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悲歌

撰文/张国风   2016-05-08 09:41:07


撰文/张国风

《儒林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它的讽刺艺术。而讽刺是分层次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刺。

讽刺的第一个关键是讽刺的武器。讽刺针对的是负面的人物或现象,是否成为负面的判断,涉及判断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是讽刺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敬梓的价值观,基本上属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依然是儒家的标准。或者说,吴敬梓讽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发挥了儒家固有的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批评现实的精神;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依然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简单。吴敬梓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这种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个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脱儒家思想的樊篱,重点仍在伦理性的批判。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牵制。吴敬梓从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独取孝义诚信,并处处强调孝义诚信与功名富贵之水火不相容。吴敬梓把王冕树为儒林的榜样,而王冕视功名富贵如瘟疫,王冕的母亲说:“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吴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吴敬梓生在一个文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他的政治态度没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显得多,至少还写到了一桩文字狱。曹家与政治的关系太直接,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残的斗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写。

讽刺的第二个关键是选择讽刺的对象。

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林外史》讽刺的对象,集中于势利与虚伪这两种社会现象。儒家讲仁,又讲尊卑名分,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但吴敬梓身为17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本质上的虚伪。尽管如此,儒家讲诚,讲信义,而且以此为据,谴责虚伪和势利的社会现象。

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贫富取人。贫富是社会等级最明显最简单的划分,科举是一般读书人最关心的事情,势利是最明显的社会病态,范进中举之所以成为《儒林外史》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给所有的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局限于对势利现象的讽刺,而是将讽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吴敬梓的讽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层面。具体来说,涉及到了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就读书人而言,科举制度提供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读书人或者变成除了八股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侥幸获取功名,进入官场的染缸。吴敬梓对科举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病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将其当作讽刺的主要对象。

从讽刺所针对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秀才这个群体。这是吴敬梓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好的群体。从讽刺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围绕着“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凡是追逐、艳羡、自负其功名富贵者,即成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贵贱。如果仅此为止,则《儒林外史》并无与众不同之处。对名利之徒的讽刺自古就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史不绝书。吴敬梓最感兴趣的讽刺对象是:虚伪势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为忠孝仁义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认为是忠孝仁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吴敬梓表现出他出色的讽刺天赋。这一天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此类人物和现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观察,准确捕捉其特征;二,对此类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进行绘声绘色而又不动声色的描写。

热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语。假恶丑者,依然需要一种内心的平衡,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伦理的依据,以消解心中的负疚,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道德高尚的满足。吴敬梓讽刺的对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翟买办,一个小小的衙役,本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却自认为是知县跟前叫得响的人物。因为他心里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个知县叫不动一个百姓的道理。时知县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画作为礼物去巴结危素,但他却把自己的下乡想象为“屈尊敬贤”的高尚行为。难怪他吃了闭门羹便要勃然大怒。夏总甲一个基层小吏,却颐指气使,“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气象。范进的丈人不过一介屠户,却没有把中了秀才的穷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说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农户。梅玖不过是一个新进的秀才,却仗着“我们学校的规矩”,趾高气扬,将老童生尽情地挖苦一顿,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贪的是妹夫严监生的银子,可这一对兄弟的原则性最强:“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是所谓义形于色,当仁不让。妹妹还没有断气,他们就催着严监生扶妾为正。严贡生贪婪狠毒,亲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要夺弟弟的遗产。可他一口咬定赵氏是妾,并扬言:“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俨然是礼教的捍卫者。这个儒林中最恶劣的分子,却总能抓住理。他的名声很臭,刁钻刻薄,连族长都怕他怕得要命,却自许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于心无愧”。严贡生一生口是心非,却句句不离道德名分。他处处要占人便宜,却说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亏心事,却居然能够做到“半夜敲门心不惊”。陈和甫整日奔走权门,打秋风,讨一口剩菜残羹,可他自己却坦然地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不承认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个酷吏,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他却自认为“而今你我为朝廷办事,只怕也不能不如此认真”。娄家公子结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却自以为是礼贤下士的豪举。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一个个出乖露丑,使两位当代信陵大为扫兴。八股本是无用之物,可是鲁翰林却认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场上的胜利者,充满着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这份自豪传给了他的女儿鲁小姐。女婿不懂八股,致使鲁小姐有误我终生之憾。八股本是赚取功名的敲门砖,而马二先生却把八股视为学问,对自己选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为他心里藏着这一份自豪,所以当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立即就对其产生了好感。当他看到书店里摆着自己的选本,不免心里欢喜,立即上前去打听此书的销售情况。赵雪斋攀龙附凤,借着说诗,带出中翰顾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没见他有什么惊人之作,可他却以诗人自居,俨然是杭城诗坛的风雅主持。匡超人发迹以后,变成一个无耻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东窗事发,没有把匡超人供出来。而匡超人却不领这份情,他坚决不去探望入狱的潘三,自说“便是我当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样。人物假恶丑的本来面目与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觉的错位,造成了一种喜剧的效果。

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吹牛,可以撒谎。斗方名士会吹,官吏会吹,衙役会吹,盐商、屠户、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进学前,梦见太阳落在他头上。王惠吹他科考时如有神助的鬼话,哄哄老实的周进。匡超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习,他却自吹说“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谎,沽名钓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马二先生经不起蘧公孙的纠缠,让他站上了《历科程墨持运》的封面;牛浦借着偷来的诗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里,吹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上了瘾的嗜好。权贵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挚友,他一开口就说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不但是骗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简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

良好的自我感觉背后,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亲,则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几位真儒,一个一个地被边缘化。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负淘汰。我们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信仰危机。统治者也不愿去遵守自己制定的伦理规范,这一现象最容易摧毁一般人对伦理的信仰。当人人都在做假的时候,诚信还有什么意义!人人戴着假面,真正变成了人生如戏。可悲的是,如鲁迅所说:“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

着力描绘讽刺对象的自我感觉,而不去直揭对象的可恶,使讽刺获得了一种含蓄的风格。辛辣的讽刺融化在似乎是无动于衷、不动声色的描绘之中,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中国古代最强势的文体是诗歌和史传,恰恰这两种文体都追求一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的讽刺青睐于含蓄的风格,是受到了传统文化潜在的影响。

从读者的感受来看,小说越是渲染被讽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觉,讽刺的意味就越是浓郁,讽刺的效果就越强烈。发迹前的周进,只是让我们觉得他的迂腐可怜。他的提携范进,也会得到读者的好感,没有多少讽刺。当梅玖嘲笑周进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周进的可怜,讽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进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怜的成分多。他的贡院发疯,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在科举制度的诱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读书人变成空虚愚昧,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的人。范进的故事也与此类似。我们读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始,没有觉得作者对范进有多少讽刺,只觉得他老实而可怜。讽刺的笔墨主要落在胡屠户的身上。作者用不无夸张的笔墨,写出他的前倨后恭,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范进中举以后,他的自我感觉逐渐地好起来,我们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态,装出守孝的模样,一面“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看到他身为学道,不知苏轼是何人,才觉得讽刺落到了他的身上。

吴敬梓从名门子弟坠落至一贫如洗的平民,这一段惨痛的经历,来自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排斥,无疑培养了他对世态炎凉的痛彻体验,培养了他对势利和虚伪的敏感和痛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乾隆时代,也正是一个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春风得意的乾隆,自诩为“十全老人”,认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无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许有什么权臣,甚至也不承认有什么名臣,更不承认有帝王师之类的人物。乾隆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守成之主,他要做一个中兴之主。乾隆时期御纂、御注、钦定的经典之多,不仅说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提倡,而且说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内心愿望。当然,传统文化的习惯,如鲁迅所说,“挂起招牌就算成功了”,这种重视和提倡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吴敬梓的晚年,已经沦为一餐一饭都难以为继的赤贫。他对所谓的盛世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早已被社会边缘化。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这一份难得的孤独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凭着这份清醒,吴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后的暗潮汹涌,看透了世情的势利和虚伪。可贵的是,吴敬梓的边缘化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经有机会从统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残羹,可是,吴敬梓放弃了。他像陶渊明一样,像嵇康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对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说里塑造一个庄绍光这样的人物。庄绍光那种蔑视富贵、淡泊功名、独立不羁的人格,深为作者所景仰。边缘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贫困带来的愤激与悲凉,加强了吴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处处迸发出讽刺的火花。

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盛世,吴敬梓带着他的忧愤和悲凉,完成了他不朽的讽刺巨著,使后人永远记住了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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