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初祖

撰文/刘跃进   2016-05-08 09:41:01


撰文/刘跃进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论文总集,五卷二十篇,《隋书·经籍志》子部类著录。现多已亡佚,《自叙》《论文》两篇相对完整。《论文》一篇专论文学,《文选》卷五十二“论”类收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很希望自己在文学上不朽。《三国志·魏志·文帝传》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他从不讳言这种理想,在《与王朗书》(裴松之注引《魏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其中,他提到《典论》和百馀篇诗赋,正是他希望的传世之作。在《论文》中,曹丕提到建安七子已逝。建安七子中,孔融死得最早,建安十三年(208)被杀,馀者多数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当时,疾疫流行,陈琳与徐幹、应瑒、刘桢等,一时俱逝。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二月。至此,建安七子皆离世。这说明,《典论》二十篇定稿于建安(196-220)最后两三年间,不会晚于曹丕即皇帝位的黄初元年(220)。因为,《艺文类聚》卷十六载卞兰《赞述太子表》称:“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由此推知,曹丕著成此书,还是太子身份,在黄初元年之前。

曹丕非常重视这部《典论》,还专门钞录送给孙权、张昭。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魏志》载,曹丕的儿子曹叡也深知乃父的遗愿,在大和四年(230)二月,议“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少帝纪》裴注引《搜神记》:“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宋书·武帝纪》《隋书·牛弘传》载,晋安帝义熙十二、十三年(416、417),刘裕先后攻陷洛阳、长安,收录图籍数千卷。裴松之追随刘裕北伐,不仅看到各地图籍,还亲历洛阳,看到太学门前所立六块《典论》石刻。史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典论》石刻犹存其四。《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五卷,《宋史》以后不见著录。据此推测,全书大约亡于宋初。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触及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体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所以,郭沫若《论曹植》一文称其为“文艺批评的初祖”。按照文章的逻辑顺序,可以梳理成下列几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批评文人相轻的弊端。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引邵长蘅说:“通才既难,而人又苦于不自知,故须论定也。此一篇之大意。”文人通常以其所长,轻人所短。班固、傅毅,论才能,两者应在伯仲之间,不相上下,但是班固却自以为略高一筹,嘲笑傅毅下笔千言。自休,五臣张铣谓“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似与上下文意不符,应是自止之意。不能自休,即文字汗漫而无所统御。

第二,编纂建安七子的合集。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七子”之称始见于此。“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咸以自,《三国志》作“咸自以”。《艺文类聚》亦作“咸自以”。胡克家《文选考异》谓“依文义,‘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骥 ,良马,比贤才之俊逸。这两句比喻七子竞相驰骋才华。在当时,这种纵横骋气之风,不仅限于七子。曹植《与杨德祖书》就说当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钟嵘《诗品》也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他们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咸蓄盛藻”,“以情纬文,以文被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乐府诗,努力从民间创作中吸取养分,注重情文兼具,文质相称,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典范之作。

建安七子的文集,与《典论》大约同时完成。曹丕《与吴质书》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鬼录,记录死去的人名。杜甫《赠卫八处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即由此而来。《与吴质书》作于建安二十四年,诸子合集是曹丕在七子最后一位离世(徐幹)的建安二十三年的翌年所辑。此集《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可能久已亡佚。明代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为至今存世较早者,但此集有曹植而无孔融。清人杨逢辰《建安七子集》则补入孔融而去掉曹植。

第三,比较建安七子的异同。

建安七子有其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毛病,文人相轻是其显而易见者。曹丕自比君子,可以审己度人,避免斯累,故作此《论文》,从比较中论述各家的特点和成就。他说: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首先,他把王粲、徐幹二人放在一起比较。曹丕《与吴质书》论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认为王粲虽然有才,但是体弱,缺乏壮气。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属山东)人。他出身名门,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均为汉代三公,父亲王谦为何进长史。但他幼年丧父,十三岁时逢董卓之乱。十七岁时南下荆州,依附刘表,著名的《七哀诗》《登楼赋》就作于这段时间。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表,会刘表病死,刘表之子刘琮继守荆州,因降曹操。王粲亦投归曹操,被征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为军谋祭酒,参与政务。魏国既建,拜为侍中。从此,原有的一点壮气也丧失殆尽。他曾与曹植、阮瑀等人并作《三良诗》,曹、阮二人继承《诗经·秦风·黄鸟》的传统,哀叹三良,对殉葬一事表达了强烈的愤懑情绪。王粲《三良诗》也对秦穆公有所批评,但更多的是赞扬三良知恩图报、不惜殉葬的牺牲精神。这样写,不排除借机向曹操表示效忠的可能,多少有点献媚色彩。徐幹也体弱乏气,但不献媚。徐幹字伟长,北海剧(今属山东)人。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袁绍,徐幹应诏入曹操幕,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建安十三年(208),随曹操南征,作《序征赋》。建安十六年(211),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徐幹为五官将文学。建安十八年(213)前后,因病隐退,潜心写作《中论》。曹丕说徐幹“有齐气”,什么叫“齐气”?若就历史传承而言,应是从田横以来该地就普遍推崇的气节。若就齐人性格而言,似指恬淡自然的风气。若就文章而言,则是指舒缓平易的风格。齐气,《三国志》《艺文类聚》《初学记》并作“逸气”。若此,则徐幹的创作就不是舒缓,而是骏逸风发。黄侃《文选平点》卷六说:“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曹丕在《与吴质书》也明确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所谓“箕山之志”,其实就是尧时许由所奉行的“终身无经天下之色”(《吕氏春秋·求人篇》)。同时代的王昶作《家戒》,其中说到他所敬佩的徐幹:“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不求苟得,澹然自守”与曹丕所说的“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是一个意思,即舒缓平淡。这应是“齐气”的本意。而“逸气”非徐幹所有,乃刘桢的风格。

其次,他论述了陈琳、阮瑀的共性:“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早年在何进幕下任职,曾作《谏何进召外兵》,认为“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认为如果招纳董卓进京,“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事实证明陈琳的判断是对的,说明他很有政治眼光。后又追随袁绍,曾作《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文章气势磅礴,排江倒海。《文心雕龙·檄移》称其“壮有骨鲠”。官渡之战后,曹操灭袁绍,不计前嫌,将陈琳纳入幕府,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主管军国书檄。《檄吴将校部曲文》即作于此时。这两篇文章并收录在《文选》中而成为一代名文。此外,《文选》还收录其《答东阿王笺》《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两文,也都内容繁复,风格壮丽。这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的评论完全吻合:“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

至于阮瑀,曹丕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随蔡邕问学。建安初,曹操召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阮瑀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负责军国书檄文字。故《文心雕龙·才略》篇称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文选》收录其《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气顺畅,舒卷自如。他还著有《文质论》,认为文“远不可识”,质则“近而得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故主张“意崇敦朴”,即以质实为上。这些都可与曹丕的论述相互印证。

最后再比较应瑒、刘桢、孔融的差异。先说应瑒的“和而不壮”。应瑒字德琏。早年流寓南北,建安初入曹操幕府为掾属。曹植为平原侯,应瑒为平原侯庶子,后转为曹丕的五官中郎将文学。《文心雕龙·才略》:“应瑒学优以得文。”曹丕《与吴质书》也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曹丕说他“美志不遂”,也不尽然。《艺文类聚》卷二十二载其《文质论》,篇幅较阮瑀的同题之作为长。《文心雕龙·序志》称:“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这里提到“应瑒文论”,应当是指其《文质论》。在刘勰看来,这篇文论与《典论》《流别论》《翰林论》《文赋》同等重要,也算是不朽之作了。当然,这篇《文质论》也有不足,主要是“华而疏略”,即华丽而缺少实质内容。他的诗也有这个问题。清人沈德潜评其《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魏人公宴,俱极平庸。后人应酬诗从此开出。篇中代雁为词音调悲切,异于众作。”“代雁为词”是其长处,而平庸应酬也是其短板。

再说刘桢的“壮而不密”。刘桢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曹丕《与吴质书》评刘桢:“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钟嵘《诗品》列为上品,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都说他的诗歌以气胜。今人俞绍初《建安七子集》辑存文十一篇、诗十三首并佚句。其中十首见于《文选》,说明他确实是以诗歌取胜。诗歌真骨凌霜,难免疏略,大约是性格所致。王昶《家戒》就说:“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诫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得失兼半,这是刘桢为人为文的特点。《赠徐幹》一诗,可能写于他失志时。当时,徐幹等人能够随曹丕游宴西园,而自己却不能随意出入西园,不能预宴,心中非常郁闷。尽管如此,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性格。《赠从弟》三首,分别以苹藻、松柏、凤凰作比,勉励从弟能够坚持节操,端正不阿,反映出刘桢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文心雕龙·体性》称“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认为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气盛。《风骨篇》《定势篇》分别记载了刘桢的话。如《风骨篇》转引刘桢评论孔融的话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定势篇》“刘桢云:‘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所谓气、势,陆厥《与沈约书》称“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制”,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求文章要有气势、风骨、气象。刘桢的诗有气势,他的文章也如此。《文心雕龙·书记》说:“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桢《毛诗义问》十卷,尚存残篇,可见文章写作固有其学术根底相支撑,所以不凡。

最后再说孔融的“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不能持论,李善注引《汉书》“不根持论”,北宋本作“不良持论”。胡克家《文选考异》据袁本、茶陵本作“不长持论”,谓孔融文章精美,但是议论不足。至于那些嘲戏之文,则与扬雄、班固相近。俦,伴侣。从《后汉书》记载及孔融的作品不难看出,曹操起兵时,以恢复汉室相号召,孔融深信不疑。后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孔融发现有代汉野心,逐渐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官渡之战消灭袁绍,曹丕霸占甄夫人,他上表祝贺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未听说此典,便问其故。孔融说:“以今例古,想当然耳。”曹操下禁酒令,他作《难曹公禁酒书》,称“酒之为德久矣”。所谓嘲戏之文,大约就指此类文章。《文心雕龙·论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这些冷嘲热讽的文章,曹操还勉强可以接受。谁知他又《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建议“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孔融写作此文,实际上是担心曹操分封子弟,控制王室。这就引起曹操疑心。建安十三年(208),郗虑承旨,以微法免融。路粹又承旨奏文,捕杀孔融。《文心雕龙·程器》说:“文举傲诞以速诛。”以傲诞而引火烧身,这是孔融没有想到的结局。尽管曹操不喜欢孔融,而曹丕却对他的诗赋文章高度赞赏,并广为收集,编入《建安七子集》中。

通过具体而微的文学批评实践,曹丕的作家论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善于用只言片语概括作家的特点。如徐幹“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有逸气”,徐幹“怀文抱质,恬淡寡欲”,王粲体弱,则其文不壮,均言简而意赅。二是往往既指出其长处,也指出其短处。曹丕酷爱孔融文章,认为“体气高妙”,但同时指出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于杂以嘲戏”。三是将作家放在一起评论,相互对照比较。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风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四是在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中,也体现着曹丕本人的自信。诚如林云铭《古文析义》所说:“语语自疏所长,半著不肯让人,有推倒一世气概。”毕竟,他的身份不同,实际上有居高临下、俯视文坛的意味。

第四,辨析不同文体的特点。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为一过渡句,进一步引起另外一个话题,即不同作家,所以会有不同风格,不仅仅是由其性格所导致,还与其擅长的不同文体密切相关。他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要求和风格。奏议是公文写作,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语言必须典雅。书论当以理为主,不应以言辞求胜,否则会枝蔓横生,辞不达意。碑诔是悼念死者之文,自然要求朴实无华,徒事华艳则有悖语境。文章体裁不同,多数人只能独擅一体,不能执此非彼,更不能一概而论。言下之意,曹丕可以突破文体禁锢,而通达众体。当然,曹丕似乎更重视“诗赋欲丽”四字。他没有对“丽”字作更具体的论述,我们只能从其追随者陆机《文赋》中推知一二。陆机对文学作品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审美要求,即:应、和、悲、雅、艳。“艳”是最高的审美要求,与曹丕《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丽”非常接似。东汉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语言日趋华美。《典论》分为四科八体,陆机《文赋》将文体分成十类。至齐梁间,文体分类越发细密,反映出六朝时代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突飞猛进。

第五,指出不同风格的形成。

“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是“文人相轻”的重要原因。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实乃千古不易之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检,法度。同样的节奏、曲调,运气不同,好坏就有很大差别。这些只能意会,即便父兄之间也不可言传。联系前文,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从这些评论来看,曹丕更欣赏壮大有力的风格。《文心雕龙·风骨篇》也延续这种观念,提出了“风骨”的概念:“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所谓“篇体”是指文章整体。钟嵘《诗品》评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也是指曹植的全部创作。不仅诗文要求风骨,书画的最高标准,也在风清骨峻。谢赫《古画品录》就常常用“气”“气力”“壮气”等概念推崇那些有气势的作品,都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六,肯定文学的历史作用: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古人有所谓三不朽之说,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作者把立言的重要性置于经国大业上,可以不朽。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羑里,演绎八卦,并不因为禁闭而放弃追求。周公旦功成名就,依然治礼作乐,也不因为安逸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他们就担心时光流逝,所以,不贵咫尺玉璧,而重寸寸光阴。可惜常人对此却多不在意,贫贱时就担心饥饿,富贵时又放荡游乐。他们只想追求眼前的快乐,而忽略名山事业。日月运行,身体日渐衰老,终有一天会化为乌有,这才是仁人志士最大的哀痛!文章的最后说,“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融等,概指建安七子。他们的创作已经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叫人感到欣慰的地方。前面说过,陆机的文学思想有很多方面源于曹丕,可谓一脉相传。

文学不朽的论断,并不是曹丕的发明。从曹丕对徐幹著《中论》的推崇和对自己著《典论》的期待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如此强调这种立言不朽之论,其实另有隐情。如前所述,《典论·论文》作于曹丕为太子之后。与此同时,曹植作《与杨德祖书》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迹,辞赋为君子哉?”曹丕、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但是他们两人对于文学的看法似乎截然相反,一个力主文章可以经国,一个蔑视辞赋小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讲演中对此有所分析,他认为曹植之所以轻视辞赋,只因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故可如此大言。还有一个原因,曹植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说文章是无用的。所以鲁迅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种分析是颇为细微的。曹丕已经当上了太子,政治方面他已经胜出,所以更加重视的是文学名声,渴望名实双收。他当然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负。因此,曹丕发表这一通文学不朽的议论,其实并不是真心倡导文学;曹植贬抑文学,也并不是真正看不起文学。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的看法大相径庭,而骨子眼里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看文学,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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