炼技术发达,故其经济发达而富饶的程度,在明代贵州位居第一。杨氏土司就是在播州这块肥土沃野上发展起来的,并使播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杨氏独立王国”。

杨氏并非播州土著,其祖辈自唐末入播州,发展成一方势力。经五代入宋,“纳土”臣属,遂受官职。入元,建新制,杨氏第十六代传人杨邦宪受“招抚”,命为“宣慰使”,始有“土司”之名。明承元制,杨氏仍领播州宣慰使,其下又辖诸多安抚司、长官司,辖地跨四川、贵州两省,故“元明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谭其骧《播州杨保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1期)。试看元明之贵州,竟是杨家之天下!

杨氏入据播州经历了一段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早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播州僚人“反叛”,泸州僚族首领罗荣率军队收复并据有播州,开始对播州这块土地实行世袭土官统治。与此同时, 居于黔西北毕节以及黔中贵阳一带罗闽人(亦即彝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而与居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黔北地区僚人时有争战。公元 8 世纪中叶,今滇西北洱海地区以乌蛮为主体的南诏部落崛起,势力大肆向东扩张,几度把战火烧到贵州高原。水西罗闽亦正好借南诏之势攻占了僚人世居的中心——播州,故史书上有“南诏陷播”的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三年 (859),南诏进犯播州,被唐军击败。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南诏“回寇黔中”时,播州被南诏同族群之水西闽族所侵占,其首领罗太汪被播州僚人和罗闽人逐走,乞援于同族杨端收复播州,给了杨端乘势南取播州为王的机会。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居住在叙永以东,合江、泸县南境边徼习水及赤水河流域下游一带的僚族土酋杨端,偕八姓族人兴兵,罗太汪带路,自泸州、合江“迳入白锦(今遵义县南)”,结土豪庾、蒋、黄三氏,打败罗闽人和僚人,据有播土。但杨氏并未把播州交还给罗氏,而是取代罗氏,自任播州刺史,世代盘据于此,从此开始了统治播州长达七百二十五年的历史。

宋代播州辖境逐渐扩大,据《宋史·蛮夷传》载,徽宗大观二年(1108),杨光荣以其地内属,诏建播州;《宋史·地理志》载,同年杨文贵献其地,建遵义军及遵义县。这样,杨氏叔侄所据播州是两宋时期贵州最大的羁縻州之一。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宋都临安被元军攻占,宋亡。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使臣到播州招降,并许世代封爵。当时播州统治者是杨氏第十六代传人杨邦宪,他虽然对宋朝忠心耿耿,但无奈见宋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为了家族继续对播州的统治,大哭三日后只得“遣使纳款”,以表臣服。“世祖即降玺书,授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边宣抚使”,杨邦宪成为播州首任土司。“(至元)十八年,升宣慰使”。播州土司由于“尽臣节”,表现突出,深受朝廷亲睐,被加以流官官衔和虚衔,《元史·杨赛因不花传》载:“汉英,邦宪子也,……二十二年,……命袭父职,赐金虎符,因赐名赛因不花。二十五年,……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大四年,加勋上护军(正二品),诏许世袭。”在有关播州的历史文献中,自唐时杨端入播始,土司中杨汉英乃是写入正史列传的第一人。可见,从元代开始,播州土司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归顺明王朝,太祖授杨铿“金牌银印铜章衣币等物”,诏杨铿仍领播州宣慰使。明王朝每置一土司,皆定其赋税,而对于播州土司率先来归给予优待。《明史 》载:“(洪武)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直接派官兵加强对播州的防守,“(洪武)十五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守”。播州土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寓兵于农,必须听从朝廷军事征调。明朝播州几代土司都能为朝廷“附揖诸蛮,谨守疆土”,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播州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土司制度的建立,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人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农牧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采矿、冶炼等生产门类逐渐兴起。元朝天历二年(1329),开辟遵义至贵阳的南大道,川黔大道联通。明朝时期,播州农牧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茶叶也普遍种植起来,“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渐趋兴旺。土司杨爱设有“织造院”,“收民人赵其一百馀户充织匠”,专司织造,织造布帛和服装。朝廷在务川设有水银局管州朱砂生产,成化时播州“有铁户八十六户,递年自行炼铁营生”。能用土法开采银矿,“递年煎银万千馀两,黑铅数万馀担。”表明播州的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与此同时,播州地区的商业渐趋兴旺,由于四川井盐通过遵义进入贵州,食盐运输的发展,使赤水河、綦江、乌江沿岸的许多城镇繁荣起来。遵义已成为贵州的经济中心之一,“川原平衍,商贩周游”,商业发达。

二 播州土司文化繁盛

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时的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各朝都关注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明朝提出“蛮夷教化”方针,边夷土官设儒学,土司子弟还可以优待进入国子监就学,应袭子弟强制入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播州土司积极践行和传播中原文化,使土司精英阶层率先汉化,并促进了土司地区的中原文化认同,也强化了对国家的认同。元朝时期,杨汉英为政,重视教化,大治学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材用之”,播州文化教育得以发展。杨汉英本人也勤奋好学,成为名噪京师的学者、诗人,著有《明哲要览 》九十卷、《桃溪内外集 》六十四卷。明朝播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也日趋兴盛。洪武十三年(1380),杨铿建播州长官司学。为了提高统治能力,巩固统治地位,保证权势世代相承,播州土司还积极送子弟赴京进国子监深造。永乐初,杨升“请开学校荐士典教,州民益习诗书礼义”。杨纲守职勤、用人善、尊贤重士。杨辉文武双全,博鉴经史,行草遒劲可爱,文学上也颇有造诣。他还“修学校、延明师、育人才,而致文风日盛于前,此其崇儒术也甚至”。

播州在绘画、刺绣、铜鼓铸造、书法艺术、民间音乐歌舞、墓葬建筑、石刻艺术等方面都有独特风格,产生过精美的代表作。已被发掘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杨粲墓,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被誉为宋代石刻艺术宝库。早在1957年于遵义县龙坪皇坟嘴与杨粲墓隔河相望的赵家坝宋墓中出土了《备宴图》《演乐图》《梳妆图》三块墓壁石刻,其中《演乐图》的建筑正是一座线刻的宋代戏台建筑——“勾栏”。特别珍贵的是,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有顶盖戏台图(参罗开英等《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56页)。

三 杨氏覆灭与播州改土归流

据《明会典》载:“播州宣慰使司领长官司六,安抚司二。”(《明会典·户部三》)其中位于乌江以南的白泥长官司、重安长官司、草塘安抚司、黄平安抚司和乌江北岸的馀庆长官司有“江外五司”之称。《石匮书》说:“(播州宣慰)领二安抚、六长官司,统七姓为田、张、袁、卢、谭、罗、吴,世为目把,大事谘决焉。”据《遵义府志·土官》的记载,世为杨氏部属者尚有何、宋、郑、骆、冉、毛、韩、宋、犹等族。杨氏在唐宋、元及明初期,一直服从中央王朝征调,积极纳贡,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与内部土官和平共处,共同维持了对该地区的统治。

杨应龙执掌播州以后,数次征调有功,如万历十四年(1586),领兵“征松潘诸番”;次年,征调播兵“入讨邛部蜀夷”;十八年(1590) “复调杨应龙领兵征叠茂”,以战功封“都指挥使”“骠骑将军”。杨应龙在承袭播州宣慰使前期,尽臣节,为朝廷屡立战功。但杨应龙刚愎自用,滥杀无辜,即便是朝廷命官,他也敢随意杀戮;而平民百姓,稍有不满,即行诛杀。如隆庆三年(1569)为夺回其祖上势弱时失去的领地,杀死沙溪里千户长官属下宋恩等十七人。宠爱小妾田雌凤,为她修建庄园、寺庙,在田氏挑唆下,于万历十五年(1587)醉杀原配张氏及岳母,并屠杀全家。张氏一家奋不顾身赴京告状,所辖五司七姓不堪杨应龙残酷统治,纷纷上告。十八年(1590),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论应龙诸恶事,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请发兵征剿。时为防御松潘,调播州土兵协守,四川巡抚李化龙认为应龙素征调有功,疏请暂免勘问,主张招抚,让应龙戴罪立功。次年,叶梦熊主议播州改土归流,与李化龙意见不同,朝廷令杨应龙到重庆听勘。杨应龙到重庆后,泣请死罪,朝廷将其革职为民,“其子杨朝栋以土舍属印管事”,罚白银四万两,助朝廷采大木赎罪,以其子杨可栋为人质,质押重庆府,应龙缚献冲杀官军的黄元、阿羔等十二人“抵应龙斩”。时因朝鲜战事,兵部欲缓应龙案,而应龙愿赴朝鲜抗倭赎罪,因此乘机脱身。杨应龙回到播州后,可栋神秘死在重庆,数次索要子尸不得,同时重庆知府催交四万赎罪银,杨应龙“益痛恨”,遂起反意,扬言“吾子活,银即至也”。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杨应龙大集役夫工匠,重修天堑海龙屯,屯前后置九道石关,屯上砌三重城垣包绕,建筑宫室,屯粮驻重兵,作为军事大本营,抗击征剿明兵。城堡内则修建楼房、家庙、仓库、兵营和水牢。经过他的这一番经营,海龙屯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粮草充足的军事堡垒。杨应龙如意算盘是:播州即使为明军完全控制,凭借海龙屯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能与明军展开对峙消耗战,直到把明军拖得兵疲粮绝,不得不望洋兴叹而退。

杨应龙走到反叛这一步,从中央到地方官员处置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圻作《杨应龙始末》,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事诸臣始而狎,继而玩,又继而纵之,养成滔天之祸!”(《续文献通考》)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学者谈迁也对杨应龙事件做出评论:“应龙非有逆志,不过积恶嗜杀,而当事或重视之如虎,或藐视之如鼠,均失其等,酿成大祸。”(《国榷》)洪武五年,播州宣慰司划归四川布政司管辖。十五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播州军政事务划归贵州都指挥使司。当时播州大部分归属四川,但黄平、凯里又属贵州。川、黔两省官员各从自身利害出发,对待杨应龙的态度分歧很大。川、黔抚按疏辩,在蜀者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黔者谓蜀有私匿应龙之心,使之有隙可乘,以致“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加上有的官员受贿袒护,或借“会勘”进行勒索,以致“会勘”无法继续进行,使杨应龙有时间做大规模起兵反明的准备。杨应龙做了准备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以“朝廷不容我,只得舍命出綦江”,打着“擒王剿叛”的旗号,公开叛乱。

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廷发动了平播之战,命李化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事大权,“赐化龙剑,假便宜讨贼”。朝廷经过几个月的调兵遣将,从陕西、甘肃、浙江、湖广、云南等省征调的军队不断开往川贵,加上川贵本身的兵力,共计二十馀万,号称百万,二月二十二日兵分八路攻播州。官兵一路过关斩将,历时百馀日,于六月六日攻下海龙屯,杨应龙自焚,平播之战以明朝廷胜利而结束,历二十九世、七百馀年的播州土司灰飞烟灭。

震惊全国的“平播之战”是明神宗执政时期发动的大规模血战,双方决战一百一十四天,八路大军共斩首级二万馀,生获杨朝栋等杨氏家族亲信等百馀人。明朝官兵杀戮甚重,播地化为废墟,“播土旧民,自逆囚芟夷之后,大兵征讨之馀,仅存者十之一二耳,遗弃田地,多无主人”。明军伤亡也达四万馀人,以重大的代价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万历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赐贤堂集·杂记 》中写道:“向使委官不索贿,应龙不系狱,调必赴,招必来,何至称兵叛逆乎?挑衅起祸,必有任其责者。故好事喜功,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也。事可永鉴也。”万历二十九年(1601),朝廷在播州实行“改土归流”,将播州分设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派流官进行治理。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播州之名随着播州土司的终结而不复存在,只为后人留下了可供凭吊的古战场海龙屯,它见证了播州土司的历史,见证了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由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变迁。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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